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赵婀娜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相关链接】

①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②侯仁之被誉为“活北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

③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起，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屠守锷：长空剑舞拓天荒

    ①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少年屠守锷在上海亲历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那惨绝人寰的一幕使他立下了终身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②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次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科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他整日伏案工作，吸收掌握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③1957年9月，屠守锷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而后，他便和战友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仿制工作，成了导弹设计研制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摸索实践。他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我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对我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④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屠守锷临危受命，指导设计人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1964年6月开始，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比这种导弹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摸索、总结、攻关的过程中，我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我国1966年10月进行的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

    ⑤1965年3月，为了尽快把我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屠守锷想方设法避开政治风暴的袭击，我行我素，开会时别人慷慨激昂地讲话，他思维却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旁若无人地演算公式，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展着。1968年，屠总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守在一线。不久，发射场传出喜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⑥1980年5月18日，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从本土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的目标，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⑦屠守锷是有鲜明的个性，他从来不爱抛头露面，更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也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因此他的一切，无不是在静谧的氛围中进行。少年时便爱上了“以静御动，虽动尤静”的太极拳。读书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专业书外，文史哲都有涉猎。读书对他来说，是娱乐，是休息，是对自己知识结构的补充，也是开阔思路的手段。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作品，使他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忘记了长时间伏案工作后的劳累。

    ⑧他是共和国神剑的铸造者，他的心永远留在了火箭发射场；他的名字也与他的神剑一起，永远刻在了共和国的航天史册上。

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

    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爱国知识分子联手呼吁抗日救亡。桂林是当时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胡愈之发动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愈之说：“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刊物。

    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StarOverChina》一书，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不久，胡愈之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编印出版《鲁迅全集》。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进行了考察访问。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发行。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成为传世之作。

（摘编自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胡愈之》）

相关链接：①作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播火者，胡愈之在“五四”前夕，着力倡导白话文，发表传递西方新思想新科学、宣传新科技新发明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至1923年下半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评论世界进步文艺人物、作品、思潮和流派的文章，翻译了众多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是“五四”作家中最为高产者和传播新文化最为活跃者之一。（百度百科）②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绝大一股感召力!给青年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茅盾《悼念胡愈之兄》）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遭受迫害的陈翰伯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着手制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那时，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可以实现，因为有人民。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1981年4月，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读书》就是这样，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成为一面旗帜。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陈翰伯(1914-1988)，中共党员，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摘自“百度百科”)

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雷媛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了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她深知它的珍贵。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自此，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直到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子在敦煌团聚了。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数字敦煌”的概念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

    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樊锦诗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富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城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完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敢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有删改）

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 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

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

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