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国学的时代性

吴乾圣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载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清代著名学者孔治让在《周礼正义》中解释为：“国学者，在围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在近代回应“西学”的挑战而提出来的，包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经、史、子、集等内容上。当代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灿烂文明的古国，那么把传统文化的底蕴发挥出来至关重要。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国学上，所以说国学是国魂之学。那么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 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指出：国学，不仅成为现代中国人提高道德品质的教程，更是中国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精神支柱，是中华儿女一统华夏的文化源头。

    在关于和谐问题上，国学中也有很深的底蕴。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提出“和为贵”、“知和而和”的思想。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同样倡导“知足”与“不争之德”，以墨子为代表墨家提出“相兼爱”、“非攻”等主张。这表明，国学中包含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时代的创新改造，定为当今时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智慧的来源和依据。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中国分成两个，然而我们人大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最能调和，使冲突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在人文精神培育上，国学给我们提供更为宽广的源泉。如仁、义、礼、智、信是儒学经典的核心，是儒家伦理的最高准则。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我们汲取后，可以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义”，是儒家提出作为人应遵循的道义，是一种准则，是做人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维持社会的正义更显其重要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也带来弊端，一些企业未来各自的利益，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这些正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是人生价值观的模糊所致。“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其作用是规范人际之间关系。通过礼可以更是构建在人格平等上的人际行为关系。“智”，就是智慧， 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就是知识和技能的统一。“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诚信合一，立身兴业，缺不了信。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文化文明不但不冲突，反而更有利于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今天，我们不能把这些全部舍弃，要将“仁、义、礼、智、信”传统文化内容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与时俱进，成为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在国家治理上，国学也有我们汲取的资源。儒家强调礼与法是统一的。儒家强调的礼作为伦理道德规范，多靠社会舆论、道德自律、传统风俗习惯等力量来维护，其制裁体制虽有独特的优点，但面对恶的人性，其力量与强度都显不足。而法由于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足以克服礼之于恶势力的不力和无奈。若礼法相结合，则可以相得益彰。荀子在中主张治国要礼法并用：“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也就是说，只有礼法结合，才能使国家“合于文理，归于治”。这对我们当前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德与法律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时代，既允许异域文化的传播，更应当倡导本土传统文化的弘扬。国学的普及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保护，需要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专家学者们的解读与阐释。我们都应该活学活用国学，使国学内容以清新的面貌、得体的方式，成为格言警句，化作成语典故，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所以说，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汲取古代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精华，把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对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删节）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乡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它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在今天都普遍体验，但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大的历史节奏是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现代性的逻辑风靡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日益标准化、理性化，文化的个性日益被消弭了。而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堪忍受无根的生活，总要试图以各种方式抗拒着现代性实践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以及对物理距离的终结，去憧憬多元的、个性化的生活。这样，乡愁便与人类的现代化结伴而行，或确切地说——乡愁是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种反拨。

    诚然，思乡、怀乡之情古已有之。翻开中华文化史我们会看到，乡愁是古人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乡愁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它所表达的或者是忧国忧民的情感，或者是对于漂泊动荡生活的感受。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等等，都无不生动地表达出了古人悠悠不尽的思乡感受。

    但乡愁对于步入现代化、工业化文明的人来说，则具有特别的意义，拥有最真切的感受——这是一种对已经逝去的文化岁月、生活方式的追忆、留恋和缅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特定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便渐渐积淀成为一种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编织起人的文化成长之路，甚至伴随人的一生挥之不去。人类生活步入现代化，但是人的文化记忆却不能连根拔起。人的心灵不能简单地被物所填充，更不能全心沉湎于物的世界而无法自拔。而乡愁就是我们串联起生命之流、体悟生活真实的最恰当方式。如果说传统意义的乡愁所指向的多是有限的乡村场景、人物和故事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

    从这个意义来说，乡愁产生于距离——这既是一种空间距离也是一种心理距离。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乡愁就是处在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曾经活过的农业乡村生活的一种顾盼。诗人北岛的著名诗句“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体现的便是对我们生命的安定之所、生命根基的找寻与眷恋。乡愁所传达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文化归属。是一种民族文化的“集体的梦”“集体无意识”，它具有一种凝聚人心的作用。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诗歌所表达的就是台湾同胞期盼结束海峡两岸人为阻隔、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思乡情怀。

    当下的中国，乡愁被重新唤起，并引起大家的心理共鸣。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这折射了我们时代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处于急剧社会转型的中国，该如何守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找到归属感？该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该如何抚平人们浮躁的心绪进而拉近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告别乡村生活，人们纷纷涌入城市，虽然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了，但是心理距离却变远了，然而生存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割断我们的文化记忆，乡愁常常能够带给人们最温暖的拥抱与安慰。乡愁不单单是对一个地方的怀旧，真正萦绕心头的还是这个地方所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愁视为一种向后看的、消极的怀旧。莫如说，乡愁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是对本民族精神的依恋。记起“我从哪里来”，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通过乡愁，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找到了自我。在对乡愁的回味中，感受到了本民族的文化体温，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涌动，并渐渐涵养出我们走向未来的勇气与信心。

（摘编自邹广文《乡愁的表达》）

    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中，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治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书写历史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

    史传在对事件和人物做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等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钱钟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体现价值观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史记·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摘编自魏玮《史传文学的“情志”》）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法国作家雨果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语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而言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很少使用石材。木材在耐久性方面远逊于石材，所以中西两大文明的建筑给今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古希腊神庙到巴洛克教堂，以石构为主的欧洲建筑遗产蔚为壮观；相比之下，从先秦到明清，以木构为主的中国建筑遗产似乎乏善可陈。因此，自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存在于纸(文献)上，或干脆说实物等同于零局这种偏颇的看法曾得到很多中国学者的呼应，继而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洪流。迄今为止，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加工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大规模使用？梁思成曾经给出了一个大致不错的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中国人为什么“不着意于原物长存”，这依然是个问题。要接近最终答案，还需要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存在着适合作建筑材料的优良石材，其中最主要的是大理石。大理石原指产于云南大理的白底黑纹的石灰岩，剖面类似水墨山水画，古代常用来制作画屏或镶嵌画，后来泛指一切有花纹的石灰岩，连西方建筑和雕塑常用的白色石灰石也被称作大理石。大理石质感柔美，格调高雅，花色繁多，是建筑、装饰的理想材料，也是雕刻艺术的传统材料。我国大理石矿产资源品种众多，总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初步查明国产大理石品种近400个，其中按花色分类主要有如下几种：纯白的有北京房山汉白玉、安徽怀宁白大理石、云南苍山白大理石等，纯黑的有广西桂林桂林黑、河南安阳墨豫黑、山东苍山墨玉、湖南邵阳黑大理石等，红色的有安徽灵璧红皖螺、四川南江南江红、河北涞水涞水红和阜平阜平红等，绿色的有辽宁丹东丹东绿、山东莱阳莱阳绿和安徽怀宁碧波等，彩色的则有云南的春花、秋花、水墨花以及浙江衢州的雪夜梅花等等。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可轻易取得。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秦代修建阿房宫，木材就是从四川运到陕西的。随着木材的不断砍伐，优良的大木也日渐稀少，后世华北主要地区很难找到可用之材，以至于要从长江流域搬运大量木材到北方。可见，古代建筑营造并非严格遵循“就地取材”的经济原则。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很不经济的。只有当木材的使用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大木建造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较为淡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观念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的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要容易加工得多，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时更少。既然如此，花费大力气去建造石头房屋就没有多大必要。《礼记·檀弓上》记载，宋国司马桓魋命人为自己制造石棺，加工三年尚未完成，这充分说明石材加工之不易。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和咒骂，说他这样奢侈浪费，还不如死了快点腐烂为好。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大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接受。但在西方古代社会，建筑既然服务于“神”，自当与神一样永恒，因此木材不耐久的特性无法满足西方人对建筑永恒纪念性的追求，坚固而不易腐蚀的石材才能得到他们的青睐。

中国传统哲学也未曾认真看待“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真正永恒的只有变化。这种“常变”和“循环”的观念，使得木材不耐久的特性成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严重的问题。建筑服务的主体是人，而人处在不断的繁衍更替之中。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对建筑有不同的需求，建筑也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恒不变。建筑物破旧了，后代自会修缮，倒塌了，后代自会重建，这是一个不断循环、推？，陈出新的自然过程。我们实在不必考虑过于久远的未来，能更好、更便利地满足当时人的需求更为重要。一条常见的禅宗偈语，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固有的中国观念：“佛法因缘生，缘灭法亦灭。”人生短暂，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所以，陵墓建筑在功能上提出了耐久的需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这里便成了中国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之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筑部件，如铺地、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材料选择上是十分理性的。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