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被误读的梁启超

    确切的说，梁启超是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火人、第一发起人和核心领导人，是将中国推向巴黎和会并取得一系列外交权益的关键人物。1919年5月3日，梁启超还就巴黎和会的相关事宜给汪大燮、林长民发去了数封密电，而密电的内容之一，即是要求国内掀起抗议巴黎和会的国民运动的浪潮，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总爆发。

    在诸多导致“五四”爆发的原因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是“一战”。然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政局中，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一战”之于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性。

    梁启超是当时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而段祺瑞，则是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执行者。为了开启国民意识，梁启超甚至于1914年还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专门撰写了一部世界经典历史著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著作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即告完结，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梁启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梁启超撰写此书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它将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各大报刊及演讲、条陈中，屡次向袁世凯政府建言，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之所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乃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已预料到，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而“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然而，由于出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袁世凯不顾众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即有割让本属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青岛与日本，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国，袁世凯拒绝中国对德宣战，使得中国一再丧失参战的有利时机。直到袁世凯下台，段祺瑞执政时期，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入阁，此时，梁启超本已萌生退意，绝意仕途，然为了使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决定再入内阁，这是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决条件。梁启超入阁之后，即开始力促段祺瑞参加“一战”。

    “一战”结束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战”之于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在对德战争中，段祺瑞政府还组建了以徐树铮为将领的边防军，一举收复了被苏俄掠夺的外蒙古，这在中国领土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参加“一战”，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启超也不可能有和会顾问身份列席会议，甚至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成为可以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国，当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最主要联结者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一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融合。也就是说，梁启超将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在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这是梁启超的伟大之处。现在的一些研究中，都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前后经历了由世界主义到国家主义、又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和反复，并据此而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善变者”。事实上这是对梁启超的误解。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思想和立场就是爱国。

    某种程度上说，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是今日思想界存在的一大误区。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产生了误判。五四运动是纯粹的外交运动，以及由外交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后来也波及到了文化领域；而新文化运动则纯粹是知识分子导演和发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运动的主体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梁启超。二者不是一回事，二者的领导人和运动主体虽有重合，但并不一致。今天中国的历史学界和思想界，之所以不能将梁启超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人，并且，将梁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派人士，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对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及文化思想界进行理性而深度地考察，这种误读，可能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摘编自朱中原《作为五四“点火人”的梁启超》）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②巴黎和会，是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共27国参加，苏俄未被邀请。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给日本，并列入对德合约。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完全失败。

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维基百科）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菊者砚秋

章诒和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投入荣蝶仙门下学艺。

    程砚秋学戏很苦，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他做，无异于童仆。师父脾气坏，稍有不欢举鞭就打。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量的程砚秋常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由于营养不佳，心情一直比较抑郁。师父认为他不宜于学花旦，让他专攻青衣。师父还发现他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丽，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以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听时，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无人能及。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后改为艳秋。有人说这个更名含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只是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2年，他首次赴沪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戏院门口，汽车有200余辆，马车不计其数。程砚秋每日的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乏暇，极其劳累。但他依旧是客颜焕发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返京时，梅兰芳赴站迎接。几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一一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从此，他们的竞争趋于明显化。后来，两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刊，唇枪舌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铜，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这边倾斜了，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面对这样的情势，罗瘿公给程砚秋提出的策略是：“玉霜（程砚秋字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竞争激烈，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温良谦恭。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寿辰时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其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的戏就等于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戒掉了”，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其实，他的“独”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

    当时有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演员，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演的戏以后，就迷上了程派。每有演出，她必去“偷戏”，在梨园行，“偷戏”是大忌，怕被人认出来赶出去，她打扮成男孩去剧场。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但她实在太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现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

    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戏偷传给别人时，便断然与之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喝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

    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那么早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了。

（摘编自《读者》）

停不下的艺术追溯——林风眠：中西巧调和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阳镇阁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

    在林风眠5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

    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梅州中学的大门，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也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

    4年后，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铮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在国立高等艺术学院院长杨西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西斯惊叹不已，于是就推荐他到巴黎美院。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他的作品引起轰动。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

    约两年后，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为了实现“中西融合”的艺术理想，林风眠可谓殚精竭虑。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艺术名家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王朝闻、苏天赐等都是林风眠的学生。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请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登上讲台，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并提出了“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提倡兼收并蓄，调和中西艺术，并身体力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高度个性化的抒情画风，为

    中国现代绘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风格典范。

    1927年5月11日，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召开了一场在当时国内规模相当大的艺术展。由于

    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奉系军阀，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担任了由蔡元培亲手创建的杭州国立艺专第一任校长。执掌杭州国立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渔村丰收》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后来林风眠移居到了上海，他就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衍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8日）

相关链接：①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林风眠不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他为塞尚、莫奈、马蒂斯等离经叛道的画家所倾倒，又在巴黎东方美术馆和陶瓷博物馆的彩陶、汉画砖、唐三彩、瓷器花纹上，发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奇特魅力。（《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②林风眠曾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③“林风眠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的、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他是一个独领风骚数百年的领袖型、旗手型的人物。”——中国美术学院 原校长 肖锋

“他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基础，他之后的赵无极、吴冠中等人都是追随他的道路的。没有林风眠，中国绘画就缺少一个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美术理论家 邵大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