夜聊

马汉

    夜幕是渐渐地到来的。太阳先是在城西的惠山尖徘徊，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顺着山坡滑入了谷底，开始还在山后半遮半露着脸，后来就索性不见了踪影。落班^①的人拖着疲惫的腿脚回家。看到家门时，他们倦意很浓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候，家庭主妇站在门外扯开嗓门叫自己正在外疯玩的孩子回家吃晚饭。

    夜色如砚台上磨的墨，愈来愈深浓了。热腾腾的饭菜，是不管贫富，家庭主妇必须在劳累了一天的男主人踏进家门就该端上桌的。不论荤素、不论可口与否，男人和一家老小均以风卷残云式的作业态度表现出对饭菜的赞许，同时也是对主妇劳动成果的褒奖。一些赶早的人，就在此刻叩门或根本不敲门就推门闯了进来。来者往往站着，掠过吃饭者的后背打量饭桌上的阵容，对饭菜加以点评，因此，那时候邻居之间是难有隐私可言的，每家的家底彼此都很了解。

    这样，只能算是夜聊的前奏，真正的夜聊要待主妇收拾完桌面和灶台后才开始。女主人端着一锅洗碗水开门要泼在门口的窨井里。门一开，一方光波首先倾倒在屋外的黑暗里。就见有幢幢黑影仿佛作蛾子趋光运动一般地过来，探头探脑的，见屋里有男主人在，且空闲着，就进了门去。这时进屋的，八仙桌旁的长凳和骨排凳是空着的，自然也就在桌旁坐下来了。从新近发生在小城中的稀奇事说起，由此及彼，话题不断扩大。透出门缝的光线和声波，吸引着吃罢晚饭从家中出来寻热闹的人。他们试探着推开门，一屋子正热烈说笑着的人立即静下来，扭头打量是谁来了。借着昏黄的灯光看清来者是谁了，欢呼般发出迎接的声浪。先到的在长凳上挪动一下屁股腾出空间，好让后来者坐下。后来者一边坐下，一边说着：闹猛闹猛^② ， 老远就听到这边热闹。先到者拾起原来的话题，继续论说。后来者听了一会听出名堂了，才插嘴。也有因为后来者的到来而改变了话题的，话题是与后来者有关的，或是后来者扯到的。这样，不断前来的参与者会不断带来新的话题，使夜聊永远充满新鲜话题。也有因为一个新来者的到来，使原先坐着的某人想起离家时间不短了，该回去了，嘴里说着前客让后客，就起身让座。当然这里面有的是两者或者两者的家庭曾有过节的，见一方来了就急于撤退，自然会寻找一个退场的借口。在场人也都心照不宣。

    被选作聊天场所的人家，必是主人性格开朗、随和，有较好的人缘；房屋敞亮，进出方便。常聚集聊天人群的所在，有福根家里和我家。福根家是开楦头店的。他夫妻俩都生性厚道，因而他家常被选作聊天场所。

    我家的客堂间是和邻家合用的，又常有住在屋后的人把我家当过道去河边清洗，这样我家的客堂间基本没了私密性，很合适串门。加上我母亲总是默默微笑着接纳各家邻居的到来，我家就自然也成了适宜的夜聊场所。每到黄昏，总是邻家在技工学校当教师的小儿子宝泉先揭开夜聊的序幕。他斜跨在木扶梯的台阶上，靠着本色的木板壁和我家讲他的见识。这时邻居陆续地来了。人少时邻居还文文静静地说话，人多了，就会发“人来疯”。有时屋里正热闹着，小老鼠也会探头探脑出来趁闹猛。我几次看到它乌黑发亮的眼眸，水汪汪地好奇地看着人们。我一吼，它赶紧一缩头闪电般地逃走。

    在我家的夜聊，总是被我父亲的归来画上句号。父亲每天起早摸黑地上班，落班也是极晚。母亲端出热饭菜，又给父亲倒上一盅药酒，父亲微笑着坐下享用这些。邻居嬉笑说，劳动模范回来了。父亲也只是一笑，并不做出任何言语的回应。父亲的回来让他们记起时辰不早了，就纷纷起身告辞。

    母亲送客出去。开了门，才发觉屋外是一地银光闪闪的月色。邻居们抬头看看月亮，相互说着话算是道晚安：今晚又是一轮亮月哇！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注】①落班：无锡方言，下班。②闹猛：方言，热闹。

命根子

邢根民

    宏伟下班后回到家，发现老爸不见了。他到每个房间喊了几声，仍不见老爸的身影，心里一慌，老爸又跑丢了！

    这些天让他头疼的事就是老爸一个劲跑丢。

    第一次跑丢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老爸早早起床，坐在床沿上发呆。因为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在他家装修一新的单元楼里还不习惯，可能是怕宏伟和媳妇瞪白眼，他不敢吸烟。要是往常在家，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美美地吸上一锅子旱烟，几十年的习惯突然一改，让他很不适应，感觉自己就像关进笼子里的鸟，能不憋屈吗？所以，那天早上老爸没打招呼，悄悄乘着电梯，从十七层高楼落到了地面上，他心里才踏实了。

    而宏伟上班前发现老爸的房间没人，以为老爸下楼去公园锻炼了，就没在意。中午吃饭时还没见老爸，问媳妇，也不知道。这下他急了，顾不得吃午饭，和媳妇分头去公园、广场、商店来回找，几经周折，还是在火车站广场找到的。宏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跑到老爸跟前说，爸，你走了也不说声，让我们都快急死了。老爸脸色阴沉，情绪很平静，我要回家，城里不适应。你帮我买张回家的车票吧！

    第二次，老爸是跑丢在长途公共汽车站，拿着车票上长途汽车了，让宏伟看见了。这次宏伟生气了，爸，人家都往城里跑，你却偏要回乡下，乡下有啥好的，你干嘛非要回去？老爸坐在车上不下来，也不理儿子，任宏伟和媳妇一番好劝，就是不听。

    那次，老爸在乡下还没待几天，就被宏伟再次请到城里。他实在不放心把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孤零零丢在家里。这一次，宏伟满足了老爸一个条件：不干涉老爸任何行为。

    老爸能再次进城，还有一大诱惑，那就是宏伟把儿子贝贝上幼儿园的差事交给了老爸，这下可把老爸高兴死了。每天接送小孙子时，一路上都能听小孙子用稚嫩的童音给他说幼儿园里的新鲜事。今天老师表扬他听话，昨天老师让小捣蛋鬼罚站了，每天都有听不完的新鲜事，老爷子听得两眼一眯，胡子直往上翘。

    按说，有了小孙子的诱惑，老爸应该不会再想着回乡下了，可这次还是……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宏伟一大早开车，带着儿子回一百多公里外的乡下。

    宏伟的老家在黄土沟壑里，以前村边那条细细的河流如今早已干涸，吃水都要去几里外的小河里拉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者进城做生意了，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小孩和不识字的妇女。车子开到村头，宏伟看到往日绿油油的坡地如今只剩下裸露的黄土，就连挣扎在半坡上的几棵树木也孤零零地干枯了。正是春夏之交的播种时节，却难以发现往日家乡男女老少忙着播种的情景。

    管他呢，反正自己开着小厂子，和媳妇一年收入也不少，比种庄稼不知要好多少倍。宏伟暗自庆幸自己当年走南闯北做生意，如今虽快三十，但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什么都不愁了。两个姐姐也都迁到了城里，老妈去年走了之后，他就直接把老爸接到了城里享清福，也算尽一点孝道。谁知，老爸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放着舒坦的城里日子不过，非要三番五次往乡下跑，他想不通，这荒山野岭的土塬上有啥好迷恋的。

    到家了。宏伟抱着儿子走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惊住了：老爸穿着十多年前下地干活的那件土里土气的粗布衣裳，头戴一顶已经褪色的破旧草帽，裤腿和袖子挽得老高，在院子里的一片平整好的土地上播种花生，身后还堆着半袋子土豆种。

    听到脚步声，老爸抬起头，汗珠子从长长的眉毛上滚落下来。他脸上绽放着孩子般的笑容，

    对小孙子说，贝贝，爷爷给你种花生和土豆，再种点黄瓜、茄子、西红柿，保管比城里买的好吃，爷爷给你送去。

    爸，你这是干啥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种地？宏伟不解老爸咋就这么会折腾。儿子，你给我听着，咱是庄稼人，庄稼就是咱的命根子，啥时候都不能丢。老爸低下头，在脚下的土壤里撒下一粒种子。

责任

程宪涛

    在东北一些地方，除逢年或喜事燃放鞭炮，还给离任领导放鞭炮。这是“欢送”领导离职，是对领导未尽职责的诅咒。离职者都会经历这一关。

    吴畏明天离职，上级在调职谈话时，拍了吴畏的肩膀说：“今年是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你恰巧今年调动，有足够的信心吗？”吴畏不敢说有或没有，只觉压力更大，甚至生出几分惶恐。

    电厂成立50多年，管理层换了多少届，没有几人记得清楚。任职者一届职满，都心怀忐忑，唯恐听见鞭炮噼啪声。

    某任领导到异地赴任。迎接的人欢天喜地，送行的人兴高采烈。领导的脸如向日葵，对属下们持续绽放。身着工装的员工们，站在马路的两侧。两根竹竿立起来，两挂鞭炮挑起来。众人愣怔的片刻，鞭炮轰然爆开，陪同的人四散弃逃，领导灿烂的笑容枯萎成瑟缩的叶子。小车仓皇挤出人群逃出小镇。

    知耻近乎勇。几届继任者，为官清廉发奋，突破发电纪录，实现辅业剥离，完成企业化改制……但是，历史轮回，又有继任者中枪。

    某任老总颇自知，离职前谎称八点离厂，却在凌晨五点钻进小车启程。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料刚转过街口，赫然看到，鞭炮蜿蜒，犹如几条红色的蛇，转眼间火信子喷吐。寂静的清晨，爆竹声格外刺耳。领导心脏病突发，再没有站起来。

    俩领导其后两年，相继被“双规”。任职期间种种丑闻，被赤裸裸扒出，成为员工闲暇时的谈资。

    吴畏心里没有底，他穿衣下床，拿起手电筒，戴上安全帽。这是他三年来形成的习惯，每天到厂子内巡查。三年前，吴畏第一次巡查时，值班室中一片狼藉，运行人员一个酒气熏天，两个在睡大觉，三个在斗地主……还有缺岗。吴畏立刻把班长、值长、主任及主管安会、生产的副总找来，自己坐在缺岗位置上，这些人在旁林立。早会上，班长、主任被免职，分管领导被谈话处分。

    一切都需要改变。

    正值设备检修关键期，检修主任提前一小时，早晨七点到达现场，他看见吴畏在现场。次日六点半到现场，他看见吴畏在现场。第三日六点到现场，他依然见吴畏在现场。主任问：“吴总几点来的？”吴畏答：“比你提前半小时！”主任说：“今晚，我住在检修现场！”那一年的机组大修，实现了有史以来首次全优。

    无垠的天幕上，星光挥映；运行值班空内，机器浅声低唱。值班人员各司其职，目光在仪表上流动。这是一个普通的凌晨。吴畏流连在新建机组外，这是老厂的希望工程。远方山中，有在建的垃圾屯站，新型绿色能源基地……

    但是，依然有那么多遗憾，断掉了员工福利用水，停掉了家属免费用电，学校和物业社会化……那么多的责难、掣肘，还有骂娘、唾沫……改革中不间断有阵痛。

    吴畏告诉办公室主任，早七点启程，办公室主任似乎明白了，问吴畏怎么走。吴畏道：“步行。”主任说：“我知道一条小路，不会被人发现。”吴畏说：“我走大道，你把车开到小镇口。”主任说：“都知道你今天离厂，万一出现状况咋办？”吴畏道：“这是最好的检阅！”

    清晨七点十分，吴畏出现在小镇街口。吴畏看见聚集的员工，穿着整齐的工装。几十挂挑起的鞭炮形成红色的海洋。办公室主任有了惊恐慌乱，他拉一下吴畏的衣袖：“咱们坐车走吧！”吴畏走向人群，人群散开一条路。吴畏走进人群。一位老员工犹豫着，手伸出去又缩回，再次试探着伸出，吴畏拉住那双粗糙的手，更多的手伸过来……

    吴畏走出人群很远。没有爆竹炸响。身后忽然有人嘁：“吴总！”吴畏扭头回望。员工指着鞭炮阵，问：“你怕吗？”吴畏大声回应道：“怕！”人群轰的一声笑了，都是十分开心的模样，就像清晨的阳光。

    那员工高声道：“这是准备过年放的摆出来让你看看，今年是个好年头！”

    吴畏的眼眶一紧，用力地点了点头。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磨面的老王

杨振声

    一个伏天的午后，午饭刚过，满地都是树荫，一丝风也不动，好像大地停止了呼吸，沉闷得很。一团炎炎赤日，很庄严地在长空中缓缓渡过，这个世界像被它融化了，寂静得可怕。在一个花园东北角上，立着两间茅草的破房，从腐烂的窗格中间，滚出一阵阵隆隆的磨音。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那里磨面，黄色的脸皮上有着一缕一缕的汗纹，一条蓝布裤子露出膝骨来，被汗洗透，都贴在腿上。他十几岁就失去父母，雇于人家磨面。除了对门李家的花狗儿时常跑来看看他，对他摇摇尾巴要点冷饭吃，只有那两片又冷又硬的磨石是他离不开的友伴。

    墙下的日影渐渐长了，树荫下睡醒的老牛，哞哞地唤它的小牛。巢上的小鸦儿伸长了脖子，张着宽大的嘴儿叫老鸦回家。压山的太阳照出半天的红云。老王出了黑魆魆的磨房，拍一拍头发，走到左边的河里把身上洗一洗。坐在河边草地上，看李家的花狗儿和一个黑狗儿扑着石玩。张家的小福儿伸着两只泥手，从一株柳树后面转了出来，一直跑到河边对老王说：

    “妈妈要你磨麦子，你明天有工夫么？”

    “有工夫，明天一早就磨起。”老王回答说。

    那小孩子又眉开眼笑地说道：“妈妈要面给我做巧果子，后天过七月七啦！”说着跑到那两个狗的跟前，抱着那个黑狗的脖子，和两个狗滚作一块儿。爬起来又往北面一个菜园里跑了去，两个狗也跟在后面跑。她口里嚷道：“我叫爸爸吃饭去啦。”不一会儿张老三扛着锄从北面走了过来，福儿在前面跑。她又站住等她爸爸一回，仰着小脸儿问她爸爸几句话，扯着她爸爸的手儿往村西头走去了。

    老王看得出了神：那个小孩子含笑的小脸儿，仿佛有一种魔力，引出人心中很深密的爱。这个景象深深印在老王眼里，使他的脑筋起了特异作用。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顺着脚走回自己屋里，饭也不吃，瞪着眼睛仰卧在炕上不动。

    老王仿佛身在磨房里，但是这回自己不推磨了。一个大驴子给他推磨，他只在一旁忙着加麦子收面。这个长脸的驴子，竖起两个大长耳朵来在磨前飞跑，面落得十分快。他看着自是高兴，忽听身后一声叫道：

    “爸爸，你不去吃饭么？妈妈都预备好啦。”老王回头一看，一个五岁的小孩子站在他的面前。这是他的小孩子，比白天看见的福儿还长得好看些。抱起来亲个嘴，他喜得唇都颤动了。

    “你磨面给我做巧果子么？”小孩子抱着他的脖子问他说。

    “是呀！是呀！做一大串巧果子，好不好？”老王忙着回答说。小孩子喜得张了小嘴笑，露出一口洁白的小牙来。他抱了孩子走回家，他的女人指着桌子说：“快吃吧，等会就冷了。”看见桌子上放着一盘子热气腾腾的黄瓜炖牛肉，刚蒸好的馒头，他觉着腹中饥饿得很。饭吃得香甜极了，却是越吃越觉着饿。小孩子坐在桌子头上，伸出小手来要馒头，又张着小嘴儿要菜吃。他心中说不出来的快乐，泪包着爱的眼光常射在他的小孩子脸上。一阵脚步响，张老三闯了进来，嚷道：“福儿！福儿！我好半天没找到你，你跑到这里来了。”说着抱了小孩子往外就跑。老王吓呆了，急向前来抢，却吓醒了，心里还只是蹦蹦地乱跳。睁开眼屋内漆黑，死沉沉地寂静，只听远远的鸡声和肚子里面咕噜咕噜的声音相答。

    老王瞪了眼，躺着不动。直到窗纸发白了，树上的雀儿噪起来了，他才懒懒地起来，仍旧一转一转地磨他的面。他渐渐地瘦下去了。

    秋天的黄昏，屋角上黄色的夕阳照在草园里一堆堆的落叶上。下面的蟋蟀，唧唧！唧唧！时断时续地叫它的友伴。草屋里的老王已经绝粒几日了。他起初受了风寒，头烧得厉害。后来腰腿都痛起来，他不得不和他那两块又冷又硬的磨石分手了。他躺在床上，也没人送饭他吃，捧水他喝。倒是对门王家的花狗儿有时想起他，跑来打两个转身，见他躺在炕上，把两只前爪子搭在炕沿上，摇摇尾巴，对他汪汪地叫两声就跑了。他一阵一阵地发昏。忽觉屋内放了光明，他看见他的驴子在那里推磨，他的老婆在那里做饭，他的小孩子在草园里玩，很可爱的小脸对他笑着，伸出小手来招呼他，他也笑着跑向他的小孩去了。

荣军鞋铺

石钟山

老兵姓吴，一只脚是跛的。吴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只跛脚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纪念。

那一年，军营正门口，马路对面，多了一个修鞋铺，起名“荣军鞋铺”，吴老兵便成了这家鞋铺的主人。店内店外就他一个人，戴着一副花镜，低着头，有一缕花白的头发从额头滑下来，认真又执着地修理堆在眼前的鞋。

鞋大都是对面军营里的军官送来的，那些年部队上只有军官才发皮鞋，4年一双，军官们对鞋都很仔细。有时鞋刚发下来，为了防止鞋底磨损，都来他这里钉掌儿。钉了掌儿的皮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不仅有声有色，后背也挺得格外直。

荣军鞋铺的窗子上立了块纸壳，纸壳上标明了钉鞋掌的价格，后掌儿两角，前掌儿七角。春夏秋冬，吴老兵把鞋摊摆在门外，身上系了条黑色围裙，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地钉鞋掌。

午休或傍晚，是荣军鞋铺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军人从军营大门里走出来，轻车熟路地来到吴老兵的鞋铺，把鞋放下，亲切地叫一声：“吴师傅，鞋放这了。”这时，吴老兵会半仰起头，交代一句：“把名字写好。”

凡是来过荣军鞋铺的人都知道，吴师傅有个习惯，总会让来人用纸条把钉鞋人的名字写上，放在鞋窠里，这样不会拿乱。

从大院出来的军官们，有时放下鞋并不急着走，而是立在鞋摊前和吴老兵聊一会儿。久了，便知道修鞋的吴师傅是名老兵，而且参过战。聊到兴致处，吴老兵会说几句当年去朝鲜参战的事，他话不多，三言两语后总是适时打住。军官们把吴老兵的故事连缀起来，慢慢地把吴老兵的经历铺展开来——吴老兵叫吴先发，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脚就是在第四次战役中受的伤。回国后，他在锅炉厂上班，退休了，就搞起这个鞋摊。

青年军官们连缀起吴老兵的经历后都啧着嘴，眼神里多了崇敬。再称呼吴师傅时，有的叫班长，有的叫老兵，也有人仍称吴师傅。

吴老兵总是在每晚军营响起音乐时收摊。不用问，此时是九点四十，他知道，再过二十分钟，军营的熄灯号就该吹响了。他把摆在门口的工具，还没来得及修的鞋拿到鞋铺里，用一把铁锁把门锁了，推起立在一旁的自行车，跛着脚上车，影子便遁到了暗夜里。有一天吴老兵来到鞋铺门前，像往常一样开门、搬出工具，却猛然发现了异样，抬眼向对面的军营望去，军营安静得出奇。一夜之间，军营里的军人开拔了。那阵子，电视、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都是南部战事（对越反击战）。

吴老兵有个收音机，就放在摊位前，他不仅把音量调到最大，还要竖起耳朵来倾听。手里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并不收摊，仍旧坐在那儿，跟前只有收音机陪伴着他。日子忽悠一下，三个月过去了。他在一天早晨来到鞋摊前，军营突然又热闹起来，又听到了熟悉的军号，还有士兵列队走过的声音。

吴老兵的脸色又活泛起来。这时，军营里有两个军官直奔他的鞋摊而来，报上姓名，他很快在那一排修好的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鞋，庄重地递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又有一些军官陆续来取自己的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却发现还有十双鞋没人认领。他从鞋窠里把纸条掏出来，姓名清晰，他找了一块比较大的纸壳，依次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立在摊位显眼的地方，希望鞋的主人早点来把它们取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十双鞋仍没人来认领。一天，团长来了，站在纸壳前依次把那些名字看了，叹了口气，说：“吴师傅，他们都成了烈士。”说完弯下身子把纸壳反转过来。团长他认识，当营长时就到他这儿来钉鞋。他死死盯着团长的脸，虽然已有预感，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团长又看了眼玻璃窗后那十双摆放整齐的鞋，说：“鞋就放这儿吧，权当留个念想。”

团长走了，他的目光久久收不回来。

从此，每天打开鞋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擦拭那十双鞋，然后把它们又庄重地摆到原处，像展览橱窗。更多时候，他的眼睛先是盯着那没人认领的鞋，随后，眼神定在某一处。

偶然的一天，有两个军官在鞋摊前说起要去南方某省新建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仪式……后来军官走了，他的心也不在了，眼神飘飘地定在天边的某一个地方。

后来，儿子成了他的徒弟。鞋摊前一老一少，叮叮当当的钉鞋声，像二重奏。儿子三十几岁，胡茬儿硬硬地扎在脸上的样子，很硬朗，但修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这是父亲要求的。

又过了些时日，鞋摊前突然少了父亲。

南方某省的烈士陵园来了一个老人，背着包袱，不时停下来，从鞋窠里拿出纸条在碑上查对着名字，终于对上一个，他把鞋摆放在烈士墓前，冲着那墓说：李大生排长，鞋给你送来了。穿上鞋，脚不冷。

十双鞋，他找了三处墓地，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一双双摆好，敬礼。两个月后，他又回到鞋摊前，儿子修鞋的手艺已经很熟练了，他能腾出空来发呆了。他经常抬起眼，望着远处的天际，一望就是半晌，嘴里一遍遍唠叨着：把鞋穿好……

孩子的讲演

萧红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月亮行走在山西的某一座城上。

这是一个欢迎会，出席的有五六百人，站着的，坐着的，还有挤在窗台上的。被欢迎的宾客是一个战地服务团。

第一个上来的是个花胡子，两只手扶着台子的边沿，好像山羊一样，他垂着头讲话。

“告诉我！笑什么……笑什么……”孩子王根拉住了他旁边的女同志，摇着她的胳臂。“笑他滑稽，笑他那样子。”那女同志一边用手按住嘴，一边告诉那孩子。那孩子起来看看，他是这大厅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没看见什么，就把手里剥好的花生来放在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拍着那又黑又厚的小手掌。接着又去吃落花生，吃别的果子，吃一些混着沙土的点心和芝麻。

讲演者一个接着一个，不知道是谁提议叫王根也走上讲台。

王根发烧了，立刻停止吃东西，血管里的血液开始不平凡地流动起来。他也并不是恐惧，因为这地方人多，又都是会讲演的，他想他特别要说得好一点。

于是王根站上了自己的木凳。

人们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他的小脸一边圆圆的红着一块，穿着短小的、好像小兵似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小军帽。他一站上木凳，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帽沿前行着军人的敬礼。他还没开口，人们就禁不住笑了起来。

“你也会讲演吗？你这孩子……你这小东西……”人们都用这种眼光看着他，并且张着嘴，好像要吃了他。他全身都热起来了。

王根刚一开始，就听到周围哄哄的笑声，他把自己检点了一下：“是不是说错啦？”因为他一直还没有开口，他证明自己没有说错，于是，接着说下去，他说他家在赵城……

“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

又当勤务，又唱莲花落，不但没有人笑，不知为什么反而平静下去，大厅中人们的呼吸如游丝般轻微。人们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过人头而投视着窗外。站在后边的那一堆人，就像木刻图上所刻的一样，笨重，粗糙。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

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它和每年的春天一样 ， 但是 ， 今夜 ， 它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做了一个伟大的听众。

小讲演者虽然站在凳子上，并不比人高出多少。

“父亲让我回家，我不回家，让我回家，我……我不回家……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就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

他听到四边有猛烈的鼓掌的声音；向他湖水似的涌来，他就心慌起来，他想他的讲演还没有完，人们为什么鼓掌？或者是说错了！不是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加上吗？他特别用力镇定自己。

“我当了勤务……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我……我……”

人们接着掌声，就来了笑声，笑声又接着掌声。王根说不下去了。他想一定是自己出了笑话，想马上发现出自己的弱点以便即刻纠正。但是不成，他只能在讲完之后，才能检点出来，或者是衣服的不齐整，或者是自己的呆样子。他不能理解这笑是人们对他多大的爱悦。

“讲下去呀！王根，讲下去！”他本团的同志喊着他。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他就像喝过酒的孩子，从木凳上跌落下来一样。他的跟泪已经浸上了睫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自己是在做什么。

人们的笑声更不可制止，他哭了。

王根想：这讲演是失败了，完了，光荣在他完全变成了懊悔，而且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光荣。他没有勇气再作第三次的修正，他要从木凳上下来。他刚一开始弯曲他的膝盖，就听到人们向他呼喊：“讲得好，别哭啊……再讲再讲……”

其余的别的安慰他的话，他就听不见了。他觉得这都是嘲笑。于是更感到自己的耻辱，更感到不可逃，他便跌到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怀里大哭起来。

这天晚上的欢迎会，一直继续到半夜。

王根再也不吃摆在他面前的糖果了。他把头压在来边上，就像小牛把头撞在栏橱上那么粗蛮，他手里握着一个红色上面带着黄点的山楂。那山楂就像用热水洗过的一样，当用手抹着眼泪的时候，那小果子就在手心里冒着气。

这欢迎会开过了，就被人们忘记了，若不去想，就像没有这么回事存在过。

可是在王根，一个礼拜之内，他常常从夜梦里边坐起来。但永远梦到他讲演，并且每次讲到他当勤务的地方，就讲不下去了。于是他想逃走，可是总逃不了，于是他叫喊着醒来了。和他同屋睡觉的另外两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小勤务的鼾声，证明了他自己也和别人一样地在睡，而不是在讲演。

但是那害怕的情绪，使他在小床上缩做了一个团子，就仿佛在家里的时候，为着夜梦所恐惧缩在母亲身边一样。“妈妈……”这是他往日自己做孩子时候的呼喊。

现在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

1938年10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