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写作

余华

    ①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②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的，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

    ③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④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至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⑤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才，将我调进了文化馆。’

    ⑥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幸福得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在文化馆里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自由自在和幸福。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⑦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⑧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说明文学或者说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时候，他的心灵也会经常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的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⑨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有删改）

相关链接：

余华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余华以他的批判题材出名，写作很有洞察力和吸引力。余华曾坦言：“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

    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

    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资*源%库 ziyuanku．com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曹文轩，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火印》以及“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等。2016年4月，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盐城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省里下到当地的一个高校招生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北大老师王德义的电话，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作为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曹文轩有着“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作品超越儿童生活题材，进入人的本质生活领域，闪耀着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他在《草房子•＜追随永恒＞代跋》中一再地追问“‘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离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

    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的创作中表达着对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写出了内在的人性、人情、尊严与理想。他为主人公的成长设置了很多被围困的“异境”，却又生发出新的象征意味。曹文轩写出了人生的困苦与悲怆之情，但绝不沉湎于悲切的情绪氛围里，他让读者看到即便在生命的低谷或是“绝境”当中，生命依然有它不屈与坚韧的一面，人性依然有它灿烂光辉的美质。

    曹文轩的作品意蕴丰厚，同时在表现方式上有多方位探索。曹文轩小说的叙述者，是努力把读者带到现场，让读者用自己的全部感觉去感。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即在于作者使用的是只属于作者自己的极富个性化的语言。他的作品从词汇处就是很书面化、文人化的，曹文轩小说首先选择那些能直接诉诸人的感觉，情感色彩较强的词，还有就是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词义向形象情感的方向偏转，变实用化为非实用化。

    曹文轩小说长句子较多，具有诗化散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较多的长句的出现自然使作品显得厚重。小说的句子主要是陈述句，表明他的小说偏重于描绘、叙述，有意识地追求叙述的含蓄性。不仅一下子开启了一个思绪苍茫的回忆空间，而且给人一种一唱三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曹文轩小说多描写性段落，减缓了叙事的速度，也使文本显得繁丰、厚重。曹文轩小说总体上属于一种典型的写实性的文本，明白晓畅。

    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是曹文轩作品的一大特色。对此，曹文轩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我的作品之所以是我的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风景元素。从写作上来看，离开风景描写于我是一件非常痛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曹文轩说：“风景描写最能体现写作功夫，若把自然风景描写得不落俗套，而且把它与作品的情调、氛围和人物的情境融为一体，这是很难的。自然风光是自然世界，也是我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让小孩去读那些没有风景的作品是非常糟糕的。”

    北大教授曹文轩的理论研究著述颇丰，如《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等。他教授的课程有《中国当代文学》《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等。有着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的曹文轩说：“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话语形成了积极有效的互动，他的人文关怀和强大的学术背景使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更为深厚的基石，他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群里一颗耀眼的星。

【相关链接】①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他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国际安徒生奖颁奖词）

②哪怕只写几百字的东西，我都是在创作一个艺术品。

（曹文轩）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

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大道行健”黄会林

鲁博林

    1934年寒冬。一个名叫“慧麟”的女孩出生在天津，名字里就透出一股子隽秀儒雅的门庭气息。黄氏祖籍，在“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江西吉安，一门出过不少栋梁之材。

    慧麟降生之际，偌大的中国正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民生凋敝。慧麟的童年在颠沛中度过的：6岁时，因父母离异，她随母亲移居上海；10岁之际，因祖母的严命，重返天津父亲家；11岁那年抗战胜利，她被父亲带到北平念书；北平解放前夕，又同全家一起搬回上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安定在首都北京。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保家卫国”口号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当时的她正在念初三，所在的班级报名之踊跃，竟无一缺席。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参军，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由于名字笔画太多，不易书写，她被指导员改名为“会林”。之后，黄会林便随同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拔入朝。

    1953年，板门店谈判落幕，朝鲜战争结束。一个潜伏已久的念头在黄会林的内心逐渐苏醒：要读书！“一想到能够再次读书，我高兴极了。”相较于调入文工团或从事文职工作，求知若渴的黄会林选择了继续深造。擅长文科的她，顺利考上北师大。20世纪50年代的北师大可谓大师云集，文气浩荡。名家之风也让黄会林如饮甘泉醴酪，如蒙醍醐灌顶。毕业后听从组织安排提前留校任教。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有协助爱人绍武创作电影剧本《梅岭星火》和多幕话剧《故都春晓》等经历，黄会林虽仍在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重点却转向了戏剧。

    身为教师，黄会林最大的创举是别出心裁的教学“革命”。在她的课堂上，学生可免去论文，以剧本作为期末答卷。她和老伴绍武一起带领学生们搞创作，重实践，自导自演原创剧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潮遍地的校园里刮起了一股清新的戏剧之风。正是从那时起，北国剧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史上首个载入史册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

    十年弹指，黄会林没有停歇，她和绍武亲率北国剧社“东征西讨”，陆续排演了诸多大家名剧，并自创《教育世家》等佳作，让北国之名愈加响亮。曹禺当年曾亲为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赠予北国诸君。如今故人不在，韶华渐逝，燃烧在黄会林内心的那股青春之焰却从未止息。这把火，点燃了三十年相承的北国剧魂，也点亮了她自己的一生。

    在黄会林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一刻出现过“疲惫”和“休止”这样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她退休前夕。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就此偃旗息鼓、功成身退之时，她却“乘长风破万里浪”，重新开拓出一片流光溢彩的新大陆。重振艺术系的过程，无异于平地起高楼；创建影视学科，更是要从无到有定章制典。为了突出自家特色，黄会林和同事们把培养“头脑型”人才作为目标，以此区别于输出“工匠”“艺匠”的专业技术院校。此外，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也成为黄氏一门的“金字招牌”。

    荣誉等身，名望若此，她本可以金玉满堂，乐享鸿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黄会林，却和以往一样：简单，朴素，低调示人。

    十年过去，黄会林和老伴绍武依然居住在师大校园一幢老旧的公寓楼里。家里空间不大，却堆满数十年的旧物。离休后的绍武喜好在家读书，埋头辛勤投入文学创作。唯黄会林依旧每日奔忙，风尘仆仆，老伴则给她挡风洗尘、保驾护航。这是生活中的黄会林。匆忙却从容，质朴而优雅。

    唐刘禹锡《陋室铭》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如是八字，用来形容心怀天下奔走不息的黄会林和她那方不大的“斗室”，正是恰如其分。她一生好墨宝，家中各处都能看见当年的老友和师长留下的手迹。她的书房中，有一张唐弢先生当年题写相赠的诗文，上书：“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书一卷，古人与我语衷曲。”

    回首往事，黄会林很少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从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对于一直行健不息的她而言，影视是坚据的城堡，戏剧是从影的摆渡，文学是卅年的故交，底色更有一抹沙场的鲜红。由武及文，经文入戏，借戏从影，照影化人。

（选自2016.03.24《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