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题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起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统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税收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作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掷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真实和美

施蛰存

    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美国女诗人玛格列特·威尔金荪在她的《现代诗的技巧》中也说：“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使一首诗有生命呢？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就回答，‘要这首诗里有真实和美。’一首诗里的真实和美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和美与作者优越的技巧相结合的成果。所谓优越的技巧，是说它能够把真实和美提供给别人，使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却。”

    诗的美，离不了真实。这是就诗论诗。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梅里美把真实列为第一位，而美则从真实中“自然”获得。威尔金荪则把真实和美分为两个成分，它们都需要优越的技巧来表现。梅里美是为了赞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威尔金荪是为了讨论诗的技巧。因此，二人的话各有偏重。但梅里美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容易使人认为“真实即是美”。

    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

    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这种诗我看过，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维诺格拉陀夫在《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文字，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其本来相距很远的意义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朦胧诗”的作者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

    对于青年诗人摸索新的技巧，应该放手一些。如果新诗坛有掌舵的人，他应当注意的是诗的真实性。

说“冬”

富丽

    四季更迭，岁月流转，在经历了春的烂漫、夏的热烈、秋的浓情之后，我们又将迎来冬的凛冽。“春花秋月杜鹃夏，冬雪皑皑寒意加。”冬的意象之于我们，总是伴随着白雪、严寒。然而，“冬”字最初的含义，却跟冬天并无关联。

    “冬”在甲骨文中写成 等形状，像是在丝线或绳索的两头各打一个结，表示两个端点。因此，文字学家们普遍认为，“冬”是初表示终结、终了等意思。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飘风不冬朝，暴雨不冬日。”大意是说，暴风不会持续一早上，暴雨不会持续一整天。在这里，“冬”表示的就是终了、贯穿始终的意思。

    顺便插一句，在绳索上打结这种做法跟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有关。据《周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在文字产生以前，“结绳”是人们用以计数或者记录重大事件的一种原始方法。不只在中国，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都曾使用过类似的方法。而在汉字中，除了“冬”以外，十，廿，卅等字很可能也都保留了结绳记事的印记。比如说“十”，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最初就是用在绳子上打一个结的方式表示数字“十”。

    “冬”字本来的意思是终结、终了，而冬季是一年四季中的最后一个季节，也是一年的末尾，因此，当四季的概念产生以后，“冬”这个字形就被用来表示“冬季”了。许慎《说文解字》中所言“冬，四时尽也”，显然针对的是“冬”作为季节名称的用法，而非它的最初含义，这一点值得注意。

    “冬”被用作季节名称之后，人们在原字形上添加“糸”构成“终”字，以表示“终结”的意思。正因为如此，在有的版本的《老子》中，“飘风不冬朝，暴雨不冬日”中的“冬”被直接写成了“终”。

    当“冬季”成为“冬”的基本含义之后，其字形也沿着这一脉络继续发展。“冬”的金文形体中增加了“日”，像是“日”被覆盖住了，意味着阳光不太温暖，借以强化“冬”的含义。而“冬”的小篆字形，则去掉了“日”，在下面增加了 。 是“冰”的早期写法。水凝结成冰是冬季的特征之一，在字形中加“冰”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冬”的季节特征。再往后发展，楷书字形“冬”下面的两个点儿就是由“冰”演化而来的。

    “冬”的字形虽然经历了一个多变且有趣的发展过程，然而，不得不说，它的意思和用法却如同北方冬季的景色一样单一。随着它作为拟声词表示击鼓或敲门等声音的用法被“咚”所取代，现在的“冬”基本上只保留了“冬季”这样一个单纯的含义。不过，从我国古代诗文来看，人们对冬季的认识和看法却并不单一，因而有了从不同角度对冬天的称说方式。

    古人把冬季的三个月，即孟冬、仲冬、季冬全称“三冬”。因此，“三冬”常常被用作冬天的代称。例如杜甫曾在《遣兴五首》中用“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抒发自己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冬日里天地间一片清寒的景象，因此，冬天又有“清冬”之称。唐代王维在《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一诗中所写“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是在积雪覆盖的冬日远山中，看到了润泽和勃勃生机。

    如果说，“三冬”“清冬”还能让人一眼看出跟冬天在意义上的关联的话，那么，“北陆”一词就不那么直观了。“北陆”原本指的是太阳在冬天的方位，后来被用来代指冬天。例如唐代王季则《鱼上冰》：“北陆收寒尽，东风解冻初。”冬寒将尽，冰雪开始消融，自然界孕育着生机。除此之外，冬天还有九冬、玄序、岁余等诸多别称。

    通过古人描写冬天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们的认识中，冬季的严寒固然使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但同时也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提供了养精蓄锐、蓄势待发的条件和时机。

    英国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我国广为人知。诗人以季节作喻，提醒在黑暗和困境中奋斗的人们要对美好的未来抱有希望。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早于雪莱一千多年，唐代吕温就曾在《孟冬蒲津关河亭作》一诗中写道：“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只有经历了严酷的冬天，才能迎来春光明媚，这是人类千百年来体悟出来的自然之道和处世哲学。唯有不惧挫折，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才能到达梦想的彼岸。

（选自《月读》2017年第11期）

【附录】“冬”字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隶书：冬    简化字：冬

    一年多来，面对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当前，舆论战已成为贸易战的一部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尤为重要。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血脉。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之奋斗史，书写了中华民族奋进途中的艰辛与血泪。可以说，中华民族奋进的历史进程，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形成，积聚与升华的历史进程。历经岁月洗礼，爱国主义精神深深镌刻在华夏文明的血脉中，铸刻在每位华夏儿女的心灵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极强的传承力与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描述在抗击侵略中的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遭受危机时能够引领思想、集聚力量，凝聚人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我们面对美国霸凌主义不会屈服与退缩，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出强大而深远的传承力与感染力。

    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坚韧性，顽强性与理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面临无数风险与考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中华民族在多灾多难中磨炼而出的斗争之坚韧、拼搏之顽强与奋争之理性，是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美国一些政客所谓美国施舍的，而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用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拼搏的汗水与出类拔萃的智慧干出来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美方发起贸易战不会阻断中国发展之路，任何恫吓和威胁伎俩只会激发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勇气、砥砺奋进的士气与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硬气。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一种天然质朴的情感。面对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素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人民在言论和行动上同国家的立场和行动高度一致，这是再朴素自然不过的情感，再正常不过的态度，再合理不过的行为。给这样淳朴的爱国主义插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出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理性开放、成熟求是的心态。在美方不断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的情况下，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坚定支持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维护民族尊严之表现。同时；面对美方打压，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并没有出现情绪化、排外性的行为。将这种理性成熟的爱国主义视为民族主义，显然是混淆是非的奇谈怪论。

    毫无疑问，面对汹涌而来的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我们更需弘扬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情绪宣泄式的非理智“爱国”行为，防止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行为和极端民族主义行为，维护中国的道义形象，彰显中国的坚韧力量，传播中国的积极主张，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贸易霸凌主义的支持。

    中美经贸摩擦不仅是贸易之战，更是一场持久的综合角力。我们需认清贸易战的实质，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引领，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定力、自力更生的能力与爱国奋斗的动力，做好全方位应战。

（摘编自张彦《岂能把爱国情怀视为民粹主义》）

陈情与感动

罗伟章

①我读的第一篇古文，是《陈情表》。

②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我二哥念初中，好读书，在乡上买了本《古文观止》。寒假里，大雪盈野，土地被雪盖了，农活也被雪盖了，二哥便拿着书，钻进院坝边新修的空房里，不喊吃饭就不出来，出来时必冻得躬肩缩背，脸色青紫。如此十余天后，书变重了——满本都是红色的批注。腊月三十那天，父亲和兄弟姐妹上邻院看灯去了，我和二哥都不爱热闹，兄弟俩坐在火塘边，他把书取来，挑一篇念给我听。念的是《陈情表》。我听不懂内容，但闻到了旧香。语言的美，是美到嗅觉里的。念了，二哥又背诵，很是自得。当他逐句讲解，自得的心淡了。那是一个没下雪却打着黑霜的冬日。

③“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这句话给予我的宽慰，至今想来，还心生颤栗。我五岁多，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天，是母亲顶着的，父亲也要听母亲的，母亲去世，天就塌了。在对未来的惊恐中，我常躲到屋后的林子里，窥视村里小孩跟在各自的母亲身后，从田间地头走过，一声一声地叫“妈”。为啥他们都有妈，唯独我没有？我的妈是一个土堆，冰冷而臃肿，摸上去是粗糙的颗粒。再摸，还是。找不到答案，疑惑就凝结为痛楚。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悲苦的人。然而，李密，《陈情表》的作者，半岁就死了父亲，到四岁，母亲改嫁。死别和生离，小小年纪，他就尝透了。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关于痛苦的教育。

④痛苦不是你一个人的。

⑤当痛苦降临，无力除去，便逃脱，不能逃脱，便忍受——岂止忍受，还要担荷。如此，胸襟就撑出别样天地。后读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门，那窗，是打开的，打开后就看到万千气象：众生之苦里，蕴含着无限生机。杜诗让我更深地理解了《陈情表》对我的意义。

⑥在我心里，李密始终是个孩子。到他写《陈情表》时，已44岁，可依然是个孩子。这感觉真没有错。李密以孝闻名，《陈情表》以孝动人，“孝”字在甲骨文里就有，是汉字的母字，“老”之下一“子”，“子”紧贴“老”，代表晚辈对老人的扶持。李密对祖母，侍奉汤药，“未曾废离”，是一辈子的孩子。

⑦李密是哪里人，我并不关心。人情相类，普天同理。但如果突然撞到他的家乡去了呢？那便是故人重逢。认识作家，无须相见，读了他的作品，就算认识了。作品是作家的内在星空，读过，就不仅认识，还是熟识。我和李密认识的年头，该和他写《陈情表》时的岁数差不多吧？这是货真价实的老友了。因此，来到川西彭山，得知他是彭山保胜乡人，欢喜心如风拂柳。也不是激动，只是心里一亮。是烛光的那种亮，外面的世界退去，只照见两人和两人的秘密。

⑧彭山县属眉山市，眉山有苏东坡，这奠定了一种美，也奠定了一种温度和好整以暇的气质。东坡的厉害，在于个性强却又通达人情，活得诗性，且能用细节之绚烂抵抗人生之大灾。比较起来，李密就过得太苦了。身苦，心也苦。不过，一国一族，总有些人是要受苦的，他们在贫苦、辛苦和苦厄中，参悟生命，自觉承担，缔造出源头性的文化因子。自汉武帝始，孝由家庭伦理延伸至社会和政治伦理，到李密写《陈情表》时的晋武帝，更是强力推行这种伦理，以孝命名的村社山水，由此遍布国中。当孝成为准则，就成了孝道。孝道是个延展概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家，到两家，到三家，到千万家，如此升华为价值观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在这方面，李密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⑨仲秋时节，雨气蒙蒙，而眼前身后，光影婆娑，整个彭山，如起伏的园林，低处大河奔流，高处竹木葱翠。李密故居在保胜乡龙安村，倾斜的坡地上，村道、房子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左面崖壁，刻满字画，都与李密有关。我并不十分在意这些，只悉心察看当地百姓的脸，都安宁祥和。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两个字：充实。人只有在对他人的同情、理解和关照中，才能内心丰盈，从而迈过自我隔绝和自我枯萎的“现代化陷阱”。由此扩展，家庭伦理便成为家国伦理、万物伦理，人也因此走出小我，成为大写的人。

⑩彭山是个孕育传说的地方，远近闻名的彭祖，活了将近800岁，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突破局限的表达。传说还是一种想象力，是深具可能性的预言，比如张献忠沉银地，多年来也是传说，但考古将传说变成了历史——曾经的事实：沉银处就在彭山江口镇河段，而今已发掘出5万多件文物。一个生长传说的地方，定有传奇的精神在，这传奇的精神，既是勇猛精进，也是笃定持守。在我看来，李密是彭山最大的传奇。他用真实书写了传奇。在李密的时代，孝已可归为传统文化，他以对传统的尊重和身体力行，以一篇《陈情表》，既感动了晋武帝，也感动了苏东坡，还感动了后世的我以及亿万国人。从文学角度，陈情与感动，是文学的根，《陈情表》根深而叶茂，因此成为千古名篇。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彼此天天见面，社会学上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A】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熟悉的人不必通名报姓，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足够“报名”。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起因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B】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可以面对面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文字所能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苛求文法，因为有很多辅助表情可以补充传达情意。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误会，所以不好。可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所以，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它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能够彼此直接接触的乡土社会，为什么舍弃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也须使对方明白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因此，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没有这种经验便不会懂。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殊语言”，其实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C】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熟人中的眉目传情“指石相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文字发生在人和人传情达意时受到了时空阻隔的情境里。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富于学习能力。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必须依靠时间中的桥梁——记忆来打破个人今昔之隔。人的学习有一个象征体系在帮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要用词来表现，于是靠着词，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如果“词”的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在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可以看得到的符号，就是字。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我想说明的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

乡土社会的生活很安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外在的象征，通过联想来帮助记忆。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乡下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

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因此，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文字的发生另有它的背景。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