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微博为什么这样红

记者  唐闻佳

    “于老师，曾有朋友说，如果媳妇要从医生和护士里选，选医生不选护士，您怎么看？”

“选对的女人，不选对的职业。”

    这个“于老师”不是于丹，而是于莺，北京协和医院一名普通急诊科医生，但如今关注她的人，不仅爱问她养生之道、医学常识，还会向她讨教“人生哲学”。

    于莺走红网络并非孤例。这一年，微博势力不断壮大，成为拥有3亿多用户、日发2亿多条信息的新型传播平台。期间，一批医生开通微博，并很快成为“微博红人”。强大的网络热情，与现实中略显紧张的医患关系反差强烈。

开微博“自说自话”

    这一年，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微博大军，起初他们就是“自说自话”，评论、转发者也多是同事、同学。渐渐地，这些记录医院工作轶事的微博，点击量开始飙升。

    一日，于莺所在的急诊科讨论分诊制度，她在微博上记录道：“根据患者的病情轻重分诊，在系统界面上显示为红，黄，绿。病情危重的小红人马上进抢救室，没生命危险的小绿人，比如感冒、发烧、肚子疼的排队等着看，病情较重的小黄人由护士领着优先插队看。护士代表说了：万一遇上个特别不讲理的小绿人，直接把我打成小红人，我倒先进抢救室了！”

    微博发出数小时后，收获800多条评论。有同行评论：“分诊是件头疼的事情，每个来急诊的人都觉得自己急，实际上有多半跟急诊无关……”；也有网友担心，“如果小绿人排队，一直有小黄人插队，那么几天下来，小绿人是不是会变成小红人啊？”“这样还算合理，只希望不要有太多的关系户由绿人变成红人”……在就医问题上，大家似乎都有很多话要说，医患双方在一个新平台上开始了新的互动。

打假派与科普派

    杰西是一本国外健康杂志的编辑，平日喜欢搜集“养生之道”，又苦于无处求证，如今她只要搜到吃不准的健康咨询就会@“咄咄劈人李清晨”（@，微博用语，即转发）。根据微博信息介绍，身为外科医生的“咄咄劈人李清晨”言辞犀利，属于医生微博中的“打假派”。

    12月24日，他写的是：“小儿生长痛的发生可能与钙、磷代谢、骨密度、肢体过度使用、痛阈值减低、骨骼生长及精神因素等等有关——总之还没搞清楚，毫不意外的，这个病也是中医药的重灾区……我在门诊遇到这类患儿，不给任何处置，直接打发回家。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迷信任何专家。多给孩子一点儿关爱，告诉孩子屁事没有就行了。”

    “根据日常接诊，医生会敏锐地发现某个时期集中的‘流行病’，上微博消除病人和家属的相关就诊误区，是许多医生微博的特点，也是他们受到老百姓追捧的原因。”杰西说。

    相比李清晨，以语言幽默著称的于莺也时不时会发送“科普”信息。她告诉记者，之所以会在微博中发些科普消息，实为工作中接触太多比较震撼的案例，“能够避免的意外还是有必要科普的。”

    注意到网络民意，目前有更多的医生抢滩微博。“这是抢占舆论阵地，医生不发言，倒让马悦凌、张悟本之流有了可乘之机。”沪上一个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生告诉记者。

“恕不接受网上看病”

    在医生看来，微博140字的空间拉近了医患间的距离。目前，许多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中，科室里医生集体开微博的不在少数，他们互相“关注”，形成一个强大的信息交互圈，并由此形成一群忠实的粉丝。

    记者从沪上三甲医院了解到，医院对医生开微博的总体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而有部分科室是鼓励医生开微博的。一种新的担心出现了，有人分析，医生微博有几个阶段：从一开始医生“自娱自乐”，到之后的“科普与打假”，到现在网络到一定人气后，许多病人纷纷在网上向医生“求诊”。“仅凭病人几句话描述，医生就此做一番指点，是很危险的！”

目前，一些医生表示恕不接受网上看病。11月25日，于莺在微博上“申明”：“任何疾病的咨询、问诊，甚至挂号的要求，一律拒绝。临床是需要看患者的，否则就是骗人！”她的同事、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张羽在简介中直言：“微博科普不看病”。

（载自《文汇报》2011-12-27）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2017年，国家海洋局共布设监测站位约13000个，获取监测数据200余万个。监测结果表明，2017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稳中向好。海水环境质量总体有所改善，夏季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面积的96%，连续三年有所增加。监测的陆源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比率为57%，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赤潮灾害累计面积比上年减少51%，绿潮灾害分布面积为5年最小。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重，冬、春、夏、秋四个季节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的近岸海域面积分别占近岸海域的16%、14%、11%和15%。

（摘编自国家海洋局《2017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材料二：

    今年3月，27吨改性粘土被运到智利，这是我国赤潮治理技术第一次走出国门。

    改性粘土到底是一种什么土？海洋所俞志明研究员说：“它就像是专门扑灭赤潮灾害的‘灭火器’。”赤潮，在国际上被称为“红色幽灵”，它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因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或细菌爆发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有害生态现象。

    上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人员提出了撒播天然粘土，利用粘土颗粒对赤潮生物的絮凝作用来治理赤潮的方法。但是，天然粘土的絮凝效率低，每平方公里要用土大约200-400吨，耗时费力。俞志明团队从1993年开始研究利用粘土治理赤潮的技术，他们发现，天然粘土之所以絮凝效率低，是因为粘土表面带有负电，而赤潮生物也带有负电，“同性相斥”，粘土与赤潮生物能够发生碰撞然后“抱团”的几率很低。“那就给它改性吧。”俞志明团队运用物理化学原理，通过表面改性的方法，将粘土颗粒表面的负电变为正电，极大提高了粘土的絮凝效率。

    如今，运用海洋所的改性粘土治理赤潮，每平方公里只需4-10吨粘土，“就如同你在自己周围的地面上撒了包咖啡粉，这种用量对海洋来说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俞志明说。经过改性的粘土，不仅很容易与身边的赤潮生物发生碰撞、吸附，而且能够发挥“长半径”作用，像是突然拥有了加长的手臂，可以把远处的浮游藻类也“抓”过来，絮凝效率比天然粘土提高几十到几百倍。

（摘编自《改性粘土击退“红色幽灵”》，《青岛日报》2018年11月12日）

材料三：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是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在创新驱动和政策导向的有力支持下，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至今已在近海建成64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海洋牧场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其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多样性决定了海洋牧场是具备多元功能的综合体。海洋牧场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在一定海域范围内营造健康的生态系统，藻类移殖和鱼礁投放是改善海洋环境的重要手段。大型藻类在6米以浅的海域迅速增殖形成人工海藻林，具备净化水体环境、补充食物来源、提供栖息场所等生态功能，以天然饵料为食的小型鱼虾类等饵料生物聚集，吸引其他经济野生海洋生物，从而恢复渔业资源，提高渔业产品品质。海洋牧场建设融合清洁可再生能源建设、海水综合利用、盐碱地耐盐植物栽培利用，可最大限度利用海岸带环境和空间资源，提高海洋产能。海洋牧场建设后期，可以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发展海上观光旅游、垂钓、海底潜水、疗养等海洋第三产业，吸引牧场周边人群参与到海洋牧场的运营中来，打造新型的海岸带绿色田园综合体，充分共享海洋牧场带来的科学、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

（摘编自杨红生等《着力实现海洋牧场建设的理念、装备、技术、管理现代化》，《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7期）

材料四：

    参考消息网7月19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海洋战略的眼下与远方》的文章，称中国决策者把目光投向了蓝色的大海。

    文章称，中国的远洋捕捞业发展迅速，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远洋捕捞渔船数量从2007年到2014年增长了近45%，中国也不断建立完善与国际渔业管理相适应的标准化捕捞日志、渔船船位监控、签发合法捕捞证等监管措施。此外，中国在海洋治理上的角色和影响也日渐凸显。今年5月，中国在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后首次主持主办了条约缔约国年会。随着中国对海洋权益的重视，势必也将承担更大的海洋治理责任。作者认为，大国历来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相信中国会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编自《中国将肩负更大海洋治理担当》，参考消息网2017年7月19日）

材料一：

2018年12月20日，《2019年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出炉。初步预测，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总量将达到29.9亿人次，比上年春运增长0.6%。共中，铁路4.13亿人次，增长8.3%；民航7300万人次，增长12%；水运4300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道路客运受高铁通车里程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县际以上班线客运量将继续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客运、定制客运将仍然保持增长势头。

报告显示，2018年铁路成本投入大幅加强，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320亿人民币，投产新线4000公里，其中高铁3500公里，占比87.5%。面对发展需求旺盛和资源保障能力不足的突出矛盾，2018年航运也加大了投入，民航方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10亿元，新建、迁建运输机场9个，新增航线航路里程6643公里，支线航班量同比增长18.6%，中部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速达14.8%。春运最热路线也主要集中于超一线城市与省会城市之间，二者担任着交通中转的重任，客流量依然较大。同时也能看出，伴随城市化脚步加快，成都、武汉、重庆这类新一线城市已成为重要交通枢纽。

（摘自《2019年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2018年12月28日电子发烧友网）

材料二：

    到2019年，春运变得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而各类科技因素特别是网络科技日益广泛的应用是背后的重要支撑，春运成为展现中国科技的一个舞台和秀场。

    今年春运期间，在呼和浩特火车东站，机器人为乘客提供咨询服务。高德携手中国天气网以及全国80多家交通管理部门，推出“回家地图”系列在线服务。广东梅州公安局推出无人机空中巡视和胎压感应器扫描隐患。在线支付巨头支付宝联合广深城际铁路，在广州、东莞、深圳市之间的城际快速客运专线上，实行扫码进站或者刷脸进站，把之前动辄半小时才能完成的程序缩短至令人惊诧的3秒。近日，上海虹桥机场的2号航站楼53个登机口均可凭有效身份证和手机二维码扫码，实现了“无纸化”登机。在拉萨机场，瞄准技术应用短板，积极推动高原复杂机场公共RNP AR运行；在首都机场开展 HUD RVR90米低能见起飞试点和Ⅲ类着陆试运行，推动北斗系统在民航领域运用。

（摘自《中国科技的春运秀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月26日第8版）

材料三：

“反向春运”是指年轻人选择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春节的新形式。近两年，这成为不少80后、90后年轻人与父母共度春节的新方式。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反向春运”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反向春运”航线机票价格堪称“白菜价”，且票源充足。比如，除夕前一周，哈尔滨飞北京机票低至1.3折，仅需180元。把父母孩子接到城市，还撬动了春节旅游市场。据预测，2019年春节长假预计将有超过4亿人次出游，比2018年多出近1500万人次。

    当然，“反向春运”也有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对城市有序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老人和孩子的旅途安全问题等。另外，“反向春运”虽然可以让小家团聚，却会在情感上渐渐淡化对故乡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反向春运”的闪亮登场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仍然占有毋庸置疑的优势地位。正因如此，应努力争取早日消除城乡差异，打破各种壁垒。或许到那时，春运也就不会再有正向、反向之分。据铁路部门信息，今年2019年春运逆向出行的旅客预计将达到9%。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于很多人来讲已经不再是一种情结，父母到子女身边团聚，举家假期以旅游的方式过节，这些和传统不一样的过年方式正在春运中体现在不一样的旅程上。

（摘自《不必着急给“反向春运”下定论》，《光明日报》2019年1月15日）

材料一：

掌握一定的生态保护知识是公民进行生态保护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先导。但是，目前我国公民的环境知识、环境保护等相关知识却普遍缺乏，整体水平较低。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总体呈现一强一弱状态：浅层环境意识很强，深层环境意识很弱，这是典型的本能式的自我保护型的环境意识。2014年2月20日环保部发布的我国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公民在雾霾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了解程度高于80%，在这当中，雾霾是99.8%，然而对于PM2.5、世界环境日以及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等的知晓度却低于50%，除此之外，受访者中，在14项有关生态文明知识方面的平均知晓数量是9.7项，而全部了解的仅是1.8%。公民对众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度低、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知识掌握不够全面，常常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些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事情，从而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摘编自赵瑞华、厉雅娇《当代中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现状及对策》）

材料二：

（摘编自《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

材料三：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教师是关键，课程是基础，学生是主体。当前，从事生态文明教育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因成长环境和经历所限，现有教师队伍不论知识结构还是思维方式都存在一定缺陷，不得不学、研、教同时进行，任务重、压力大。同时，由于生态文明教学工作起步不久，难免存在课程良莠不齐、教材辗转抄编、思想彼此扦格、知识相互矛盾等问题。这就急需组织精干队伍，开设优质课程，编写优秀教材。实践表明，开展校际合作、成立教学联盟、整合优质资源和打造共享平台，都是可行的办法。而对于学生这个主体，我们应从国情世情、科技知识、生命价值、自然情感、经济模式以及消费观念、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系统展开教育，使其知晓今昔变化、了解中外差异、理性认识环境、自觉担当责任；着力培育学生知行合一的精神，让学生从日常生活开始、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与“美丽校园”建设并发挥其“绿岛效应”；支持学生开展生态文明专题调研和社会服务实践，培育“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家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总之，要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贯彻到学生培养的方方面面，涵养其精神、培养其素质、引导其行动，使之成长为具有生态文明精神品格和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王利华《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生态文明教育》）

材料四：

社会生态教育也是国民生态意识塑造的必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态教育是面向社会大众的生态教育实践，是以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年人为教育对象，以提升他们的生态素养为目的的教育。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接受教育应该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认知是不同的。生态问题具有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变化的特点，人必须从新的生态知识中汲取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理念。面向成年人的生态教育应注重生态理念的践行，应促使成年人自觉地掌握新的生态知识，提升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生态教育，可以进一步提高国民对生态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认识，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摘编自王丹《生态文化与国民生态意识塑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