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胡同第几槐

刘心武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那株巨槐，我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巨槐叶茂如伞，网住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香气，然后，就会从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后来我搬出那四合院了，但依然会在梦里来到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把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将它晾干后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除了院子里的槐树，还有更可爱的胡同路边的路槐。槐树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还是槐树。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荫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城市的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多划分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此前提下，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选自《北京青年报》，有删改)

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在城市里，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了。但在喀吾图，生活迥然不同。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很多人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只有量身定做的衣服才能穿得平展。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来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狂风呼啸，昏天暗地，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窗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温暖和平，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地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得酥掉了。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的最不可思议的尤物——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曼妙地闪动，透明的尾翼和双鳍缓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软下来许多。

    当地男人们很少进屋，最固执的是一些老头儿，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即使穿了也死活不肯照镜子，你开玩笑地拽着他往镜子跟前拖，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多“拍兹”（漂亮），可越这样他越害羞，双手死死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再三提醒我们，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跟在后面，量完尺寸我们让她先付订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三只鸡嘛，换条裙子，够不够？”

    她订的是我们最新进的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这块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做了一条裙子。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揽过旁边那矮小的老妇人，“叭”地亲一口：“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

    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还有的人自己送布来做，衣服做好后却凑不够钱来取，只好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个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她妈妈始终凑不出来，小姑娘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捏着新衣服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店里挂着！最后，我们先受不了了。有一天，这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惊喜得不敢相信，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量体、排料、剪裁、锁边、配零件、烫粘合衬、合缝……做成后，还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缲裤边。浅色衣服还得洗一洗，缝纫机经常加油，难免会染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沾得到处都是。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

    是这样的，帕孜依拉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就殷勤地劝她脱下来，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半天，把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将袖口做大，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马蹄袖”。

    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有删改）

木质的村庄

王芸

    ①潮流而上，大致可以发现，木质的多寡，是判断村庄古老程度的一种标尺，也决定着一座村庄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②南方的传统村庄，多木。木的包容、温和质感，渗透于宅屋的角角落落。我喜欢这样的村庄，除了天然的草本木本植物四处见缝生长，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栖息在村头村尾、桥边河沿，还有一座座进去就能感觉清凉与妥帖的老宅。

    ③村中那些老树，巨枝虬结在半空中，如巨大的手掌托住了流转不定的时光。树下，总有一群群不知疲累的孩子玩耍着，捉迷藏、抓蚯蚓、滚泥球、抓沙包……他们一茬接一茬地长大，老去，最终消匿了身影。而树还在那里，成为村庄不离不弃的陪伴。

    ④有了这些树，再寡静人稀的村庄，也有了安慰。在江西宜丰采风时，去过一个叫坪上的古村。绕村半壁的石垒古墙上，散布着数十棵八百至千岁的古树，大多为樟树，看起来三四人方可伸臂合围，还有生长极缓慢的石楠和罗汉松，腰身紧致。它们与村庄的年岁相仿，一路绵延成环抱的姿态，护卫着这个村庄。村民出门抬头便见它们的身影，一年四季被它们荫庇。它们仿佛一条隐秘的时光通道，连接着村庄的源头。

    ⑤盛夏，慕名至婺源，随古村落立档调查人员走访古村。同行的当地女子有个男儿气的名字，显峰。她家在一个尚未被旅游开发的古村，村内老宅不少。她家的宅子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族谱上可查找到源头。在这些上百年的老宅里，每一年都有木质的部件在悄悄地裂变、腐烂、风化，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直到坍塌碎裂才被惊觉。

    ⑥每走进一处老宅，当我们留意着那些难以复制的精美细节时，显峰却专注于询问房主如何保全，如何维修，如何保持品质地仿旧。她与古宅是一体的，即使她已经搬进县城，住进水泥楼房多年，只在年假时偶尔回一趟老宅，但她与老宅有过相同的呼吸节奏，成长的记忆渗透着被老宅过滤的光线的质感，生活习惯也延续着对老宅的迁就与贴合。无论离开多久，她对老宅始终怀有亲人般的牵挂和担忧。与我们说起老宅，她的语气里有些许骄傲，也似连缀着无声的叹息。那是时光的馈赠，也是无法挽留的遗憾。无法，却又拼力想去挽留。

    ⑦在虹关村，詹姓老人正在翻修老宅。三米长的横梁是精挑细选的好木，前一日进屋时，因为老宅低调的门脸、高耸的板壁、紧凑的结构，木匠师傅们想了很多种办法。此时，它安卧在老宅正中，比周遭的木色都新、都亮，却有一股安妥的气息。似乎有它稳稳地坐镇一方，这满屋的狼藉躁动之气，都不足为虑了。不远的天井一角，堆放着比人高的沙土、瓦当，瓦当是从老宅屋顶上揭下的，有着让今天的匠人称羡的结实质地。梁的下方，几位木匠师傅正在赶活儿。进门的一侧厢房里，也有木匠师傅在忙，木屑散布在老人稀疏的头发、圆眼镜片和脸颊、鼻端。他端举着一张被木屑粉尘“装饰”的脸，好奇地探出头来打量我们。

    ⑧在上海工作退休的詹老，对这座老宅念念不忘，对这座古村也是。街头巷尾的粉墙上，都能看到墨色涂写的巷名，这都是他的作为。他乐之不疲地将时光打发在这些事情上，全然出于自觉自愿，似乎想在老年一气偿还远离古村的那些时光。

    ⑨也是在虹关村，我们路过一处只剩支离骨架的老宅，颓败的脏腑隐没在半人高的草木中。野草恣肆地横逸斜出，疯狂滋长，改写了老宅原本封闭自洁的空间。已经没有门扉的木框上，挺立的杂草丛中，悬有一枚蓝色簇新的门牌：“浙源乡虹关村100”。新与旧，如此突兀地组配在一起，颇为触目惊心。不知这老宅是无人居住而自行毁败的，还是主人主动地放弃，在他处改建了新宅。

    ⑩在古村，你会不断地与呈现颓态的老宅相遇。颓而不败的它们，支撑着骨架，挺立在同样古老的街巷与树影中。你也会不断地与形态如旧但质地簇新的新屋相遇。人们改善生活空间、生活质地的渴望，是无法阻挡的。老宅的好，老宅的亲，老宅的贵，老宅的不可复得，只能在懂得、体恤、珍惜它的人那里，才能得以保全并延续。

    ⑪也有老宅被移植。人挪活，树挪死，那么老宅呢？它们被从埋入土中的基础上挖掘而出，远离了自己植根多年的村庄，整体标记后迁至新地，再按标记组装起来。移植者，多是承包了某一村落旅游业的投资者。他们出于打造景区的目的，将一座古村的村民迁空后，再填置进一些移植来的老宅。看起来整个村落的古宅生态更加丰美，可被抽空的村庄，还能葆有多少本真的活泼泼的生气?

    ⑫那些老宅在被移植的过程中，也被修复。朽败的骨架，用水泥框架支撑。门头檐角，借用日益高端的修旧如旧的技术，老的与新的、真的与假的，混淆一体，看起来面目无异，可气息不对。那种走进老宅可以闻见的，从老宅骨子里、木缝中散发出的天然木香，被生硬粗暴的水泥气取代。我静静地望着这些被拆骨又接骨的老宅，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压抑的呻吟，在体内留下反复发作的伤痛。这些，都只有老宅来默默地承受了。

    ⑬颓败的老宅与簇新的门牌，存留在相机里，那一点亮蓝和一片深暗的木色之上，有挺立的生气勃勃的草茎。在按下快门的一刻，我记得有风吹过，轻轻摇动它们。这一切构成了某一时刻的记忆，留于感觉，留于影像，留于文字。但，这不是完结。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卖烧豆腐的秋娘

麦家

    秋娘是建水邻县石屏人。五十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林区，时年才六岁。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没有了父亲，伐木工人，替秋娘找了一份烧饭的差事做。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

    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丈夫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

    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

    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

    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的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

    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

    我想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灰火落入耳朵。

（本文有删减）

材料一：

“雅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道德理想和文艺批评标准，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其审美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精神。历代文人大都提倡以“雅”为美的文艺创作思想和评判标准。曹丕把“辞义典雅”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刘勰将文章分成八种基本风格，其中居于首位的即为“典雅”；王昌龄把诗分为五种风格，其中“古雅”也是位列第二；南宋诗词评论家张炎极力提倡“雅正”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南宋诗论家严羽也提出“去俗求雅”的审美追求。“求雅”的审美旨趣一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题。这种“求雅”思想也是中国古代语言使用规范的基本理念和核心思想，被汉语言文字学学者戴昭铭概括为“雅正”的语言规范观，追求一种从现实语文生活中提炼而成的理想化的语文标准，具有一种语文审美的倾向，即力求维护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好的、合乎标准的语文形式，它概括和体现了我国古代优良的语文传统。

“雅”与“俗”相对，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二者从来都相伴相生，不可分割，在历史上也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状况。但不管哪个时期，“雅”总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它能引领着社会风尚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近几十年来，社会语言俗化现象非常普遍，这是当今语言生活主体平民化、草根化的某种结果，也是社会自由开放的表现。但是，言语行为的“俗雅”要区分人群和场合，不能全民皆俗，不能全方位皆俗，应该给“雅语”留下一定的时空语境，在社会大潮中，需要有一种高境界的审美追求，需要“雅”的言语行为规范理想。但目前社会上出现了本该“雅”却“俗”的言语现象，比如，某校长在毕业致辞中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这样的毕业致辞，把庄严神圣的毕业典礼变成了迎合学生的类似于脱口秀的娱乐舞台，虽然赢得了无数次掌声和尖叫，但却无法传递给学生受用终生的灵魂力量，热闹有余而深邃不足。

在当今俗文化大行其道、语言俗化成为潮流的宏观背景之下，需要有一部分人坚守“雅”文化和“雅”的语言风格，以此支撑着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传统的审美文化。“雅”和“俗”在社会语言生活中一直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我们从来不否定俗化的语言有特定的交际场合和交际功能，但是，在一些正式庄严的语境中，应该使用典雅的语言，权威人士、社会名流、公众人物、专家学者等在“雅语”的使用方面要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学校教育在这方面更要有所作为。

纵观语言规范的发展历程，当今中国，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已经确立，语言地位规范已经完成；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各项标准也基本确定，语言本体规范基本完成；目前语言规范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使用规范。我们提出的“中和诚雅”语言规范观符合语言规范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也适应当今宏观社会语境，对指导当今语言规范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编自刘楚群《当今语言规范观：中和诚雅》）

材料二：

语言规范的“雅正观”贯穿古今。现代汉语时期，强调“正”多于强调“雅”，讲“规范”多，讲“雅顺”少。在教育普及的当下，在重视文化的当下，既要讲“正”，又要讲“雅”。当然，雅正是就规范而言，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生活，则不必也不应强调“纯洁”。通过语言规范来匡谬正俗，这种规范观虽然较为传统，也常有批评，但仍然在社会上较为流行，也确实是语言生活所需要的。

语言规范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语言变项的选择。语言在历时发展中，在共时应用中，都会出现变异和分歧，一个语言项目可能形成若干变项。语言变项的存在是常态，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是语言整合的对象。语言规范就是对语言生活中存在的语言变项的选择，就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的选择。认识语言规范的这一性质，树立语言规范的“选择观”，可以从根本上摆正语言规范与语言发展的关系，可以自觉地在语言规范过程中去发现语言发展的新规律。语言规范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在语言生活中出现了紊乱现象时，需要动用社会之力帮助语言的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使语言生活恢复到新的有序状态。

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语言生活观”要求语言规范既要反映语言生活现实，又能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评价语言规范是否合适，就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语言生活实际，看它能否科学地指导语言生活。

既然如此，了解语言生活，认识语言生活，是做好语言规范的必要条件。语言生活错综复杂，常要使用现代的各种观测方法，比如建立动态流通语料库，就如同水文监测、气象监测一样，利用这一语料库来监测语言生活的各种变化。观测语言生活，也包括观测语言舆情。语言舆情是社会语言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通过语言舆情也能够逐渐形成新的语言意识。

一个观念可以改换一个视角，改换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一片新的学术视域。在雅正观、选择观、语言生活观的综合关照下，我们便会开拓更多新的学术视域，必然会对语言规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语言规范研究必然会有一个跨越性的新发展。

（摘编自李宇明《语言规范试说》）

材料一：

火，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南非的斯瓦特兰洞穴考古发掘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线索。在该洞穴埋藏最深也是最早的堆积层中，我们找不到积碳，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现人类用火的证据。在这一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型猫科动物的完整骸骨，还有许多零散的骨头碎片，上面带有牙齿的咬痕，其中就包括直立人的骨骼残骸。往上走，到了较后期的堆积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积碳，积碳是因不完全燃烧而形成的沉积物，这是人类用火的证据。而在这一堆积层中，所发掘出的是直立人的完整骸骨，还有其他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和鸟类动物的零碎残骸，其中包括被啃咬过的大型猫科动物的骨头，为数还不少。由此观之，洞穴“所有权”的转移，以及谁吃、谁又被吃的角色变化，都生动地证明了火的威力。

火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又最伟大的“工具”，用火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使用火可以重塑自然世界。然而， “工具”也许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字眼：不同于一把没有生命的刀具，火有自己的“生命”。即便时至今日，火至多是一种“部分驯化物”，经常不请自来，若不加以谨慎看管，它随时可能脱离控制。

人类用火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至四十万年之前。人类用火带来的巨大影响，·远非后面驯化植物或动物所能比及。人类手中的火是地貌景观的“设计师”，但为何这一观点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并未留下应有的记录呢？ 原因很可能是火的力量是在数十万年的历程中扩展开来的，而完成这一过程又是在“未开化”的阶段。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注意到自然界的野火能够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野火清除了旧有的植被，火熄灭后，会产生人类所需要的种子、浆果等，最重要的是，野火熄灭后，新长出的草地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而这些食草动物正是人类的猎物。北美的原住民懂得用火去整饰地貌景观，招引麋鹿、海狸、野兔等，最后将这些猎物擒获。也就是说，他们首先精心创造出一片“栖息地”，引诱猎物前来，把猎物收入囊中，这也就代表着某种“丰收”，只不过对象是他们有意识吸引而至的。如此看来 ， 早期的人类不仅用火改变地貌景观，而且他们还懂得用火去捕捉猎物。在火被驯化后，人类为张罗一餐所要奔波的半径范围，也就大大缩小了。这就为人类逐渐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火可用于烹饪，将生食煮熟——这是使人口聚集起来的一种方式。用火去烹制生食，就等于将一部分消化过程放到体外进行。在火的作用下，食物中的淀粉会发生糊化，这时淀粉会变成糊状的溶液，食物将变得更为柔软和粘稠，也更易让人咀嚼和消化，人类从糊化后的食物中提取营养所需要消耗的热量也相应变得更少。同时，烹饪所引起的化学分解，可以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能量，因此使得智人所需的食物更少。有了火，早期人类就可以收集并进食各种食物，其范围远非早前所及：有些植物长有棘刺、褶皱，或者厚厚的外皮，现在通过火的烹制，就可以将它们去皮、打开；那些坚硬的种子和纤维性的食物，消化它们需要惊人的热量，直接食用这些食物对人类而言得不偿失，现在经过火的作用，这些食物不仅变成了可口的美味，而且消耗的热量更少。

利用火给人类的基因和生理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若同灵长类的“表兄弟”进行比较，人类肠道的长度还不到它们的一半，牙齿更是小得多，这是因为在烹饪过程中，食物内部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这会使食物变得更为软烂，更易咀嚼和消化。因此我们在消化食物时消耗的热量也就少得多，这样就可以给大脑提供更多的热量。理查德·兰厄姆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的大脑容量为什么这么大，其体积是一般哺乳动物的三倍之多。从考古遗迹中发现，人类大脑容量的激增，是与家户灶台同时出现的。

(摘编自詹姆斯·C.斯科特《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材料二：

先祖何时跨过了从利用自然火到有控制地用火的这道门槛？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是发生在直立人的早期(大约距今200万年) ，因为直立人与更早的能人乃至南方古猿相比，在体质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脑容量的显著增加，而这些改变只有在用火熟食后才会发生。“熟食假说”认为人类用火始于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早期。该假说认为用火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用火的初衷是烧烤生食，熟食使人类更易获得所需的营养。对大脑而言，食物经过高温烹饪，其中的蛋白质会发生水解，生成具有鲜味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不仅提高了食物的口感，还是大脑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同时熟食大大减少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危害，这使得人类体质发生了明显改变，并因此进化成直立人。人类从此解放了双手，能够开始进行采摘、制造工具等复杂的活动。

这一假说是从人类进化过程中形体变化的角度进行的推断，尽管得到很多支持，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学者宣称在古人类遗址中发现了早期直立人的用火证据，例如南非的斯瓦特兰洞穴、肯尼亚的切苏旺加遗址、中国山西的西侯度遗址和云南元谋人遗址，这些古人类遗址距今都超过150万年，但这里发现的所谓古人类“用火证据”，因遗迹遗物分散、材料少、保存状况不佳而很少被学术界认可。例如，早期人类不会构建火塘，很少会留下结构性的火塘残余，同时，对于出现在地层中的零散的不完全燃烧沉积物，是人为用火还是自然野火的产物，也很难辨识。

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新发端的行为方式，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类的栖居方式，并使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向减少流动性、更好地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而人类学会利用火被认为是对人类生计模式、社会结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变量与发展动因。

人类引来的燎原之火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区域内特定生存资源的密度增加，获取特定资源的可预见性增强。在此情形下，捕获小型猎物更加便利，觅食的不确定性大为减少，觅食所要行走的路途大为减少，人群的流动性随之变小，这就预示着定居趋势的出现，进而人口规模扩大，社会日益复杂化，私有领地和财产的概念开始出现，这时文明的曙光若隐若现。

(摘编自高星《史前人类的生存之火》)

【注】人类的进化主要分五个阶段：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