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印

刘建超

    两军对峙。

    相距数里，看得见旌旗猎猎，听得见战马嘶鸣、鼓乐号角。

    将军以两万壮士对阵敌方十万大军。

    大帐外，两方叫阵的吼声排山倒海般雄壮；朔风劲吹，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帐内，残烛下，将军屏气凝神，专心致志伏案涂墨，仿佛近在咫尺的恶战与己无关。

    士兵来报——敌军距我五里路遥！

    士兵又报——敌军距我两里路遥！

    将军从容点完最后一笔，落下款，按上自己的玉印：“两军交战，总要有个见面礼。替我送与对方元帅。”

    黑脸卫士绝尘而去，直奔对方大营。

    元帅接过士兵呈上的“战书”，展开观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是一幅画。画面上是两匹鬃毛挺立、四蹄腾空、呼啸而至的骏马。那骏马露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咄咄逼人的霸气。画面上墨迹已干，唯战马的双眼墨迹如珠、晶莹剔透，在烛光下熠熠发光，寒气逼人。大战之前，能心神不乱画出如此气势的骏马的将军绝非等闲之辈，此将军手下的壮士定是视死如归、以一当十的精卒骁将。元帅收起画，下令撤兵。．．．

    将军一画退十万敌兵，传为佳话。将军的画身价陡增，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

    将军作画，总是在战前之时，在刀戟闪亮、战马嘶鸣中完成，画面永远是千姿百态的骏马。南征北战，转战千里，将军的画散留在大江南北。

    一日，搏杀阵中，将军被冷箭射中左眼，跌下马来。将军的黑脸卫士拼死厮杀，从刀口下救出将军，自己失去一条臂膀。将军抚着卫士空空的袖管，说：“你可以提出任何要求。”黑脸卫士说：“跟随将军征战十年，战役上千，只求将军伤愈后，能给我画一幅骏马图。”

    将军说：“我会送你一幅最好的。”

    将军伤愈，战事平息，将军解甲归田，过着乡野隐士的生活。没有了战火硝烟，将军再也画不出骏马了，索性封笔。

    数年后，将军旧疾复发，双目失明。

    将军的画作价格猛涨。而伪作也趁机泛滥，鱼目混珠。将军当年战场作画，大多都没有盖印。有得到将军画作的人，就登门请将军辨别真赝。将军虽然双目失明，却能凭双手摸出画的真伪。尤其是骏马的眼睛，将军只一搭手就能验出真假。真的，补盖上自己的一方玉印；假的，便付入灶膛。得将军印者乃真迹。一时间，能得一枚将军印成了收藏者梦寐以求的事。

    一日，一后生求见，拿出一幅骏马图请将军鉴别。病榻上的将军只搭手一摸，便递于身边仆人，仆人接过画就要往灶膛里放，后生急呼：“且慢，且慢。将军可知请求鉴画者是何方人士？”

    将军说：“何方人士与我鉴画真假有何关系？”

    后生说：“我父亲就是曾伴随将军征战的黑脸卫士。”

    将军身子一颤：“你父亲现在可好？”

    后生哭道：“我父现已重病在身，可他念念不忘将军。他说将军曾答应赠他一幅骏马图。我知道将军早已封笔多年，已不能再作画了。为了了却父亲的心愿，我只得购此赝品，只求将军能网开一面，盖上将军印，我也好回去告慰父亲。”

    将军长叹一声：“也罢，你三天后来取此画。”

    将军喝退家人，三日不食不寐，闭紧屋门。

    三日过后，后生上门，将军将一画轴递于后生，说：“一定要带给你父亲。”

    后生接过画轴，叩首拜谢，告别将军。走在集市上，后生好生纳闷，难道将军真的为父亲画了一幅骏马图不成？难道将军双目失明也能作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后生忍不住打开了画轴，他吃了一惊：还是自己拿去的那张画，画的上方被写了个大大的“赝”字，旁边还盖有一枚铜钱大的红印。书生顿觉眼前一黑，忍不住放声痛哭。

    一富商经过，见后生，问起缘故，看了后生手中之画，愿出50两白银购之。后生欣喜，接过白银忍不住问：“一幅赝品，先生何以出50两白银？”

    富商说道：“此画是赝品，但上面所题的‘赝’字确是将军真迹啊。看旁边这枚将军印，定是将军新刻无疑，而印上还有人体纹络，据我判断，这枚印是将军在自己的左手大拇指甲盖上镌刻而成，所用印油是将军指上之血。真赝相对，浑然一体，此画价值连城啊！”

    后生方才醒悟，急匆匆赶往将军家中。

    将军已气绝身亡。

(选自《课外阅读》，有删改)

老鲁

汪曾祺

    有一天，似乎看见校警们所住的房间热闹起来。看看，似乎多了一个人。想，大概是哪个来了从前队伍上的朋友了（学校校警多是退伍的兵）。再过几天，我们在挑菜时看见一个光头瘦长个子穿半旧草绿军服的人也在那里低着头掐灰藿菜的嫩头。走过去，他歪了头似笑不笑地笑了一下。这是一种世故，也不失其淳朴。这个“校警的朋友”有五十岁了，额上一抬眉有细而密的皱纹。看他摘菜，极其内行，既迅速且准确。我们之中有一位至今对摘菜还未入门，摘苋菜摘了些野茉莉叶子，摘灰菠菜则更不知道什么麻啦蓟啦的都采了，总要别人再给鉴定一番。有时拣不胜拣，觉得麻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哗啦一起倒下锅。这样，在摘菜时每天见面，即心仪神往起来，有点熟了。他不时给我们指点指点，说哪些菜吃得，哪些吃不得。照他说，可吃的简直太多了。这人是一部活的《救荒本草》！他打着一嘴山东话，说话神情和所用字眼都很有趣。

    后来，大家都称呼他为老鲁。不久，老鲁即由一个姓刘的旧校警领着见了校长，在校警队补了一个名字。校长说：“饷是一两个月发不出来的哩。”老鲁说不要紧的，只想清清静静地住下，在队伍上时间久了，不想干了，能吃一口这样的饭就行。老鲁名为校警，其实做了本来是工友所做的事。他每天必做的事是挑水。

    每年春末夏初，几乎全校都要泻一次肚，泻肚的同时，大家的眼睛又必一起通红发痒。是水的关系。

    这村子叫观音寺。昆明春天不下雨，是风季，或称干季，灰沙很大。黄土坡尤其厉害。我们穿的衣服，在家里看看还过得去。一进城就觉得脏得一塌糊涂。你即使新换了衣服进城，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头发总是黄的！学校附近没有河，也没有井，我们食用的水只能从两处挑来：一个是前面胡萝卜田地里的一口塘；一个是后面山顶上的一个“龙潭”。龙潭，那也是一口塘，想是下面有泉水冒上来，故终年盈满，水清可鉴。在龙泉边坐一坐，便觉得水气沁人，眼目明爽。如果从山上龙潭里挑水来吃，自然极好。但是，我们平日饮用、炊煮、漱口、洗面的水其实都是田地里的塘水。塘水是雨水所潴积，大小虽不止半亩，但并无源头，乃是死水，照一学生物的同学的说法：浮游生物很多。他去舀了一杯水，放在显微镜下，只见革履虫、阿米巴来来往往，十分活跃。向学校抗议呀！是的。找事务主任。主任说：“我是管事务的，我也是×××呀！”这意思是说，他也是一个人，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他跟由校警转业的工友三番两次说：“上山挑！”没用。说一次，上山挑两天；第三天，仍旧是塘水。你不能看着他，不能每次都跟着击。实在的，上山路远，路又不好走。也难怪，我们有时去散散步，来回一趟，还怪累的，何况挑了一担水乎？教员们呢，不到眼红肚泻时也想不起这码事。等想起来，则已经红都红了，泻都泻了。自从老鲁来了，情况才有所改变。老鲁到山上、田里两处都看了看，说底下那个水“要不的”。——老鲁的专职是挑水。全校三百人连吃带用的水由他一个人挑，真也够瞧的。老鲁天一模糊亮就起来，来回不停地挑。一担四桶。水挑回来，还得劈柴。劈了柴，一个人关在茶炉间里烧。自此，我们之间竟有人要了茶叶，泡起茶来了！因为水实在太方便。老鲁提了一个很大的铅铁水壶，挨着个儿往各个房间里送，一天送三次。

    老鲁来了，我们且问问他：

    “老鲁，你累不累？”

    “累什么，我的精神是顶年幼儿的来！”

    这个“顶年幼儿的”，好新鲜的词！老鲁身体很好。他并不高大，但很结实。他不是像一个运动员那样浑身都是练出采的腱子肉，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力气呢？老鲁是从沙土里长起来的一棵枣树。说像枣树好像不大合适。然而像什么呢？得，就是枣树！

    寒假以后，学校搬了家，从观音寺搬到白马庙。我是跟老鲁坐一个马车去的。老鲁早已到那边看过，远远的就指给我们看：“那边，树郁郁的，哎，是了，就是那儿！”老鲁好像很喜欢，很兴奋。原因是“那边有一口大井，就在开水炉子旁边，方便！”

    自从学校迁到白马庙，我不在学校里住，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除了上课，很少到学校来，下了课，就回宿舍了。对老鲁的情况就不大了解了。

    一九四五年写，在昆明白马庙。

八点档

吴念真（台湾）

    直到他医学院毕业、当完兵，然后进入著名的教学医院当第一年住院医师，并且把第一个月薪水拿给她之前，他从没看过母亲的笑容。

    他记得那天母亲很认真地看着薪水袋，好久好久之后才自言自语地说：“人家说我这么拖磨，总有一日会出头天……，他们都不知道，最悲哀的是你，我是在等你出头天。”

    他没父亲，没兄弟姊妹，跟妈妈同姓，身分证父亲那一栏之前始终写着“不详”，后来才改成空白。从小到大他从不曾像电影或电视里演的那样，在某个年纪时会问母亲：“我为什么没爸爸？”

    他说不懂事的时候不知道要问，到懂事的时候则根本不敢问。

    小学的时候，母亲每天得帮三户人家洗衣兼打扫，至于下午的时间，他记得母亲曾经卖过臭豆腐、炸粿、蚵仔面线等，而且放学时刻就会把摊子推到学校附近来卖给学生，所以一下课他就必须赶过去帮忙，生意高峰过后他就在摊子旁边写功课，直到卖完为止，没卖完的母子俩当晚餐自己吃。

    每当几个特定的孩子走过摊子前面，母亲总会小声问他：“你考试有没有赢他？”无论他的答案是有或没有，母亲接下来的话永远是：“人家的爸爸不是有钱就是在做官，你爸爸是死在路边被狗拖，如果你连读书都赢不了人，那你以后就准备去帮他们做奴才倒尿桶！”

    后来洗衣机方便了，摆摊子也常被警察抓，母亲只好转业，去一家当时开始流行的地下酒家当内侍，那时候他已经念高中。

    他的便当和晚餐换成母亲从酒家带回来的剩菜，比起小学时代不仅花样多，而且豪华又丰盛，蹄筋、龙虾、鲍鱼、鱼翅不稀奇，他说：“甚至还经常吃到里头附送的牙签、酒瓶盖和烟头。”

    考上第一志愿医科的那一年春节，母亲终于带他回中部的老家“返外家”，听到母亲以那种故作卑微的语气，跟几个脸上没什么表情的阿姨和低头抽闷烟的舅舅们说：“没想到这个从小被我用馊水养大的孩子也会考到医生！”

    回来的火车上，他终于鼓起勇气问母亲：“你少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

    没想到母亲闭着眼睛装睡，很久很久之后才说：“免问啦，看电视就知道啦，我的故事……连续剧常常在扮。”

    几年后他的小阿姨心脏开刀，成了他的病人，查房的时候偷偷问她母亲的遭遇，没想到阿姨也同样说：“现在想想……，很像八点档的连续剧。”

    他说自己想像过无数次，原本以为会曲折离奇、悲情万分的故事，经阿姨一讲果然老套又无趣：母亲小学毕业后先在家乡的裁缝店当学徒，之后也没跟家里讲，自己偷跑到台北，介绍所帮她找到一个带小孩的工作，谁知道没多久却被这家人的大儿子侮辱了，人家是当官的人，给钱了事可以谈，其他打死不认帐，外公和舅舅们无力对外，只会骂母亲贱，母亲从此一去不回，带着小孩自力更生。

    就这样。

    “不过，结局还不错。”他说。

    两三年前一个夜晚，他被紧急叫进开刀房，救回一个知名官员的命，忙了一整夜，第二天他还主持记者会，跟媒体讲病况。

    当他累歪歪地回到家，听见母亲在房里叫他。他走过去，却发现门锁着，他敲敲门，隔了好久之后，他才听见母亲说：“我没事，免烦恼……我是说……我前辈子一定欠那个xxx非常多……让他侮辱没关系，还要这么辛苦替他养儿子，来……来……救他那条狗命！”

葛市长家的草莓

    “知道不？这次人代会上，老葛转正了！”方凯来电话，话里话外都透着开心，仿佛A市新提拔的市长不是葛亚楼，而是他方凯。

    “真的？那咱可得借机‘宰’他一回。”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在人脉为王的今天，有个有实权的官同学，后面的省略号就太多了。

    不过，我心里也有点儿酸酸的。作为大学里上下铺的兄弟，我们三个当年一个起跑线，只不过毕业时拼爹，我和方凯因此留城，葛亚楼被完璧归赵。当时听说他进了最基层的镇政府，干了最基层的秘书工作，没想到十年打拼，人家浮上来了，我们却依旧原地踏步。

    领导的电话，一个字，忙！多次占线，终于打进去时，葛亚楼语气中透着一份惊喜：“尖子？老K？有日子不见了。什么？请客？好说，好说！嗳，下什么饭店！家里去，你嫂子这两年厨艺见长，来尝尝她的糖醋鲤鱼。”

    葛亚楼还像当年一样，亲亲的。方凯大大咧咧地称他“老葛”，我则恭恭敬敬地称他“葛市长”。

    “什么长不长的，还是叫我‘楼子’吧！”葛亚楼重新翻出了那个打着时光烙印的雅号。我和方凯“哈哈哈”地笑起来。

    周末，我们去了一个很普通的小区，葛亚楼住在那里。我们把车停好，正要上楼时，一个人骑着一辆旧“飞鸽”叮儿当地过来。咦，那不是我们的大市长吗？他把车锁好，从车筐里掏出一瓶干红葡萄酒，冲着我笑：“尖子不喝白酒，我差点儿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他真是细心！我的心一暖，贴身衣兜里装的东西就有点儿硌得慌。那是一枚价格不菲的祖母绿戒指，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

    “老葛，这些琐事，还用你亲力亲为？还有啊，现成的‘红旗’不用，骑这辆破‘飞鸽’。知道的，你艰苦朴素惯了；不知道的，人家不说你作秀吗？”方凯竹筒倒豆子，还是当年那个直筒子脾气。

    葛亚楼挠挠头：“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么多。这车子还是我妈留下的，一直不舍得扔，偶尔搬出来骑骑，活动活动筋骨，挺好的！”

    进了门，我环顾四周，这套两居室实在简朴至极。葛亚楼看出了我眼里的困惑：“嘿嘿，这房子是小了点儿，不过，住着温馨。市政家属院那边给配了一套，我没要。我和你嫂子舍不得周围这些老邻居，人是群居动物，日久生情啊！”

    市长夫人，是一个贤淑女人，从事幼教工作，在一所幼儿园，陪着那些花儿、朵儿一起成长。她把自己的拿手菜端上桌，笑着说：“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老葛在我耳边没少念叨你弟兄两个。”

    家里的便宴跟饭店就是不一样。阻隔在我们之间的一些鸿沟顿时灰飞烟灭，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青葱岁月，大声地笑着，大口地吃着，大杯地喝着。在这种情景下，我若掏出那枚祖母绿，岂不是太煞风景？

    酒足饭饱，我手插衣兜里，刚要行动，葛亚楼左扯一个，右拽一个，把我们拖到阳台上：“来，来，跟我来，看看我种的草莓！”

    那个不大的阳台上，摆满了黄泥花盆，里面的草莓郁郁葱葱，挂满了果实，红艳艳的。

    市长夫人手脚麻利地摘了一盘草莓，放在茶几上：“两位兄弟，快来吃，咱自家种的，绿色、环保、无污染。”

    “不养花草，种草莓！你这市长，雅兴不小！”方凯讥讽地拍着老葛的肩。

    “别小看这小小的草莓！是它一步步激励着我走到今天。”葛亚楼凝视着手中的一颗草莓，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

    “二十年前，一场瘟疫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带着我和小妹搬到了小城。她租了一间破旧的阁楼，用拾荒的钱，供我们兄妹上学。邻居的孩子吃草莓，不懂事的妹妹也吵着要。那时的草莓要20块钱一斤，对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妹妹大哭了一场，睡着了，母亲也下了楼。母亲再回来时，一头长长的秀发不见了，头发短得如同男人的板寸。她的手里多了两个花盆，两颗草莓苗。她说：‘记着，自己种的草莓最香甜。’那年初夏，那两株草莓开花、结果，我和妹妹吃到了这世上最好吃的水果，同时也将母亲的话铭记在心。”葛亚楼说。

    面对一个喜欢吃自己种的草莓的人，我知道，那枚祖母绿掏出来也是白掏。告别时，葛亚楼握着我和方凯的手说：“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他永远不会知道，那天，他眼神里的那份真诚，是怎样让两个老同学落荒而逃的。

    几年后，班里搞了一次同学聚会。说起副省长葛亚楼，很多同学跟我们一样，吃过葛家的糖醋鲤鱼，尝过葛家的阳台草莓，还听过那段与草莓有关的往事。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雪窗帘迟子建

    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我上车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看上去六十左右，穿灰棉袄，扎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带着一只篮子。她似乎怕别人不小心踢着那篮子，时常地往下望上几眼。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她的自言自语声引得我忍不住想笑。比如她轻声嘀咕：“这荒郊野外的还亮着灯，这不是给鬼照亮的嘛。”这电线杆子可真多啊，隔不远就一个。这电是从哪里走的呢？”

    一个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老女人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千真万确。很快，列车员过来了。她听明了事情原委后，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已经卖给人家了。”“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老女人落下了眼泪，提着篮子来到边座上。她看了一眼那贴着车厢壁立着的座儿，说：“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七仙女的屁股也坐不稳定呀！”她的话引来一片笑声。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一起身就自动立起来了！”老女人把篮子放到窄窄的桌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用手护着那只篮子。一个年轻人叹了口气，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得了。”

    这时从靠近门口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穿驼色毛衣的男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左右了，戴一副老花镜，手中提着一份报纸。他对年轻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行了吗？”

    那年轻人听了老人的话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万一磕碰着怎么办？”

    “我天天早晨都打太极拳，什么毛病都没有，别说爬上铺了，就是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说。

    “那可不行，万一有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借口上厕所，逃之夭夭。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不诚心让铺，装什么好人啊。”说完，回自己的铺位了。有个抱小孩的妇女说：“我带着孩子睡在下铺，可是小孩子离不开我，不认别人，我要是在家，她奶奶搂着她睡都不行。她不认生的话，我就让你和她睡一个铺了。”我犹豫了一下，轻声对她说：“要不你和我睡一个铺，你睡前半宿？”“姑娘，不用你费心了，我能坐着，不就是一宿吗？”先前我还有些紧张，她的话竟使我一阵轻松。我说：“要不我睡前半宿，后半宿你睡？”车厢突然暗了下来。我睡不着，不时地翻身探头看一眼老女人，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样子就像一个用心听讲的学生。我终于在黎明前连续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见她依然把手搭在篮子上，端正地坐着。我不由得心生羞愧。我跳下中铺，对她说：“大娘，到我的铺上休息一会儿吧，篮子我帮您看着。”

    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快到站了，不麻烦你了。”她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喉咙那里热辣辣的，仿佛着了火。

    天色渐渐地亮了。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车窗积满了厚厚的霜雪，仿佛挂了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老女人又开始用指甲去刮霜花了，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刀在割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阵阵疼痛。

    抱小孩的妇女过来了，她对老女人满怀歉意地说：“原想着和孩子早点起来让你去躺躺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这时，又有几个旅客过来让她去自己的铺位躺一会儿。老女人回答大家的话总是一个内容：“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要到站了，不用了。”

    前方就要到青杨树车站了，那是老女人下车的地方。她的腿已经麻木了，走得很迟钝，踉跄着，像是拼尽全力在拖着两条腿走。她挎着的那只篮子，也跟着她踉跄着。

    我坐在老女人坐过的边座上，透过她刮开的那道明净的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站台。她终于下了火车。她把蓝围巾系到头上了，缩着身子在站台上张望着。火车启动了，她的身影很快就被甩在车后，甩在一片苍茫的白雪中，模糊了，不见了。而我所坐的座位，还残存着她的体温，那么的热，可我却觉得周身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

预谋犯

契诃夫

法院审讯官面前，站着一个身材小、消瘦异常的庄稼汉。他穿看花粗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有张鬓须浓重、布满麻点的脸和一双藏在耷拉的浓眉里、让人不易看清的眼睛，露出阴沉而冷漠的表情。一头蓬乱的浓发已很久没有梳理，看上去像一顶帽子，使得他的面容越发显得阴沉。他光着脚。

“丹尼斯!”审讯官说，“你走近一点，回答我的问题。本月七日，铁路看守人阿全福夫沿线巡查时，撞见你正在铁轨上拧固定枕木的螺丝帽。瞧，这就是螺丝帽。他把你同这颗螺丝帽一齐扣下了，是这样吗?”

    “啥？”

    “事情是像阿全福夫说的那样吗?”

“没错，是这样。”

“ 好，那你为什么要拧螺丝帽?”

    “啥?”

“你别‘啥啥啥’的，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拧螺丝帽?”

“要是用不着，俺才不去拧它哩，”丹尼斯斜眼望看天花板，声音嘶哑地说，“俺拿它们做坠子。”

“听着，老乡，你别跟我装糊涂，说正经的!用不着撒谎，扯什么坠子不坠子的!”

“俺一辈子没有撒过慌，这会儿说俺瞎扯……”丹尼斯眨巴着眼睛，嘟囔着，“再说，老爷， 没有坠子能行吗?你若把鱼是装到钓钩上，不加上个坠子，难道它能沉到水底?还说俺瞎扯哩，……”

“你要做坠子尽可以拿铅块，子弹壳……或者钉子什么的……”

“铅块在大路上可找不着，得花钱去买，说到钉子，那不管用。螺丝帽这东西最好不过了……又重，还有个小洞。”

“你装什么糊涂!倒像是昨天才出生的，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难道你不明白，笨脑瓜，拧掉螺丝帽会成什么后果?要不是看守人及时发现，火车就要出轨!许多人就会丧命!你就成了杀人凶手!”

“上帝保佑，可千万别出这种事!老爷，俺干啥要去害人?难道他们不信教，或是什么坏人?谢天谢地，好老爷，俺一辈子没害过一个人，这种念头也没有过……”

“那么依你看，火车是怎么出事的?告诉你：你拧下两三颗螺丝帽，火车就要翻身!你要明白：那些螺丝帽是用来固定铁轨和枕木的。”

    “这个俺们也懂……俺们又不是把所有的螺丝帽都拧下……还留看许多呢……俺们办事也不是不动脑……俺们也懂……”

“去年这地方有一列火车出轨了，”审查官说，“现在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您说啥?”

“我是说，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去年有一列火车出轨……我弄明白了!”

“您念过书，所以才明白事理，俺们的恩人……上帝知道，该让谁明白事理……您刚才评判了一大通，是怎么回事，可那个看守人也是庄稼汉，啥也不懂，就知道一把揪住俺的后脖领，拖着俺就走……你先说出个理来，再拖人也不迟呀!俗话说得好，庄稼人有庄稼人的道理……您再记上一笔，老爷，他还扇俺两个嘴巴子，一拳打在俺胸口上。”

“搜你家的时候，又搜出另外一颗螺丝帽……那颗螺丝帽你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拧下的？”

    “是俺同米特罗凡一块儿拧的。”

    “哪个米特罗凡?”

“就是米特罗凡呗……难道没听说过?他在俺们村编大渔网，卖给老爷们，他需要很多这种螺丝帽。编一张网，估摸着也得十来颗……”

“你听着……刑法规定：凡蓄意破坏铁路，致使该路上行驶中的运输工具发生危险，且肇事者明知该行为的后果——听明白了吗?明知!而你不可能不知道拧掉螺丝帽是什么后果——该肇事者当判处流放并服苦役。”

“当然，您知道的东西多……俺们是无知无识的人，这个俺们哪能弄懂?”

“行了，你住嘴吧……你什么都懂!你就会瞎扯，装糊涂!”

    “俺可以走了吧?”沉默半晌后丹尼斯问道。

“不行。我得把你押起来，再送进班房。”

丹尼斯不再眨眼，抬起浓眉，怀疑地望着审讯官。

“怎么要俺去班房?老爷!可没有这个闲工夫，俺得去赶集。伊戈尔欠俺三卢布的腌猪油钱，俺得去讨回来……”

“住嘴，别碍事。”

“坐班房，要是真做了坏事，去也行啊，可是……，活得好好的……犯什么罪啦?俺又没有偷东西，好像也没跟人打过架……”

    “住嘴!”

“审案子也得有本事，不能胡来……”丹尼斯继续嘟囔，这时两名壮实的士兵押着他走出审讯室，“你哪怕用树条抽我一顿，可得有凭有据，凭良心……”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