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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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

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徐琳玲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疫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咬”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咬”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01931年生于成都，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一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搽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1957年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连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图固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一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_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他热爱着这些有着23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杭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药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帷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一一“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几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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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流沙河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可是不久，他就宣布封笔。述及缘由，他说：“那时候名声很大，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摘自《解放周末》）

②流沙河：我希望我的书能教年轻人爱国。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研究古汉字，不仅因为这是古人留下来的有韵味的、美丽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摘自《解放周末》）

小溪巴赫

肖复兴

    我一直想写一写巴赫。许多次拿起笔，又放下了。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于巴赫，只有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不说一句话。”像我当然要三缄其口了。

    巴赫确实太伟大了，太浩瀚了。他的音乐影响三百年来人们的艺术世界，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以言说，难以描述。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来写巴赫。但我又实在想写巴赫。

    鼓励我写下去的原因，是我偶然间看到一个资料，巴赫(Bach)德文的意思是指小小溪水，涓涓细流却永不停止。似乎这个德文的原意一下子解读开巴赫的一切，我豁然开朗。

我听到的巴赫的第一支乐曲是《勃兰登堡协奏曲》，还只是其中的片段。因为这里面有经威廉汉姆改变而异常动听的《G弦上的咏叹调》。但当时勃兰登堡对它根本不屑一顾，将这支乐曲曲谱的手稿混同在其他曲谱中一起卖掉，一共才卖了36先令。可以说，如果没有1829年门德尔松重新挖掘并亲自演出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恐怕巴赫的音乐到现在为止还只值36个先令。

    但这样说并不准确，如果没有福尔克、门德尔松，还会有别人将巴赫音乐的真实价值挖掘出来告诉世人的。真正有价值的音乐，即使看来弱小得像潺潺的溪流，也是埋没不了的，也不会因时间久远而苍老，相反却能常青常绿。这确实是音乐独具的魅力，它同出土文物不一样，出土文物只能观看，追寻，钩稽，对比，它却能站立起来，用自己的声音塑造起形象来，抖落岁月覆盖在身上的一切仆仆风尘，让人们刮目相看。时间只会为它增值，就像陈年老酒一样，时间和醇厚的味道融为一身，互成正比。

    这就是小溪的意义吧?小溪，涓涓细流，就那样流着，流着，流淌了三百年，还在流着，这条小溪的生命力该有多么旺盛。

    大河可能会有一时的澎湃，浪涛卷起千堆雪。但大河也会有一时的冰封，断流，乃至干涸。小溪不会，小溪永远只是清清的，浅浅地流着，永远不会因为季节和外界的原因而冰封，断流，干涸。我们看不见它，并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的问题：近视，远视，弱视，色盲，白内障，瞎子，或只是俯视浪涛汹涌的大河，或只是愿意眺望飞流三千尺的瀑布，而根本没有注意到小溪的存在罢了。而小溪就在我们的身旁，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脚下。它穿过碎石，草丛，隐没在丛林，山涧，行走在无人能达到连鸟都飞不到的地方。

    在险峻的悬崖上，它照样流淌；在偏僻的角落里，它照样流淌：在阳光月光的照耀下，它照样流淌；在风霜雨雪的袭击下，它照样流淌……小溪的水流量不会肆意狂放，激情万丈得让人震撼，但它让人感动是持久的，不会一曝十寒，不会繁技容易纷纷落，不会无边落木萧萧下，而总是一如既往地水珠细小却清静地往前流淌着。它拥有着巴洛克特有的稳定，匀称，安详，恬静，圣洁，和旷日持久的美。它的美不在于体积而在于它渗透进永恒的心灵和岁月里，就像刻进树木内心的年轮里。它不是一杯烈酒，让你吞下去立刻就烟花般怒放，烈火般燃烧；它只是你的眼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珍珠项链般地挂在你的脖颈上，或悄悄地湿润着你的心房。

    这才是小溪的性格和品格。

    这才是巴赫的性格和品格。

    有人说巴赫伟大，称巴赫为“音乐之父”，说在巴赫以后出现的伟大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滋养。贝多芬，舒曼，利姆斯基一科萨科夫，雷格尔，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

    无数后代音乐家对巴赫无比敬仰和崇拜，甚至专门创作出有关巴赫的主题音乐，以他们钟情的乐器的鸣奏，向巴赫呼唤，表示着对巴赫的敬意。

    听巴赫的音乐，你的眼前永远流淌着这样静谧安详、清澈见底的小溪水。

    在宁静如水的夜晚，巴赫的音乐(那些弥撒曲和管风琴曲)，是孔雀石一样蓝色夜空下的尖顶教堂正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教堂旁不远的地方流淌着九曲回肠、长袖舒卷的小溪水，蜿蜒地流着，流向夜的深处，溪水上面跳跃着教堂寂静而瘦长的影子．跳跃着月光银色的光点……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巴赫的音乐(那些康塔塔和圣母赞歌)是无边的原野，青草茂盛，野花芬芳，暖暖的地气在氤氲地袅袅上升，一群云一样飘逸的白羊，连接着遥远的地平线。从朦朦胧胧的地平线那里，流来了这样一弯清澈的小溪，溪水上面浮光耀金，带来亲切的问候和梦一样轻轻的呼唤

(山东中学联盟节选自《音乐欣赏十五讲》有删改)

“一梦成功”的凯库勒

张金平

    弗里德利希·凯库勒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

    1829年，凯库勒出生在德国达姆斯塔德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尽管有些顽皮，但是十分聪明。中学时，就熟练地掌握了四门外语。

    凯库勒在读中学时，对建筑学就很有研究，并展露出才华。他别出心裁设计的三幢楼房的图纸，被他故乡的建筑部门所采用。这三幢楼房建成之后，其构造之精妙，让当时一些有名的建筑师也为之叹服。16岁的凯库勒，从此之后声名大噪，被誉为“少年建筑师”。

    凯库勒在建筑学上的成功，使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建筑学专家，并希望他在建筑领域有更大的作为。18岁的凯库勒也按照这个想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吉森大学。这是德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一所大学，校园美丽、学风淳朴，更值得骄傲的是，这所大学还拥有一批知名度极高的教授，而且，允许学生可以不受专业的限制选择他们喜爱的教授。

    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会因为某些偶然的际遇，使前行的航船改变方向。自从凯库勒怀着仰慕的情感听了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的讲座后，他便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后，凯库勒终于进入了著名的李比希实验室，当了李比希的实习生，这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凯库勒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学者，他通过和国际上著名化学家们广泛交往和自己的深入研究，在化学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他首先确定了碳原子的四价，提出了碳原子之间可以连接成链这一重要假说。对苯的结构，他在分析了大量的实验事实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稳定的“核”，6个碳原子之间的结合非常牢固，而且排列十分紧凑，它可以与其他碳原子相连形成芳香族化合物。

    他早已测定清楚：苯分子是由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结合而成，但是它们又是如何结合的呢？凯库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边苦心思考着，一边在纸上不断地画着，试着写出几十种苯的分子式，却又都一一被否决了。

    “到底苯的分子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凯库勒脑海里始终在这样追问自己。

    1865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他试着把苯分子式写成弯弯曲曲的蛇形，但还是不行！他反复思考，累极了。他半躺在安乐椅上，壁炉暖烘烘的，让他感到惬意舒适，慢慢地就蒙蒙眬眬地入睡了……“啊，那是什么？”凯库勒好像看到了六个碳原子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蛇，而且那条蛇已经蠕动起来了。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条怪蛇被激怒，竟狠狠地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环，然后就不动了。凯库勒又仔细一看，“啊，不对呀，这不是一条蛇形成的环，这是一枚六边形的宝石戒指！”凯库勒拾起这枚戒指，想拿起来仔细看看，不小心，“当啷”一声，戒指掉在了地上。凯库勒哆嗦一下，睁开蒙眬双眼，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醒来，一切如常，但他在梦中看到的变成环形蛇的苯分子排列顺序还依稀记得。凯库勒匆匆地在纸上写下了梦中看到的环形结构，著名的苯分子式就这样被发现了。

    对于凯库勒长期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后“一梦成功”，科学史上还有许多其他说法。有的说，他是在马车上做的梦，梦见的不是蛇，是六个人跳环形舞；有的说，他是梦见六只猴子，彼此拉住尾巴，形成一个环；还有的说，他梦见了美丽的伯爵夫人，他看到她戴着一枚用白银打造成的双龙六边形戒指，等等。总之，无论怎么说，凯库勒确实是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

①在邓稼先来到办公室之前，钱三强副部长心里就盘算着怎样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对搞原子弹研制工作给个人所带来的损失，他相信邓稼先是明白的，但他有些担心邓稼先不敢接这副重担。因此，他想给邓稼先的思想上留下一段缓冲的余地。于是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了一句半是哑谜而略微有些幽默感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钱三强的目光很快地掠过邓稼先的面颊。“大炮仗？”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接着便自言自语地说：“我能行吗？”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任务和意义告诉他，邓稼先很快就懂了。承担这个任务会给自己的后半生带来什么具体变化，他一时是无法预料的，但他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②这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一些，因为夏日的白天很长，回家时天还很亮。邓稼先骑着自行车，一路上脑子里乱纷纷的。邓稼先轻轻地推开房门，四岁的女儿正哄逼着两岁的弟弟平平玩耍。孩子们欢笑着向他扑来，他亲了亲孩子们的小胖脸蛋儿，一切情景和平日一样。妻子许鹿希见他回来，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怎么这么晚？”他只点点头，没有回答。

③入夜，邓稼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妻子许鹿希从他下班回来就已察觉到他与往日有点不同，以为他心里顶多有点什么不大高兴的事情，大概一时半儿会就过去了。但到这个时候，她终于憋不住了，便尽量显得不甚在意地问他：“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邓稼先并没有明确地答复，他不知从哪里说起。她的直觉相当细腻而准确，她看得出，稼先不是忧愁和压抑，而是有点心不在焉，又似乎是心事重重，好像有好多话想说，又难以启口。许鹿希在揣度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人都静静地躺着。夜，静得可怕，月光从窗外悄悄地铺进屋里来了，时间在静静地流淌。邓稼先终于率先打破沉默，声音很轻很平静很清晰。他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里呢？”“这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知道，也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大概这些也都不行。”“真奇怪。”许鹿希茫然了，心里想，难道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怎么什么都不能说？

④接着又是一阵难耐的沉默。许鹿希似乎听到了邓稼先克制自己情绪的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声。邓稼先终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家里全靠你了。”隔了一会儿，他突然用完全不同的语气坚定而自信地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听了邓稼先这句话，许鹿希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虽然她什么也没有猜出来。当时许鹿希才30岁，30岁的女人要带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还要照顾都有肺病的爷爷和奶奶，同时还有事业的追求，其困难可想而知。但许鹿希经过短暂的沉默后，毅然对他说：“放心吧，我支持你！”

⑤邓稼先明白，研制原子弹，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种秘密工作的禁忌实在太多了。对于这一切，邓稼先非常明白。

⑥但当他想到这些易于使自己情绪低沉的地方，立即就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冒出来，这就是现在他终于在报效祖国的途径上走向了一条宽广的大道。

（选自《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邓稼先传》，许鹿希，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