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底，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校长。自罗家伦1930年离职后，因为长时期没有合适人选，清华校长不断易人，国民党政府只好令“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出山。对这一任命，梅贻琦虽感荣幸、快慰，却担心不能胜任，便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当时的心理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诚恳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用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求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梅贻琦做人外圆而内方，人称“寡言君子”。他虽是校长，却不大权独揽，只要有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工作中遇到问题，他也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么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而从无疾言厉色。不仅如此，为了清华的发展，他还创立了被外界称为“教授治校”的校务委员会制度。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选举，在梅贻琦领导下，学校的主要决策由校务委员会共同做出。这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极大地发挥了教授的作用，使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力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

    梅贻琦治校既能博采众议，又对自己认定的事固执不移。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但他一意坚持只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表达他对清华的挚爱。身为校长的他，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清华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不愿把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以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到台后，他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住院期间，他的病桌旁始终有只手提包，他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和学生。闻一多被害，悲愤之余，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后事，一面与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立即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他先拒绝，然后悄悄通知吴晗离去。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他派卡车把学生接回。当局要逮捕、开除学生，他想方设法给以保护。有学生被捕，他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总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

    正是凭借梅贻琦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清华不但保存了元气，还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摘编自张昌华《梅贻琦：清华的名片》，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共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百度百科）②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语）③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为形成清华校风贡献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菌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在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 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

    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竞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

    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冲击世界尖端，必须舍弃必须付出我干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搞我们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搞世界尖端的东西，就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亲情、友情、金钱对于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家庭，放弃女儿，一定要放掉，我想好了才回来干。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一点一线：体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要去经历，要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国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国，已经有一幢三百多平方米、带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国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床，国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衣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水管上装着一个个水龙头。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被一片自由市场包围着，从早到晚闹哄哄，她的一扇防盗铁门也防不住强盗，先后被撬了两次。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来帮郎平带小孩，一老一小经常睡地铺。1996年，郎平的美国挚友劳尔来北京，去郎平家做客，看到她住这样的房子，一连问了好几声：“詹妮，你就住在这里？就住这里？你回来工作，

    国家没给你房子？”

    1998年，郎平才搬进新房子，房子大了许多，是广东丽珠药业集团解决了郎平的住房问题，也聊表这个企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

    我刚回来，早有人提醒我，劝告我：“你已经是‘五连冠’功臣，你那么辉煌了，再回来干什么，女排是这个状况，你还是保住你自己那点名气算了，别把那点荣誉路毁了。”这次世界锦标赛，打成现在这局面，似乎要被这些“提醒”和“劝告”说中了。

    因为我有海外八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国，我的心态肯定也降不下来。但我拥有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感受，使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又成熟了许多，我不会再受外界干扰，去计较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次冲世界锦标赛就算不能如愿，我们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不能把我四年的工作一笔勾销，我竭尽全力，也敢于向自我挑战，这不也是一种成功？

    输给了古巴队，我还是要求队员们去认真观看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要准备下一场我们和保加利亚队的对阵。我还是重申这句话：进不了前四，也要争取第五！

（摘自郎平、陆星儿《郎平传》等）

相关链接：排球协会一个电传一个电传的发到郎平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郎平犹豫着。直到球类司司长给她发来电传：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国家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郎平说道。和签约球队解约，赔偿了违约金，房子、院子、汽车都留给了丈夫和女儿，郎平发现自己忙了十年，忙得两手空空，只有两个装行李的箱子。在回国的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美国好友送的玫瑰花束里，泪落如雨。（选自《郎平的眼泪》）

倒立的马云，一切皆有可能

苗向东

    在地球人眼里，马云是来自火星的异类，而马云也很配合这个角色。马云有一个绝活：

    单手倒立。他能够一只手撑，倒立数分钟而面不改色。他不仅自己练倒立，还要求全体干部

    员工练倒立。他说：“当你倒立时，世界会变得不一样。”马云有句口头禅：倒立看世界，

    一切皆有可能。

    马云儿时的偶像是小鹿纯子。而纯子最吸引他的就是遇到困难时就倒立，于是马云认为

    这个倒立一定是一个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法宝”。所以马云把倒立练得炉火纯青，甚至

    学会单手倒立的绝技。后来他创立了公司，在面临“非典”的困难时期，公司如何走出困境呢？一次，马云看到一幅画，上面画了许多鱼，但除了一条之外都往一个方向游，只有这条鱼是往相反的方向走，这幅画的题目叫《换个方向，你就是第一》。于是马云悟到：淘宝网换一个方向，也许我就是最先到达终点线的人。于是他想到了通过练倒立，来让大家学会倒立着看世界。

    为此马云自2003年以来做了一个特殊规定：每个进入淘宝网工作的人员，无论胖瘦、高矮，都必须在3个月内学会靠墙倒立。男性需保持倒立姿势30秒才算过关，对女性的要求稍低些，10秒即可，否则只能卷铺盖走人。为什么要练习“倒立”呢？一是可以锻炼身体，不用任何器械，训练很方便；二是通过练习倒立，促使大家对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够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养成“换位思考”、“逆向思维”、“多位思考”的习惯，培养创新精神。自此，“倒立”成为阿里巴巴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此后马云无时无刻在鼓励这种“倒立”视角。2008年8月的一天，马云突然找到秘书，

    神秘兮兮地说：“走，跟我去淘宝！我今天要临时抽查，要所有高管都给我倒立，看看他们

    会不会。”在淘宝专门的倒立室里，每一个高管轮流在马云面前演示倒立。果然，有几个高

    管没能完成。马云甩下一句话：“限期整改，过段时间复查。”几位没有过关的高管人员，

    通过训练很快就掌握了倒立的技巧。

    倒立思维的结果，就是马云始终走的是特立独行之道，不断打破常规，在与竞争对手过

    招时，从不按规则出牌。马云有很多奇特的“倒立观”，他信奉这样的理念：永远不做大多数。“如果一个方案有90%的人都说好的话，我一定要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去。因为这么多人说好的方案必然有很多人在做了，机会肯定不属于我们。”于是马云没有投身热门的门户网站的红海，而是看中了国外市场上运行失败的B2B模式；没有擒贼先擒王，而是专攻中小企业；没有虚张声势打造影响力，而是出其不意得玩起了“西湖论剑”，来的宾客里居然有美国总统克林顿；没有在互联网急速膨胀烧钱的年代跟风，而是把高盛公司1999年的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用到了2005年。逆向思维可以构成核心竞争力，这是马云倒立后得到的逻辑，所以他总能把自己置于冷静旁观者的角色，游刃有余。伴随．阿里巴巴网站的成功，马云也一直以“反其道而行”的商业思维成为具有反常规精神的企业家代表。

    仅靠倒立显然远远不够，马去还将倒立不断延伸、扩展。学会站在客户的角度来看问题，

    而不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候，客户是你的上司，有时候，客户也是你的员工。

    对于经理人而言，大部分人的思路是先站在个人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换一个思路，学会站

    在公司立场上考虑问题，反倒更容易让自己脱颖而出。他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逆反思维、

    反教条、出人意料，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思维的商业逻辑体现出了更大的商业价值。

    马云的倒立，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创新”，用汤姆·彼得斯的话说就是“颠覆”，用安德里·格鲁夫的话说就是“惟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用柳传志的话说就是“重新写一份菜谱”。结果倒立着的马云和倒立着的阿里巴巴人，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神奇地走向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