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凡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草”“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上，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个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的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读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现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兵车行

           杜 甫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材料一：

    毕业于东北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的李文星在一家名为“BOSS直聘”的招聘平台上发简历找工作，却疑似落入打着招聘幌子的传销组织的骗局，直至有人在天津静海区一处水坑里发现他的尸体。

    据静海区公安分局提供的“关于李文星非正常死亡警情的说明”，7月14日18时55分，静海区城关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静海西外环与北外环交口沟内发现一具死尸。经查，显示人员为李文星，男，山东省武城县郝王庄镇仁德庄村人，后尸体被运往静海区殡仪馆保存。

    当晚，静海区公安分局民警联系到李文星家属，通报了相关情况。据静海区公安分局民警介绍，根据李文星随身携带的传销笔记等物证，分析认为其极有可能误入传销组织。

    静海区公安部门承诺，将围绕打击传销工作，加大清理整治力度，对存在非法传销活动的重点区域反复开展打击清理行动，对非法传销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处理。

    “他一心想快点找到工作，特别急迫。”李文星的大学同学说，两人大学毕业后赴北京找工作。

    5月15日，一名自称“北京科蓝”公司的招聘人员跟李文星联系，电话面试后让他到天津高新区报到。去天津后，李文星突然变了，微信经常不回、电话态度冷淡。事发后，李文星的双胞胎妹妹李文月也发现了哥哥的各种反常举动。在大家各种疑问和猜测中，最令人痛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摘自2017年8月3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材料二：

    在人们的意识中传销参与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现在传销正在升级换代，正在往高端传销发展，以广西为代表的南派金融传销甚至还有很多社会名流也卷入其中，教授、博士生、研究生、记者、律师、国家公务员、退休干部，演艺界的人士，沿海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老板、白领都参与其中，上至直辖市的北京、上海、天津，下至中西部贫穷落后地区，都趋之若鹜。传销已不再仅仅是穷人玩的游戏，正在向高层次、高智商、高学历、高投入方面发展，值得我们全社会关注。

    （摘自中国反传销协会网站论坛）

    材料三：

    中新网8月14日电 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通知强调，对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铲除。

    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指出，近期，传销组织活动猖獗，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利诱欺骗有关群众误入传销骗局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部门决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加强对传销重点区域的排查清理，对聚集型传销易发、多发区域，全面反复清查，完善防控、遏制措施，坚决查处一批传销组织和传销骨干。对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职人员参加的各类传销组织，坚决铲除。

    同时，加强对重点招聘平台的排查，压实平台企业的责任。严肃处理传播涉传信息的企业、组织和个人。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重点做好大学生和求职人群的教育引导工作，提升对传销活动的防范意识。

    材料一：

    假如推选中国地名中的最美汉字，一定非“阳”字莫属。有人曾对现今省会、地级市和区县级地名进行统计，带“阳”字的地名多达117个。其中两个省会城市为贵阳、沈阳，地级市有岳阳、襄阳、南阳、资阳、辽阳、揭阳等19个，再小一级的阳字地名更多达96个。而且，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古董”，有的甚至沉淀了几千年。

    古人扎堆起“阳”名，这其中有“阴”地不宜建城的原因，但更多是由于中国人喜“阳”不喜“阴”。例如山东的省会济南，在济水之南，但并不称“济阴”。又如古都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并未取名“河阴”。

    即使是对那些带有“阳”字的地名，古人同样极为挑剔和讲究。最典型的是洛阳。洛阳是块风水宝地，北有邙山，南有洛水，双阳之地，山川形胜，历朝历代都是皇帝的心头好，而洛阳的名字也十分纠结。洛河古名雒水，所以战国时，被取名“雒阳”。雒从火。秦时，五行之说渐起，秦始皇按“五德终始”进行推理，认为秦代周，应为水德，因此改为洛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东汉尚火德，复名雒阳。三国时魏的德运为土，认为“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遂复改为洛阳。后世沿用至今。

    （摘编自堇青《一阴一阳之谓道》）

    材料二：

    近段时间以来，一部以“猜地名”为主要形式的电视节目，在民众中间引发了一场“全民猜地名”的热潮。专家表示，地名是社会交流交往的基础信息，也是重要文化载体。解读地名活动受到持续关注，为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坚定社会大众文化自信提供了新的尝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认为，地名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但许多人对它的认知停留在表面。“我一直认为，行走在地名里，就是走在历史里。比如，走在深圳的地名里，就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里；走在南京的地名里，就是走在六朝古都2000多年时光长河里。”胡阿祥这样看待地名的含义。

    “目前，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共收集地名1200多万条。可以说，每一条都承载着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记忆、情感的寄托。”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民政部正在推进修订《地名管理条例》，拟对规范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稳定、保护地名文化等做出一系列新规定。“此次解读地名的兴起也将对规范地名管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等工作产生促进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认为，解读地名热潮的基础是近年来学习传统文化兴趣的回归。他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地名“玉门关”为例指出，很多人知道玉门关这个地名，但有关东汉时期军事家班超与玉门关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我们看似在解读地名，实际上是在解读地名背后的人、文化和生活，以及我们的情感。”康震说。

    （摘编自《从解读地名热看文化自信》，新华网2019年12月19日）

    材料三：

    12月9日，在察院弄机关宿舍大门边，靖江市竖起该市首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察院弄”。

    石碑上半部分采用汉白玉材质，底座则为花岗岩材质，石碑正面上半部分刻有“靖江市历史文化地名察院弄靖江市人民政府二〇一九年”等字样，背面的红色碑文介绍了“察院弄”地名的来历，并有“清代曾任户部侍郎郎中、绍兴知府的朱熙即居此巷”等信息。

    靖江市民政局地名办公室主任高峰介绍，该市首批共计18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将陆续竖立，包括白衣堂、戏鱼墩、弯腰沟、正东圩、旧志五桥、炮台圩、八圩渡口、范家石桥、礼士桥、小关、宋家市、盛家大厅、胜利街、朱大路、布市里、玉带河、巽河等。

    靖江市文化专家黄靖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承载着历史信息的地名有的逐渐消失，有的因口口误传而被更改，竖立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可以将地名“凝固”下来，留住文化记忆，传承文化根脉，增添人文景观，寄托现代人的一份乡愁。

    据了解，2018年4月，靖江市政府确定并公布第一批靖江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共50条。2019年6月，靖江市政府确定并公布第二批靖江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共45条。对进入名录的95条地名，该市依据《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和文件规定进行管理、保护和利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将优先延续、保留和规范使用。对部分极具历史价值、文化底蕴的历史地名，采取设立保护标识的方式加以保护和宣传。

（摘编自《靖江竖起首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泰州日报》2019年12月17日）

材料一：

在既有模型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数据训练和引导不断更新模型，初步展现出人类的创造性。这种强大的理解分析综合能力，不仅代表着技术上的突破，更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定冲击。关于技术对人类的取代过程，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对人的取代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人技艺知识的剥夺，对人生活知识的剥夺，对人理性知识的剥夺。整个剥夺过程被斯蒂格勒称为人的“无产阶级化”。在斯蒂格勒看来，“无产阶级化”并非指人的经济状况的贫穷，而是指技术的“智能化”导致的人的“愚钝化”，抑或“废人”化。也就是说，技术发展不仅能够取代人类身体，代替人类的生产劳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提供生活选择设计选项，让人们在其中作出价值选择，甚至代替人们选择如何生活。那些失去知道“怎么做”的知识的人会被视为“废人”，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甚至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以及逻辑判断能力会不断下降，越来越趋于平庸化、扁平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人的取代已逐渐接近斯蒂格勒描述的第二、三阶段——越发剥夺人的理性知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人的理性判断能力。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带来了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了人们的危机意识，使人的自主性、人与他者关系、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变得越发重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人类进行知识生产，甚至能够生成新的“思想”。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需要去思考作为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应如何调整自身状态迎接未来的智能时代。对于个人而言，或许培养自身的灵活性、创造力和理解能力会变得越发重要。人类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能够根据特定情境调整自身的沟通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使我们能够不断根据时代与环境的发展重新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式，探寻新的机遇，积极把握主动权，发挥主体性优势。并且，对于需要综合判断和组织沟通的工作，或者说需要展现“人格魅力”的工作，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尚不能胜任。人所特有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使得需要人在场才能激发出更好效果的工作或许都难以被代替。因此，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锻炼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等。

人类有着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够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构建稳定的模型。梅洛·庞蒂对人的认知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人的知觉形式是依据当下情境而存在的，人在所处的情境世界中充分调用所有的身体官能，并使知觉在身体中得到综合体现。身体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形式，我们能够通过身体调动所有感官和情绪，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形成知觉。人的认知会塑造人的价值观，从而沉淀在人的发展状态中。这种沉淀属于每个个体的情感记忆以及理性思维，人的当下状态与过去状态密切相关。这种基于情绪、非扁平化、带有个体独特记忆的认知，恰恰是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不能局限于课本知识学习和答题能力培养，而应更加注重亲身观察和体验，在此过程中激发主观能动性与实践理性，在场景中学习，并主动培养多视角理解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

此外，我们要保持对于知识的热爱与自由探索。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或许当下越是被视为“实用”的知识和岗位越容易被替代。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我们不应局限于实用、可计算性的视角，而是要在理解学习的过程中，更多思考知识的建构方式和深层次思维中那些“为何产生”“如何产生”等问题。对于知识的自由探索，能够充分调动深入思考能力和批判推理能力，有助于培养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提示我们要改变自身学习状态和知识结构、回归人类的本然状态，更是提示我们要改变教育模式、调整社会结构。未来智能社会对于工作价值和意义的定义会发生很大改变，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携手应对。在此过程中，哲学和伦理学的深刻思考方式和追问方式，能够更好地让我们认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如何应对变化。哲学和伦理学要想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或功效，就不能仅局限于思考过去和当下，而是要面对未来和可能性，做未来之学。

（摘编自唐兴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危”与“机”》）

材料二：

目前看，Sora将对影视制作、广告业、短视频业和大学影视专业的人才培养形成进一步的冲击。以上行业分工精细，环节众多，现在这些环节面临着被精简优化的压力。但我认为Sora并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拍摄、制作和真人表演。

使用AI建构一个新的现实需要其具有极强大的细节控制能力。目前Sora生成的视频还不能做到完全精确，有的细节破绽人的肉眼就可以识别，例如东京街头姑娘迈步时的左右脚不太自然，人在搬椅子时椅子竟然会漂浮在空中，篮球会穿过篮筐的边筐而过，几只小狗会不断地变幻出更多的效果，人咬了一口饼干但饼干上没有咬痕等。当然，这些问题在Sora的不断迭代中都很快能如破解物理题一样地得到解决。但是目前看，Sora能接受的“提示词”主要是可以被轻松视觉化的描述性文字，但抽象的、概念性的文字或观点能否视觉化，如何视觉化，这是Sora下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正是文字媒介与视觉媒介（图片和视频）之间的差异让我们作为用户很难以文字提示通过Sora的“人工智能黑箱”来精确地控制和输出我们想要的图片或视频。我们说“一图胜千言”，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即使是通过“千言”也无法精确达到一张图片，更别说一个视频的效果了。比如，在热播剧《繁花》中，90岁的游本昌老师扮演的“爷叔”看到穿上精致西装的宝总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短短几秒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注视，仿佛诉尽了自己一生的悲喜。我很难想象，用多少以及什么样的文字作为提示词才能让Sora精确地输出“爷叔”如此登峰造极的表演效果。

即使Sora可以高效地和逼真地输出很多个某一类型的长达60秒或以上的视频片段，某些类型的视频片段的表演仍然只有像游本昌先生这样的专业老戏骨才能胜任；能将这些片段以符合观众接受心理的方式流畅编织起来、讲述一个如《繁花》一样精彩和卖座的故事的，目前也仍然只能是由专业的讲故事高手通过专业的设备才能实现。尽管人类创造力的高峰已经被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重重包围，步步逼近，但最高处的红旗仍将猎猎招展，高高飘扬。

（节选自【澎湃新闻】的一篇访谈文章，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导）

材料一：

词原是歌筵酒席间演唱的歌辞，然而后人却又往往从这种歌辞中看到了比兴寄托的深意。比兴寄托有广义的解释，也有狭义的解释；有字面的解释，也有引申的解释；有就作者方面而言的说法，也有就读者方面而言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先讲“比”“兴”二字。词天生有这一特质，容易把作者引向比兴寄托的路子，也容易引起读者比兴寄托的联想。本来“比”“兴”二字是写诗的两种手法，如果换一种较新的说法，我以为比兴就是指心与物相结合的两种基本关系，“兴”是见物起兴，是由物及心。

见物起兴是说你看到一个物象，引起你内心的一种感发。以《诗经》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外在的物象，所谓“物象”，是眼睛所能看见的、耳朵所能听见的，凡是感官所能感受的统称物象。这在中国诗歌中有很久远的传统。即如《诗品·序》中就曾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陆机的《文赋》也曾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都是说你看到外界的景物后引起了你内心的感发，是由物及心的物与心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兴”。李后主《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种由于看到“林花谢了春红”而引起的感发就属于此类。

什么叫“比”呢？“比”是以此例彼，是说你内心中有一种情意，要借助于外在的物象来传达，因为诗歌这种美文，如果只讲抽象的概念中的情意，便不易引起读者直接的感动，所以常要把抽象概念的情意与具体的物象联系起来，才能引起读者的感发。由心及物的例证如《诗经·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是用一只吃粮食的大老鼠来比喻剥削者，这是他心中先有一个剥削者的概念，然后用硕鼠这一形象来表现的，是先有内心的情意然后找形象来比喻，是由心及物的心与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比”。秦观的“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减字木兰花》），说你要看到我内心中那千回百转的情意，就像篆字般曲折的小篆香一样，寸寸燃尽，以此形容其回肠的寸断。这也是“比”，是先有其回肠的情绪而后以小篆香来做比喻的。

所以一般说来，比兴就是表达情意的两种基本方式，或者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这是对“比兴”最简单的解释。

不过，“兴”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兴”只是纯粹直接的感发，并没有明显的理性的衡量和比较，所以有时是正面的感发，有时是反面的感发，而且同样的物象可以引起不同的感发，所以“兴”这种感发的范围是非常自由的，不是理性所能够完全掌握的。相对而言，“比”是比较有理性的。总之，“比”与“兴”基本上原该是指诗歌创作中“心”与“物”相交感时的两种方式和作用，但是汉儒却对“比兴”有了另一种解释，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而“兴”则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因为从《诗经》的作品分析，用兴的方法写的对象不一定都是美的，用比的方法写的对象也不一定都是恶的。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比兴”就开始有了另外的意思，就是“言在此意在彼”的一种美刺托喻的意思。这以后，在诗歌创作中说到“比兴”就再难只以单纯的心物交感的比兴来衡量，而有了一种言外之意可以追寻体会的意思了。

（摘编自叶嘉莹《诗显而词隐》）

材料二：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宿命，好像是注定了要让一个诗人亡一次国，然后李煜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几个句子出来。就是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他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的有点轻浮、有点淫乐转到那么深沉。就是一个亡国，忽然让这个才华横溢的人领悟到繁华到幻灭。所以我们读到《虞美人》，读到《浪淘沙》，读到他这些后期的作品的时候，忽然带动了一个很不同的生命经验。这种在亡国之后产生出来的创造力，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五代词刚好是诗词这两种文体的连接，因为在唐诗的黄金时代之后，你要写诗超过李白杜甫，想都不必想了。所以要另辟蹊径，另辟一条新路出来，反而走到了通俗的这个世界上去，把通俗重新开创新经验。当时有一批傻傻的人，还在那边继续模仿唐诗的，全部都完了。反而走到流行歌曲的这批人出现了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五代词的变革意义，就是词根本就是流行歌曲。

大家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林花谢了春红”这样的句子，我们会隐约感觉跟唐诗不一样。“太匆匆”，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民间感情，就是觉得好快啊。所以你会发现，把这些东西变成歌，变成现代的流行歌曲非常容易，因为它本来就是歌。我们现在读的《虞美人》《乌夜啼》都不是文学的名字，而是音乐的名字，等于现在我们讲的“降G大调”之类的意思，升调、降调的意思。

（摘编自蒋勋《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