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威

        ①赵振江教授今年已经七十岁，到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但他恐怕仍然是中国最活跃、最高产的西班牙语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他已经翻译了数十位西班牙语诗人的十几万行诗句，而且这些诗人无一例外都是西语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名家大师。卢文•达里奥、米斯特拉尔、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胡安•赫尔曼、安东尼奥•马查多、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加西亚•洛尔卡、拉菲尔•阿尔贝蒂、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西语诗人的作品多半是通过赵老师的译笔才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2009年“因在诗歌翻译方面成就卓著，有力地促进了诗歌间的国际交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赵老师荣获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而这一奖项仅仅是赵老师获得过的诸多荣誉之一，此前他还曾多次被西班牙、阿根廷、智利等西语国家授予骑士勋章、总统勋章。

        ②虽然著作等身、蜚声国际，但盛名之下的赵老师不改真诚质朴、勤奋谨严的本色。除了每周打一两次篮球，看看电视里的体育和京剧节目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他最喜爱的文学翻译。文学从他年轻时的梦想逐渐变成他的另一种生命。

        ③赵老师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中学的时候就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诗作，读大学的时候还热心组织同学创办了文学墙报《迎春花》，当年英语系的李肇星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赵老师高考的第一志愿本来是北大中文系，据说是“作为学生骨干被西语系要走的”。也许没读成中文系是赵老师心里永远的遗憾，所以他对中文系的先生学长们都特别尊敬。即使现在已经名满天下，但每次见到55级中文系的谢冕、洪子诚、孙玉石等学长，他仍发自内心的佩服与欣赏。1965年，当赵老师第一次翻译了一篇小说并收到《世界文学》杂志的录用通知时，他才意识到翻译也许是他重拾文学梦想的必由之路。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赵老师不仅将众多西语诗歌史上的大师佳作接连不断地译成中文，更是与西班牙的专家合作将《红楼梦》译成西文，如今全一百二十回的西文版《红楼梦》已经于2005年出齐，成为西班牙文化界的一桩盛事。虽然赵老师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他的“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但个中艰辛恐怕一纸难书。赵老师去西班牙翻译《红楼梦》，邀请方格拉纳达大学给的待遇是很低的，用他的妻子段若川教授的话说，“还不如给他打扫房间的女仆钱多”，但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每天工作14小时，没有休息日。赵老师前后两次去格拉纳达大学，总共工作了近四年，才最终完成全部翻译。他一如既往，从来不会抱怨。做学生干部时他就坚信“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是高尚的品德”，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为了名利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反过来，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名利他也会无怨无悔地脚踏实地去做。直到今天，他有时拿的仍是千字四十元的稿费，但是他从来不过问这些，有时甚至没有找到出版社，他也要把他喜欢的诗作翻译出来。因为翻译诗歌已经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④赵老师热爱诗歌翻译，不仅仅是源于他个人的文学梦，更重要的在于，他坚信诗歌（文学）可以改变世界。正像他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谢辞中所宣扬的一样，“诗歌不会徒劳地吟唱”。纵观他译介过的诗人，几乎都是襟怀坦荡、视野开阔，具有博大的人道情怀和坚定的信仰。他们都怀着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对不公正不平等制度痛切的恨；他们都以诗为旗，试图呼唤正义与自由，试图改变世界。近年来，西班牙国内学界对曾经加入过法西斯长枪党的一些诗人开始给予关注和研究，认为政治和文学应该分开，强调他们的诗歌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赵老师的心中，从不会将杀害加西亚• 洛尔卡、 虐待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长枪党徒同那些为正义与自由献出生命的诗人等量齐观。在今天这样一个“写诗为娱乐”的时代，赵老师的诗歌观显得执拗，甚至有些落伍，但这也是他的坚守。

         ⑤正因如此，古稀之年的赵老师，虽已经退休在家，可依然忙忙碌碌。虽然他撰写了《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编译了《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甚至《西班牙女性诗选》，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西语诗歌从古至今、从西班牙到西语美洲的历史脉络连贯、空间版图完整的译介，不过对他而言，西语诗歌译介还有大片大片的空白等待填补，在后继乏人的情形下，他更是常言“责任在肩，不敢懈怠”。尽管近三十年来，赵老师几乎保持着一年一本书的翻译出版速度，但他仍然时时感到力不从心。无论是与我们这些学生闲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是“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他认为造成“断层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语境，文学艺术总体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导致全国西语专业虽然不少，但多以经贸方向为主。很多西语专业文学类课程只是点缀，更遑论文学翻译课程。同样是翻译，文学翻译的稿费不及经贸合同翻译的1/3，甚至更少。二是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聚焦于欧美文化，对西语文化相对忽视。西语文学的教学、翻译、出版都比英语、法语等语言困难。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逾千种，其中西语文学作品不到1/10。这与西班牙语的世界第三大语种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虽然个人功成名就，生活悠然惬意，但赵老师不改赤子之心，仍然为改善西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寂寥现状而奔走疾呼。

中国核农学的开创者——陈子元

叶辉

    陈子元1924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上海四维化学农场，跟随匈牙利籍植物生理学家蔡古从事无土栽培试验。然而，陈子元却未能沿着成为“中国无土栽培第一人”的路走下去，他走上的是一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学术之路。

    1956年，我国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应用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陈子元和同事来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参加了“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讲习班分设10个专题组，陈子元被分在同位素农业应用组并任组长。两个月的培训结束，陈子元受命组建我国农业高校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开始了我国核农学艰苦卓绝的先驱之旅。

    1959年，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虽然建成，但条件异常简陋，实验仪器短缺。实验室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边建设边工作，边开展科研边培养人才。同位素实验室建成后，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放射源。

    1959年10月，农学院谢学民等两位青年教师受命从北京将放射源取回。放射源被送到实验室后，陈子元亲自上阵操作。“你们还没 有结婚，我已经有孩子了，我来吧。”他穿上防护服，取出放射源进行实验。中国核农学的探索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核农学刚刚蹒跚起步时，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撤回全部专家。核农学研究由热转冷，一些高校刚成立的农业物理系纷纷下马，教师也纷纷离岗。在一片寂寥中，陈子元顽强地坚持着。

    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此书向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发出了警报，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学者陈子元也开始关注卡森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着手研究应对办法——当卡森提出农药污染将对人类造成危害时，陈子元等已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开始对农药残留问题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减轻了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使粮食增产，但大量使用农药也导致农作物产品的污染，农药残留导致人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减少农药污染？使用农药必须要有安全标准。而要制订标准，就必须搞清楚农药在作物体及周边环境中的动态、数量、质量的变化，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要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就必须对农药从农作物生长、收获、储存到进入人体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而要跟踪全过程，就必须给农药做上标记，自此，陈子元开始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陈子元成为我国最早把同位素应用于农药残留研究的专家。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农药公害问题越来越严重。农药残留是不当使用农药造成的，而原因是农民缺乏农药安全使用知识。可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农药安全使用的标准。因此，农业部决定，立即制订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1973年初，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课题正式下达，这是一个需要全国农业及有关系统科研人员协作的大课题，农业部决定由陈子元总负责，统领全国有关科研机构协同作战。

    陈子元在研究中引入动力学过程的概念，运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与动力学结合的示踪动力学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农药安全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整整6年，陈子元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协调各方，戮力同心，课题组共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1979年，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草案编制完成。1984年，国家正式颁布，这部农药国标一直沿用至今。

（选自2014年03月28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材料链接：1985年陈子元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顾问委员会聘为委员，他是该机构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中国核农学第一位院士。2004年，中科院前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在陈子元80华诞时发来贺信称：“您是我国著名的核农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五十多年中，您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兢兢业业、治学严谨，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您培养教育的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农学事业的骨干力量”。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了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人。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雕刻火药一把刀——记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武器装备的“心脏”，发动机推进剂燃面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燃面整形迄今仍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再精密的机器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人工。

    徐立平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精准度，“而与精准相比，这个岗位的高危险性则更令人生畏”，他介绍说，固体燃料的特殊性，使得操作人员在整形时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几千度的高温，操作人员一丝安全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1987年，我不到19岁，从技校毕业后，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她曾经工作过的装药整形车间工作，虽然心里做足了准备，但进厂第一课的点火试验，现场巨大的轰鸣声和腾起的蘑菇云，还是把我看呆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危险。”徐立平回忆道。

    这堂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要规避危险，唯有胆大心细，练好手中这把刀。

    由于固体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含有粗糙的颗粒，用刀的力道很难把握，一刀切下去，药面很难保持平整，一旦切多或者留下刀痕，药面精度与设计不符，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走向燃烧，导致发动机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药面平不平，每次用刀切多少，都靠技术人员自己判断。为了练好手上功夫，徐立平就不停地琢磨和练习怎么用力、怎么下刀，比划着切、削、铲等基本功，揣摩着刀具切削量、切削角度、切削力度，手臂酸痛还不放下。上岗操作时他更是一丝不苟，虚心请教，一刀一刀地勤学苦练，多年下来练坏了30多把刀具，手却越来越有感觉，药面整度也越来越高。到后来，用手摸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修整出符合设计要求的药面，经过他整形的产品保持了100%的合格率。选择整形岗位，就意味着选择与危险为伍，与死神做伴。

    “有一次，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进入研制攻坚阶段，连续两台发动机试车失利，又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再次出现药面脱粘”，徐立平回忆道，为了彻查原因，当时在没有先进检测设备的条件下，专家组毅然决定，就地挖药，寻找“病根儿”。

    就地挖药，意味着要钻进已经装填好烈性推进剂的发动机燃烧室内，挖出浇注固化好的火炸药，而且挖药量极大，这在工厂历史上是头一次，艰难可想而知，危险更是不言而喻。

    然而没有丝毫犹豫，一支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突击队迅速组成。经验丰富的班组长打孔探明位置，车间主任当起了“首操作”，徐立平也主动请缨加入，成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

    狭小的空间，半躺半跪在成吨的炸药堆里，忍着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突击队员们用木铲、铜铲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抠挖。高度的紧张和缺氧，使得每人每次在里面最多只能干上十几分钟。而作为最年轻的突击队员，徐立平每次进去总要多坚持几分钟，“当时，在里面除了挖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

    就这样，如同蚂蚁搬家一般，历时两个多月，突击队挖出300多公斤推进剂，成功找到了故障原因，修复后的发动机地面试车圆满成功。任务结束后，徐立平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只要组织和任务需要，我仍会毫不犹豫地上！”

相关链接：①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药面整形工，航天特级技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②……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就像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2015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绘画史上的悲剧意识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他们，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洒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

    徐渭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象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金枝玉叶老遗民。他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没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来了。

爱国志士丘逢甲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1896年，丘逢甲回到广东蕉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爱国诗篇《春愁》，其拳拳爱国心也成为今日两岸同胞共同的纪念。

    丘逢甲出生那年恰逢甲子年，其父认为是吉兆，故而命名为逢甲。丘逢甲自幼就志向高远，十分崇拜郑成功，以郑成功凛然的民族大义自许。郑成功这位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也是甲子年生，更使他从小就刻意向先贤学习，言行之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丘逢甲生性聪颖，十四岁时以《西江月》词牌填词一首：“兴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方雄。更兼经史满怀中，只觉大才适用。却布知时甘雨，愿乘破浪长风。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颂。”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不愿做官告假离职返台，开始从事教学，培育民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预见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并动员亲属入伍。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联合电奏清政府抗争，表明“万民誓不服倭”，要求废约抗战、保卫国土。但清廷回电称“台抗京危”，不予理睬。在台湾人民“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悲愤至极的一介书生丘逢甲力倡建立了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自主保台。丘逢甲倾尽家资，组织和率领数万义军，横刀跃刀与日寇浴血奋战。经过二十多个日夜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气壮山河的保台抗争失败。经部将劝说，丘逢甲不得不挥泪内渡，回到祖籍广东镇平县。

    回到大陆后，丘逢甲仍想着收复台湾，他写诗自勉道：“乾坤苍莽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要人。岂有桃源堪避世，不妨蔬水且安贫。天阊辽阻愁呵壁，时局艰危痛厝薪。只恐南阳难稳卧，中原戎马待纶布。”

    丘逢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抗日保台失败后他更是切身体会到“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国难”。内渡回大陆后，他先后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1901年春，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为广东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1904年夏，丘逢甲在蕉岭县城桂岭书院创办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4年冬，在蕉岭东山、员山创办创兆学堂各一年。他通过自办、鼓励别人办、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地活动等形式，在嘉应、兴宁、长乐、平远、福建上杭和武平、江西寻乌等地办学，“劝办学校以百数”。

    丘逢甲大力推行新学，主张“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智育方面引进西学，积极改革教学方法，聘请一些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主张开放式教学，崇尚学术争鸣。鼓励学生自学、多思、善问，要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勤读报刊，关心国事。

    丘逢甲盛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号召粤籍巨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庇护被侦捕的革命志士；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丘逢甲被推举为赴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广东代表之一，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丘逢甲回大陆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土台湾，谋求祖国统一，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接编自《梅州日报》）

【相关链接】①丘逢甲平日最厌恶迷信、鸦片和赌博，在早年的诗词中一再提及，指为中国人的三大积弊，明白指出鸦片对国民的残害。而这些在当时被视为时尚，好此道者大有人在，尤其一些达官贵人将其视为时尚，而他独具慧眼视为毒害，这在当时可说是见解独到。（接编自《台湾周刊》）

②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才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后来的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朱执信、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等均受教于丘逢甲创办的学校，皆成为后来革命的中坚力量。（接编自搜狐军事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