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琪罗以他超越时空的宏伟大作， 在生前和后世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他多才多艺，兼雕刻家、画家、建筑家、诗人于一身， 饱经人生坎坷和世态炎凉，作品气势磅礴，赞美了人的伟大力量。

米开朗琪罗6 岁丧母，被寄养在一个石匠的妻子家里，13岁跟着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伊奥学习，以神奇的速度掌握了绘画技巧，后又学习雕塑，少年雕塑《阶梯旁的圣母》以圣母怀抱婴孩耶稣侧身坐在梯旁的姿势展现了非凡的创作技巧。当他的实力被政界人物发现，他开始被教皇控制。教皇差遣他为教堂雕刻，画天顶画，历任教皇总是强迫他带着痛苦去做一些不愿去做的工作。

米开朗琪罗富有创造性，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创作的大理石群雕像《哀悼基督》，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圣母玛丽亚抱着死去的儿子无比悲痛。圣母静穆的面容，复杂的表情，超出了基督教所包含的内容，将生与死、痛苦与慈爱化为一体，赞美了人的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作品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米开朗琪罗另一举世闻名的杰作——《大卫》没有沿用前人表现大卫战胜敌人后将敌人头颅踩在脚下的场景，而是选择了大卫迎接战斗时的状态，塑造了一个体格雄伟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人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力量。雕像作品《垂死的奴隶》，奴隶年轻健美，试图挣脱捆在胸前的绑带，虽双目紧闭呈垂死状，但面部表情安详，表现出对压迫的反抗和对解脱的渴望。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雕像雄伟健壮，气魄宏大，充满无穷的力量；他在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这种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应，成为时代的典型象征。他的艺术创作受到很深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以现实的手法和浪漫的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米开朗琪罗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峰，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成就使教皇的艺术总监勃拉曼特极为嫉妒，他唆使教皇强迫米开朗琪罗去画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米开朗琪罗以超凡的毅力和智慧在四年中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以九幅主题画为主，以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为题材，画中人物健美，栩栩如生，将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完美地呈现出来。当拉斐尔看到西斯廷天顶画后说：有幸适逢米开朗琪罗时代。

米开朗琪罗不仅属于文艺复兴那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他是人类天才、智慧和勇气的结晶，活到89岁，度过了70余年的艺术生涯，用全部的生命和天赋呕心沥血地留下不朽杰作，甚至不惜折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在饱受教皇折磨身心交瘁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中断追求艺术的最高点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始终追求理想和真理，对未来的生活和艺术充满信心，这种信念是他不懈创作的动力。在生活中，米开朗琪罗对自己吝啬乃至残酷，但对穷人极为慷慨，他经常将钱财送给那些真正需要却又难以启齿的穷人，并且不告诉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对社会底层的人非常关心，他为朋友家女仆的死感到悲痛，经常关心一些穷苦的女性，让她们成家或者进修道院，即使是在米开朗琪罗濒死的时候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存款施舍给穷人。他被世人尊为“神圣的米开朗琪罗”。

（摘编自《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①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风格影响了几乎三个世纪的艺术家。与达·芬奇、拉斐尔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他从来不肯对自己更人道一些，他仅靠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维持生命，每天睡眠时间很少，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脱靴子时，连皮带肉扯了下来。（摘自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相关链接】

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

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

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丁聪：时代身上的牛虻

    2009年5月26日，一代讽刺漫画大师丁聪溘然长逝。丁聪的一生，始终不曾放下手中的画笔，如同一只牛虻狠狠叮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

    1916年，丁聪出生于上海。其父丁悚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中国第一块漫画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丁家大门口。对丁聪的生活和艺术影响最大的漫画家是张光宇、叶浅予。他们的画，描摹了上海市井的百态，这让丁聪触动很深，也影响着他后来那种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画风。一次，丁聪画了一幅漫画要发表，报馆让他署个名字，他顺手写下“小丁”。这个名字他一用就是60年，丁聪说，中文的“丁”有“人”的意思，“小丁”就是小人物，当普通的小人物，做喜欢的事，挺好。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改变了丁聪的思想，决定了他以后的创作道路。这种与国家、民族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像一条红线，从此一直贯穿于丁聪的作品之中。

在抗战之初，丁聪创作了不少救亡漫画。香港沦陷后，丁聪和一批文化界人士辗转来到重庆，他继续以画笔从事爱国宣传活动。 抗战后，丁聪回到上海，创作了大量以“争民主”为主题的讽刺漫画，例如《民主曰：“逆我者亡”》、《五子登科图》等，有力抨击时政，揭露黑暗现实，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以致有些作品一出来，便遭到国民党雇佣流氓的撕毁。他也因此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丁聪仍坚持自己的讽刺漫画，由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资深“运动员”。从1958年的“反右”到“文革”，丁聪都在劫难逃。大鸣大放中，丁聪对“外行领导内行”提出的批评，连同筹办《万象》的构想，成了“反右”高潮中的罪状。1958年的一天，“右派”丁聪乘上一列开往东北的火车，去了北大荒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改造。

    丁聪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骨子里却刚直不阿。为此，他吃尽苦头。“反右”的时候，有人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说：“这个人真坏。”逼他的人大喜过望，催他赶快交代。丁先生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被打得头破血流。 

    “文革”开始时，丁聪被分配到美术馆扫地、写标签。不许画画，他就偷偷地在展出作品的废标签后面画上漫画。白天要劳动，画画的时间难保证。丁聪正发愁时，赶上单位体检，查出来丁聪血压高，单位给放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可乐坏了。为了能争取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丁聪不吃药，复检时憋着一口气，血压当然还是高，丁聪又争取到了一个星期的假。就是利用这两个星期，丁聪赶出了30多幅鲁迅小说插图。

    1979年春，丁聪刚被宣布“没事儿”就跟政府说：“我已经63了，把最后几年时间留给我吧，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啊!”小丁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此时恰逢《读书》杂志创刊，受范用、冯亦代之邀，丁聪配画，陈四益配文，“封二漫画”几乎成了《读书》的金字招牌。漫画中的犀利和辛辣，让人觉得，小丁好像从来没变过。

    三中全会到80年代的一段时期，是丁聪认为最开放的时代。他继续以笔为刀，针砭时弊。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反思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

    这个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老人走了，静静地、无声无息，像一片秋叶摇落，像一朵白云飘逝。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正是这样的平淡，才淬炼出了最强大的艺术，给社会与现实以无情的鞭挞。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情，老百姓通得过的，我才画。虽说我为这个吃过不少苦头，可我总觉得我没做过坏事，对得起良心了。 （丁聪《一生就做一件事》）

②丁聪当时住的房子大约十几平方米，除了一扇窗户透亮，沿墙都摆满了书柜。他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画画、看书、吃饭、看电视、睡觉。只要一拿起画笔，他就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快乐。  （李辉《从此天堂里也会多一些笑声》）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陈寅恪先生轶事

1925年，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赭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受梁启超（一说吴宓）举荐为导师时，一度为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所拒绝。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令人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来听他的课。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曰，许地山逝世，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中科院拟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曰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老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藉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逝世后，因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穿山植物园。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制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改动）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