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是如何被国际科学界发现的

    从1960年末开始，屠呦呦以“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国家抗疟“523任务”行列，1972年，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取出了青蒿素。到了1975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屠呦呦的参与下被确定。

    然而，由于“523任务”的保密性质，在整个过程中，屠呦呦没有任何研究论文发表出来，外界对她所做的工作不得而知。

    直到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成果，其中屠呦呦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同年，中国的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

    《中国建设》是一份由宋庆龄创办的英文杂志。在1979年8月号，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抗疟药物”的文章，这让西方的科研人员第一次了解到来自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名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受到东晋医学典籍的启发，想到用新方法提取青蒿素的故事。文章并没有写出这名研究员叫什么名字，但用了“她”来指称这名研究者。

    这篇文章后来在各种英文出版物中被广泛引用。1985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综述文章，该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科研人员取得的进展。然而，在写到关键人物时，文章也并没有具名指出研究者是谁，只是含糊地说“一名研究者”，这种说法也是源自《中国建设》的那篇文章；尽管在同一篇综述中，作者引用了两篇屠呦呦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82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与同事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疟疾的学术会议。其间，米勒向与会的所有科学家打听，是谁发现了青蒿素，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是抗疟药物的专家，曾经在临床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当米勒问他青蒿素是谁发现的时候，连怀特也答不上来。

    这让米勒感觉非常不好，他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应用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秘鲁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今天，专家们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一项发现。”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于是，从2007年开始，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兼有科学史家的慧眼，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饶毅和他的同事写道：“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2011年，屠呦呦终于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也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苏新专认为，拉斯克奖的评奖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

    苏新专还表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

    与这种思维相似，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评判标准：“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不过，与米勒和苏新专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黎润红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并不能归功于屠呦呦一人。“米勒等的观点是以现代科研的评价模式来衡量当时的科研活动，其结论值得讨论。”他们这样写道。

    “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一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黎润红等人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

    饶毅等人在解释青蒿素的发现争议不断的时候，总结了几点原因。包括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文革”的阴影很明显，科技信息不能经常交流，论文多用集体署名，埋下了往后争议的伏笔；此外，屠呦呦个人性格的特点也是一个因素。

(节选自2015年10月6日《南方周末》)

张纯如：她用生命点亮历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文章有删改）

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包含着对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岱年始终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相关链接】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不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译得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才华；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时，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感受深切。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谢显琳先生

钱永兴

    十八连山原名雨汪，位于滇黔两省三县（富源、罗平、兴义）的结合部。十八连山山连山，过了一山又一山。130年前，曲靖一中的创始人、云南著名的教育家谢显琳先生就诞生于十八连山镇纸厂村委会下慕乐村。

    谢显琳生于书香门第，字琅书，号困学，少年时读私塾，1903年考入云南曲靖府中学堂，1906年以优良成绩选送云南省立优级师范。1909年毕业于博物学系，因德才超群，留任该校附中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云南百废待兴。都督蔡锷认为建设需才，决定在曲靖成立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1月，教育司司长周钟岳慧眼独具，委任谢显琳出任三师校长。这一年，谢显琳还只是一介26岁的书生，而周钟岳也只有36岁，其63岁时官至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

    谢显琳校长一面在省会中学上课，一面开始选址规划，积极筹备三师。选定校址于寥廓山下、潇湘河畔，位于东门街的清代迤东道台衙门。旧道署约40余亩，有平房50间，楼房10余栋，但年久失修。谢显琳身负重任，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倾者扶之，腐者易之，缺者补之，位置不当者移之”，仅仅四个月，便完成筹建。1913年3月22日，举行了三师落成仪式，这一天也就是曲靖一中的校庆日。

    从1913年到1958年，从26岁到71岁，先生担任校长长达45年，可能是空前绝后。他一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桃李颇丰。20世纪40年代，云南省政府曾先后两次为他题赠“诲人不倦”和“乐育英才”的匾额，并当选为国大代表，被公认为云南省著名的教育家。1943年，建校30周年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其颁发“一等服务”奖状，并在校园建纪念标，上面镌刻着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为谢显琳先生亲笔书写的碑文及签名落款。后每届毕业班都要在纪念标前毕业像，纪念标已成为学校的荣誉和象征。只可惜在“文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被学生摧毁。

    谢显琳一生廉洁奉公，从未取过非分之物，正如先生《任职本校三十周年感言》所云“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先生任校长45年，校内校外无房，几十年租住民房，其中就曾在西门街32号租住十年。曲靖一中百年校庆时，其女婿浦思富教授于西安撰文《忆谢显琳先生》，“到辞世时，住房不足10平方米，且又黑又小，先生一生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在纪念谢显琳诞辰一百周年时，其长子谢树忠撰联曰：“为教育事业献身，几经沧海桑田，历经艰难险阻，志坚如磐留典范；与淡泊生活为伴，常是布衣蔬食，鄙弃富贵荣华，心洁如玉有今名。”

    曾有记载，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省主席李宗黄欲请先生出任家乡平彝（今富源）县长，数次相劝，他却婉言拒绝，对此事他说“身世浮沉易，中流砥柱难。宁为糊口事，不做折腰官”。我曾经在富源文庙参观时，见到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礼堂墙上“高明光大”四个金色大字，下有“邑人谢显琳题”的字样。“高明光大”，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

    谢显琳先生还有一大功绩鲜为人知，那就是保护爨宝子碑。爨宝子碑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曲靖一中的“镇校之宝”。说到保护，人们自然会想到清代咸丰年间曲靖知府邓尔恒和民国时期寒士张士元，其实谢显琳也功不可没。1937年，在云南“京滇公路”竣工的时候，国民政府派出“京滇公路周览团”的周钟岳得知消息，十分重视，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委托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林，在校园内兴建“爨碑亭”，收藏保护。周钟岳对《爨宝子碑》推崇备至，写下了“南碑瑰宝”四个大字，现仍悬挂于爨园大门上，熠熠生辉。当然周钟岳题字最著名的，还要数南京的“总统府”。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交给人民政府一所完好无损的中学，年过花甲的谢显琳继续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1958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继续担任教学工作，直到1963年完全退休。先生1968年3月病逝，享年81岁，葬于寥廓山，未树碑立传。

    曲靖一中九十周年校庆时，校友杨启云在《云南日报》写诗《赋得修竹献谢显琳校长》，“直节高标三两丛，一生淡泊度清风。谁云修竹千竿少？不见杜鹃满山红！”如今，曲靖教育根深叶茂，曲靖一中春色满园，先生作为开拓者、耕耘者，可以含笑九泉矣！

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

    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2009年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的文化老人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朝中大官，母亲是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王世襄虽然出身豪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对书画、陶瓷这些也都是通的，他更关注的却是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等。他的很多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就不被许多人看成是学问。

    王世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但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王世襄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即使“雕虫小技”，王世襄都“玩”出了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等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儿，同样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领域之专家。2000年，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王世襄于l940年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l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王世襄毕生为国家追回国宝，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都拍卖回流到了社会。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有一件物什是王世襄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编选自《马未都忆王世襄：学问源于乐趣，藏宝最终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