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生命

迈克·弗洛里安

    建筑物的大片墙皮已经脱落，露出红砖和白色的墙体。窗户上连玻璃也没有。三月冰冷的雨一直下着，地面上积了一个个小水坑。很久以前战斗刚打响时村民们就离开了这个名叫罗斯多夫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二十所小房子、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口井和几条泥泞的小道。一百公里内几乎看不到人。

    有两个俘虏坐在泥地里，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因为有一只手被一根粗粗的绳子和旁边站着的伙伴的手紧紧地绑在了一起，所以他们不得不举着它。

    一百米开外处，一个黑衣女人站在一辆马车后面默默地看着他们。那匹没有上套的马背风站着，长长的马尾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女人把马拴在村中央一口老井的手柄上，朝这群俘虏走来。

    获胜一方的十个士兵和他们的队长全身也都被雨淋透了，制服上沾着泥水和血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佩带手枪，还有几个人的身边放着步枪。队长的左肩上缝着一块黄色肩章。右肩上的衣服撕破了，露出光光的皮肤和血淋淋的伤口。这个孤单的黑衣女人朝他走来。

    队长几天前就注意到她了，她牵着马车，远远地站着。

    “同志。”女人走到队长身边用俄语喊道。队长吃惊地看着她，发现她并不漂亮。她上身穿着黑罩衫，脚上是一双平底宽靴子。一只靴子的前头磨破了，露出乌黑的指甲和弯曲的脚趾。她的两只手共用一只手套，抵御着冰冷雨水的袭击。她的头上顶着一块破布，眼睛和她的靴子一样黑，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

    “就是那个人，”她指着其中一个俘虏说，“他不属于他们的队伍，我要把他带回家。我已经把马牵来了。他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

    队长低头看看她的靴子，转过身对他的士兵们说：“准备列队。”

    “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她又重复了一遍，“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俄国人，和我一样，他是我的丈夫。”

    队长没有搭理女人，而是背对着她，命令手下：“站好队，每个人瞄准一个人头。”

    “我已经跟踪你们五天了，他真的不是和他们一伙的，他是一个诗人。”她用俄语说。

    队长仍然没有转过身来，他的士兵们排成了一行。

    这个阵势把女人吓坏了。她看着丈夫，那一排被绳子连在一起的人中的倒数第二个。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倚着墙的人。他的两只手臂被旁边或坐或躺的人直直地朝下扯着。有些俘虏在抽泣，有些在祈祷，还有几个也像她丈夫一样沉默地站着。

    她用一种被克制的急促腔调说着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奥地利语、斯洛伐克语等，甚至尝试了捷克语。当她用斯洛伐克语说“他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时，她似乎看到队长动了一下，因此她就继续用那种语言说：“我丈夫两边的队伍都帮。他没有枪，只是给两边的伤员们提供药品和酒。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正当他在那边的队伍里时被你们抓到了，是运气不好。同志，他不是你们的敌人。”

    队长仍然背对着她坐着。女人不敢接近他或碰他。她继续说：“他救了很多你们的人，也救了很多你们的敌人。他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带着酒精不顾一切地穿越前线去救那些伤员。当他的马被一颗地雷炸死之后，他就以步代行。”

    “我跟着他翻过一座高山。他想阻止杀戮和死亡，这个傻瓜。他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士兵。看，这里有他写的诗。”她轻轻地挪到队长跟前，把一摞写满字的纸放在他身边的泥地上，纸上有不知是被雨水还是被泪水冲出的一道道水渍。

    队长站起来走开了，那些写满诗行的纸被他的靴子踩进泥地里。他走向那个人——女人的诗人，她的爱人，丈夫，傻瓜，她的生命。他从枪套里拔出左轮手枪，命令士兵们站在每个俘虏的身后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他发布枪决令的时候，黑衣女人目击了这幕情景。但是她的眼里只有队长、队长手里的枪以及她的丈夫。当蓝色的硝烟在一片血淋淋的尸体上方飘浮的时候，她的男人却没有被枪毙……

(选自《译林》，有删改)

写作的自由

冯骥才

    ①我的经历有点奇特。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一一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②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③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混灭精神的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选自2016年《当代》，有删改）

双琴祭

梁晓声

    ①那两棵树，是生长极慢的树，其材最适合做琴。那位老制琴师呢，他的经验是，一棵那样的树，只能锯取一段，做成一把音质优良的小提琴。所以他打算用那两棵树同时做两把小提琴，使它们在音质上不分轩轾。

②琴取于材，材取于树。老制琴师当年亲手栽下的两株小树苗，在十余载里，不但增加着年轮，也像少年和少女渐渐长成健壮的青年和标致的女郎一样，深深地相爱了。它们彼此欣赏，彼此赞美，永不厌倦地诉说着缠绵的情话。

    ③但是，琴还没做，老制琴师却病倒了。他临终前对儿子说：“我一直想要制成两把音质同样优良的小提琴。我想做的事是做不到了，你一定要替我做到……”

    ④后来，他的儿子伐倒那两棵树，锯取了它们各自最好的一段，制成了两把音质同样一流的小提琴。他把琴送到了琴店，郑重地交代：“如果有谁在这两把琴中反复比较、挑选那么无论他最终选择了哪一把，都不卖给他。如果有人说它们是同样好的琴，那么可以将两把琴都送给他。如果是两个人，那么一人一把。”

    ⑤有一天，琴店来了两位父亲，带着两名少年。两位父亲是好友，他们是陪儿子来选琴的。两名少年不约而同地看上了那两把小提琴，于是店主取出琴让他们试一试。

    ⑥他们各拉一曲后，都说以他们的耳听来，两把琴的音质同样优良。为了使大人们相信他们所选的不后悔，他们还毫不犹豫地交换了琴，于是他们幸运地接受了赠予。

    ⑦后来，他们果然都成了“家”，声名鹊起。无论何时何地，他们一直合奏着。

    ⑧世人欣赏并赞美他们的合奏，但世人的心理是古怪的。不久，就有了他们之间孰高孰低的说法。而寂寞的传媒则一口咬住那纷纭众说，推波助澜。

    ⑨最后，他们不能再合奏下去了，只能迫不得已地分开，各自独奏。但他们都是那么眷恋合奏，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合奏才能发挥出他们的演奏天赋。

    ⑩比他们更眷恋合奏的是那两把小提琴。只有合奏的时候，它们才有机会相见

    11 但自从分开后，它们再没“见到”过对方。它们被思念折磨着，它们的琴音里开始注入了缕缕忧伤，正如苦苦相思着的情人的信上有泪痕一样。

    12 然而两位由合奏而独奏的演奏家，心里竟渐渐地栩互生出嫉恨来。他们不知不觉就入了别人的“阴谋”。他们曾经的珠联璧合引起了别人的嫉恨。别人想要离间他们，想要看他们成为仇敌。

    13 终于，他们中的一个心理崩溃了。他摔毁了他心爱的小提琴，跃下阳台，一命鸣呼。

    14 那时，另一个正在舞台上演出。他提琴的几根弦，随弓皆断。弦断之际，小提琴发出类似哀号的最后一声颤音……

    15 悲剧的发生使人心趋于冷静，对死者的同情超过了人心对其他一切的表现。有同情有憎恨，另一个还没来得及从惊愕中悟到什么，已然懵懂地成了罪魁祸首。最后，他疯了。

    16 他那一把琴被按了弦，又摆在琴店里了。然而，无人问津，因为它已被视为不祥之物。只要琴弓一搭在弦上，便会发出号哭一般的声音。

    17 是的，那真是一把小提琴在号哭——在为它不幸的爱人而号哭……

（选自《2011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有删改）

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作为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大运河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创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就。

古代中国如何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在较长时间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之下，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一直都是水运。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这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组织人力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

继起的唐朝享受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红利，盛唐气象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于这条大运河，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安危有重要意义。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运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漕运非常高效，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也促成了北宋开封的极度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首都临安即今天的杭州，这一时期浙东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它连接杭州和宁波，南宋的物资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元朝为保证北京的物资供应，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逢弯取曲，开凿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明成祖朱棣为修建北京城，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力物力，运力大都依靠运河。为保证大运河的通畅，还启动了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南旺枢纽，成功地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为明清大运河500多年的漕运通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让北京城愈发繁荣。南旺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大运河修建好之后，为明清王朝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为维护政权稳定，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分别六下江南。在这十二次南巡中，两位皇帝都在做类似的几件事：一是巡视河工，指导修治运河和黄河；二是体察民间疾苦，免除了沿途经过地方老百姓的地丁钱粮；三是整顿吏治，检阅军队，提拔和罢免一批官员；四是增加江南举子的应试名额，笼络江南士大夫。通过这些方法，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大运河不仅是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大动脉。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著名的运河经济带。

大运河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生活，方便了人员的往来，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现在的我们，能够在唐诗宋词、古典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感受到大运河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经过历代诗人的妙笔生花，这些运河沿线的城市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运河沿线的每一座城市，可以说都刻上了大运河的历史基因。比如山东济宁，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太守贺知章在这里相聚相识，贺知章邀请李白畅饮，以官印金龟换美酒，成为美谈。杜甫与李白也是在济宁相识相会。

唐诗宋词如此，元曲明清小说也不例外。关汉卿《窦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风所得，《金瓶梅》的发生地是大运河上的山东临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多带有运河的痕迹。

戏曲艺术的发扬光大也依托于大运河。昆曲取名于苏州昆山腔，明代中叶以来独领风骚，以苏州为中心沿运河和长江四处扩散，成为明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剧种。

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书画作品也非常多，尤其著名的是两幅国宝级名画，一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5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开封的繁华；一为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12米多长的画卷描写了清代苏州的富丽。

大运河还是民族交融之河。住在苏州阊门大运河边上的唐伯虎说，“四远方言总不同”，证明当时苏州居民的民族、语言、风俗都不相同。大运河沿岸的聊城、德州、济宁、淮安等地，是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地方。

大运河的存在，为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大运河逐步得到治理，借助南水北调，大运河重新恢复了全程通水。

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大运河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这条大运河不会只留存于史料记载中，它是流动的、鲜活的，是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

（摘编自倪玉平《大运河，流动的历史记忆》）

阿舒

茹志鹃

天暖了，花开了，树上已抽出新条，地面上绿茸茸的一片，一切都在向上窜向上冒。在庄稼还是“苗”的时候，就要给它移植，添水，加肥，锄草。“苗壮五分熟”，半年的收成，一半就看这时候的功夫。在这里，人过得紧张、热烈，有点辛苦，而生命的意味却更加深长。我正默想着，阿舒进来了。

“讲故事。”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接着就伏在我肩膀上，纠缠不歇。我朝她那张娃娃脸看看，便决定给她讲一些解放前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我答应讲了，阿舒倒又提出了条件：“苦不苦？苦得我不要听。我要听有趣的。”

她不要苦的，她要喜剧，要大团圆，而我却偏偏觉得她需要的，不应该只是那些“有趣”的。

于是，从这天起，我每天晚上要给她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有趣”的，一个则是不那么“有趣”的。她听故事的态度认真极了，不插嘴也不大笑，嘴巴微微张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惊讶，欢喜，坦率地看着人。

每晚必来的，还有一位，就是小队长阿舒娘，来和我谈白天的生产。娘来了，阿舒就着急。“唉！不懂人事不知愁啊！”阿舒娘又是这句老话。

说阿舒不懂人事不知愁，我同意；但是老支书说的“要她愁什么呢”，我也觉得有理。我总想在以上两种说法当中，挑选一个，但是每天都决定不下。“十七”这个年龄，真是个奇妙的年龄。

阿舒小学毕业了，稻子也黄了。

村边金色的稻子在沙沙作响，透过厚厚的稻穗，前面一块后季晚稻试验田里有灯光在摇晃，这是有人在诱蛾子呢！

“是伯伯！”阿舒眼睛尖。

“今年单季稻长得不错。”我说了一句，老支书立即抬起头来，眼梢的皱纹像扇子似的舒展开来，“嗨嗨，错是不错，不过……你倒估估看？”别人的估产，对老支书已是一种极大的快慰。

“错不了，少了七百五十斤你来问我。”田根公公说得斩钉截铁。

老支书连连摇头，“不行，赶不上啊！”我看他，肚里一定还有一个什么指标。“伯伯，我们跟哪个队挑战比赛了？”

“比赛？我跟谁比赛？……不过，人活在世界上，你不比也是在比。”老支书站起来，把灯挂在架子上。立即，①老支书的身影映在厚厚的稻子上，灯晃动着，巨大的人影晃动着。老支书在说话：

“人人都有一辈子，有人一辈子做的事，硬是有些人活几辈子也赶不上的，这是什么缘故！”他看着远处，好像在问自己，又好像在问那高高的天，问那无垠的土地，大片的庄稼。

“这叫什么，”田根公公含着旱烟嘴，稳稳地说道，“这叫有人活得像一条龙，有人活得像条虫。”

他们这么谈着，阿舒迷惘了，忽然笑道：“做条龙有什么好处？”

“你不懂。”老支书爱护地朝她看了一眼，说道，“上半年的小麦，就算它一亩少收九十斤，全大队一千七百亩，算算看……”

阿舒用最快的速度，把答数算了出来。老支书说：“看，国家要少收入十五万三千斤的粮食。”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听见阿舒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刚刚干了一件重活儿一样。

第二天去公社开会。会议上，老支书站起来了，说道：“我们上半年小麦歉收，我要负责任。半年的收获，不够我们队吃三个月的，我们自己是种粮食的人，可现在吃的粮是乘了几天几夜的火车，从别处运来的……”阿舒不安地转动着，把辫梢一圈紧似一圈地绕在手指上。

“……好多人都说我们水稻不错，可是我们全年的产量跟人家比起来，我们还是要吃人家的，穿人家的，我们……”老支书说到这里，装着旱烟的手都颤颤的了。我看着阿舒，②她一动不动地挺坐着，两只手捏着那只精心打起来的蝴蝶结，放在嘴里咬，把绸带上的丝都咬下来了。

“阿舒，你在干什么？”我碰了碰她，她茫然地朝我看看，像什么也没听见，仍咬着蝴蝶结，绿色的绸丝，一缕一缕地飘落下来。

有谁知道，这位姑娘的思想凝住在哪一点上？

“伯伯是一条龙。”阿舒忽然没头没脑地说，“田根公公说的那条‘龙’是什么意思，我懂了。”

“我懂了，我懂了。”风在吹，云在移动，太阳渐渐西下，上弦月已经挂在当空，一天快要结束了。③这一天里，在南方，在北方，多少小生命出生了，多少铁变成了钢，多少棉花变成了布匹，多少粮食收进了仓。在这里，十七岁的阿舒说“我懂了”。我发现“十七”这个年龄，不仅仅是奇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年岁。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身，忽听窗外有人说话：

“一层河泥，一层这玩意，倒是肥的呀。”

我推门一看，是老支书和阿舒娘朝外站在窗边议论，前面，那条河边上，阿舒带着她那个小组的全体成员——五个姑娘，正在河边捞菱藤。

“她们在玩什么呀！”我问阿舒娘，阿舒娘不以为然地说：“在积肥呀！”我忍住笑，出来拉了阿舒娘朝河边走去，一边朝阿舒叫道：“阿舒，你们在干什么呀！”

“④我们给土地老爷下寿面呢！”阿舒嚷道。姑娘们都是裤脚卷到大腿上，手里一式拿着两根长竹竿，嘻嘻哈哈地用竹竿夹住那些菱藤，真像下面似的，把藤绞在竹竿上，然后拖上岸来。阿舒娘一看她们这半身的泥水，不禁又笑着感叹道：

“唉！阿舒，你真是……”阿舒娘说到这，忽然来了个急刹车，下面那句“不懂人事不知愁”竟破例留在喉咙里面。

河边，菱藤已堆成了几个小山。几个幼儿园的孩子乐极了，在旁边转来转去，忙着采藤上的残菱。

“开心吧？”我问那些围兜袋里塞满了菱的小孩子。

“开心，”阿舒大声回答道，“这才真叫开心呢，你看！”阿舒朝岸上指了指。

那头岸上，竖着一块大黑板，黑板上写着她们积肥的指标数和已完成数，上面总的题额是极大极醒目的四个大字：“努力！争取！”

努力什么，争取什么，没有写出，可是我明白，她们要争取的，绝对不仅仅是完成积肥的指标。

太阳升起了，新的一天已经开始。这新的一天里，生活继续着，比赛继续着，看谁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比赛的人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许多十七岁的青年，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阿舒。

（选自《茹志鹃小说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