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张爱玲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牛栏里面，积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时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一缕辛酸慢慢堵住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禄兴娘子已经立在他身后，也直瞪瞪望着空的牛栏，头发被风吹得稀乱，下巴颏微微发抖， 泪珠在眼里乱转。他不响，她也不响，然而各人心里的话大家看得雪亮。瘦怯怯的小鸡在狗尾草窝里簌簌踏过，四下里静得很。

   “到底打定主意怎样?”她兜起蓝围裙来揩眼。

   “不怎样。”

   “眼见要立春了， 家家牵了牛上田，我们的牛呢?”

   “明天我找蒋天贵去。”

   “天贵娘子当众说过的，要借牛，先付租钱。”

   他垂下眼，弯腰把小鸡捉在手中，“不，不!”她激动地喊着，已领会到他无言的暗示了，用惊惶和恳求的眼色看着他，“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不答应，先是我那牛活活给人牵去，又是银簪子，又轮到小鸡了!我问你，小鸡是谁忍冻忍饿省下钱来买的?”她把蓝围裙蒙着脸哭了起来。

   “闹着借牛的是你，舍不得鸡的也是你!”禄兴背过脸去吸烟。到底借牛是正事，不耕田，难道活等饿死吗?她懂得的。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茅屋烟囱口上，把湿茅草照成一片清冷的白色，烟囱上正蓬蓬地冒着炊烟，熏得月色迷迷蒙蒙，鸡已经关进笼里，低低地、咯咯地叫着。

   后天早上，鸡没有叫，禄兴娘子起身把灶上点了火，禄兴跟着起身，吃了一顿热气蓬蓬的煨南瓜，把红布缚了几只鸡的脚，倒提在手里，兴兴头头向蒋家走去。

   黎明的天上才漏出美丽的雨过天青色，树枝才喷绿芽，露珠亮晶晶地，一个个牵了牛扛了锄头的农人唱着歌经过它们。蒋家的牛是一只雄伟漂亮的黑水牛，温柔的大眼睛在两只壮健的牛角的阴影下斜瞟着陌生的禄兴，在禄兴的眼里，它是一个极尊贵的王子，值得牺牲十只鸡，虽然它颈项上的皮被轭圈磨得稀烂。他俨然感到自己是王子的护卫统领，一种新的喜悦和骄傲充塞了他的心，一路上高声吹着口哨。

   到目的地时，放牛的孩子再三叮咛他，又立在一边监视他为牛架上犁耙，然后离开。他开始赶牛，然而， 牛似乎有意开玩笑，才走了三步便身子一沉，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任凭他用尽了种种手段，只在那粗牛角的阴影下狡猾地斜睨着他。太阳光热热地照在他棉袄上，他浑身都出了汗。远处的田埂上，农人顺利地赶着牛，唱着歌，在他的焦躁的心头掠过时，都带有一种讥嘲的滋味。

   “杂种畜牲!单单欺负你老子!”他焦躁地骂，刷地抽了它一鞭子。“你——你杂种的畜牲，还敢欺负你老子不敢?”

   牛的瞳仁突然放大了，翻着眼望他，鼻孔涨大了，嘘嘘地吐着气，慢慢地、威严地站了起来，禄兴迅速地嗅着了空气中的危机。一种剧烈的恐怖的阴影突然落到他的心头，他一斜身躲过那两只向他冲来的巨角，很快地躺下地去和身一滚，骨碌碌直滚下斜坡的田陇去。一面滚，一面听见那涨大的牛鼻孔里咻咻的喘息声，觉得那一双狰狞的大眼睛越逼越近，越近越大——和车轮一样大，后来他觉得一阵刀刺似的剧痛，又咸又腥的血流进口腔里去——他失去了知觉，耳边似乎远远地听见牛的咻咻声和众人的喧嚷声。

   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抬的黑棺材出门。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那柔驯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塞满了眼泪；她用打颤的声音说：“先是……先是我那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 被炊烟薰得迷迷濛濛， 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是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有删改）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部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头疼欲裂。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在医学攻关的道路上，王忠诚循序渐进，终于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康复病人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相关链接：

①王忠诚（1925.12.20--2012.09.30），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1月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②经多年临床实践和对已有理论的不断完善，王忠诚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标志，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文化传承——冯其庸的人生主线

柴剑虹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民族荣辱、国家兴亡密不可分的。冯其庸先生的幼年、青少年时期，正是外寇疯狂侵侮，内乱动荡不止的年代。他目睹河山破碎、国破家亡的惨象，从小立志，追求强国富民之梦。他以自己非凡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个人的成长，与家庭抚育、学校教育关系极大，与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他生长于贫穷的“稻香世家”，自小要种田、挑担、车水、养蚕，干各种农活，艰苦生活的磨练成为他“人生第一步的教育”。同时，作为文化传承重要因素的良好家教也为他创造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条件，上学、辍学、自学，像一颗良种在书的丰沃土壤里生根发芽成长，经过小学、私塾、中学、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和名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培育，又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实践，以及文艺界、学术界多位名师挚友的扶助、影响，终于成为根深干直、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一个人的成就，虽离不开环境的熏陶和师友扶助，但更取决于自身的奋发图强。他自小生长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历经风霜雨雪，磨炼出发愤自砺的品格。1964年10月他被派到陕西长安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为深入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居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节假日时间，带领同事去实地考察周边的周秦汉唐文化遗址，并且撰写了一篇符合考古专业要求的调查报告，不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珍贵资料，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文化担当精神。特别是冯老自年逾花甲到古稀耄耋，居然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探求玄奘东归之道，又穿越罗布泊，进楼兰，过白龙堆，进入玉门关到敦煌，可谓艰苦跋涉，虽苦犹乐，创造了一个年迈学者深入西部边陲实地考察古代文化遗址的奇迹。

    一个人的性格，也必然会影响其一生的作为。他是“悲天悯人”的性情中人，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每辨是非曲直，决不退让、苟同、盲从，而有时却不免也会因同情而轻信；既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豪情满怀，率性自律，独立乱流，不失方寸。这些看似矛盾，却是融汇统一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通达人生观。尤其在身处逆境之时，他顽强、达观的性情，往往可以化解艰难险阻，走上顺畅之通衢。他对《红楼梦》作者的家世考辨、版本研究，曹雪芹故居、墓石的考证，以及项羽不死于乌江的考订等，便是这方面很典型的事例。自传中述及他和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见解不同，尤其是1984年赴列宁格勒考察并洽谈影印苏藏《石头记》抄本之事，二人产生若干矛盾。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因他当年的主动推荐，周汝昌才得以参与此行。自传中没有提及此点，正说明了他的宽大胸怀。

    在冯老心中，关心民生与重视文化传承密不可分。1999年，我所在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集“吐鲁番专号”出版经费欠缺，具体负责编辑该集的荣新江教授颇为焦急，我向担任学会顾问的冯老报告此事，他马上将自己刚得到的数万元稿费捐给学会，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据我所知，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有人假冒慈善组织要冯老捐字画。冯老出于对灾民的关切与赈灾热心，未加思索一次就应允捐出书画数十幅之多，为此他不顾疲倦连日写字作画，因累而病住了医院。

    现在，拜读了冯老的这本口述自传，了解了这位文化艺术巨匠的风雨历程，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传承的艰苦卓绝，进一步认识文化自信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选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24日第4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确定了走历史文献考证和地面遗存调查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一辈子也没有放弃这种坚持。因此在进入曹雪芹家世研究领域的时候，他十分重视文献史料的发现考证与遗存实物的发现调查相结合。（张庆善《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②冯其庸先生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2017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传里引述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是他在抄家毁书的“文革”期间于190多个夜晚冒着生命危险抄成《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后写的。

骆家辉并不因华裔身份而特殊

郭炘

    上一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以汉语流利著称，作为第一任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却不会说汉语。

对此，有评论称，“会讲中国话的美国面孔走了，不懂汉语的中国脸来了。”

    2011年 8月1日，骆家辉手按妻子李蒙捧起的《圣经》宣读誓言，正式就职。对这位黄皮肤、黑眼睛的美国人，舆论普遍关心，骆家辉对华态度是否会因其外表而更友善?早在2009年，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骆家辉访华，曾有媒体记者就问他：“中国血统是否让你们在中美两国交流时获得某种优势?”

    “我们来中国，代表的是美国、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美国的政策，不会因为谁参与了协商而发生改变。”骆家辉答。

    获得驻华大使提名后，他也一再表白，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会尽心尽力维护和争取美国利益。

    事实上，自从政以来，骆始终是美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在担任华盛顿州州长时，骆家辉数次访华，每次都安排议程推销自己治下出产的“华盛顿”苹果或“星巴克”咖啡。此外，微软、波音等美国商业巨头与中国的密切联系，他也被认为是背后不可或缺的推手。

    就任商务部长后，骆家辉在敦促中国继续开放市场、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调门不低，甚至有些言论颇为刺耳。

    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出现贸易保护思潮，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制裁案件几乎每周都有。对此，骆家辉曾对中国记者解释称，这与政府无关，因为这些制裁案件都是美国企业提起的。

    由于在过往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处理中国事务的经验，骆家辉被称为名副其实的“知华派”，因而，有分析认为，在对华某些具体利益问题上 ，就任大使后，骆家辉将更善于讨价还价，更知道如何为美国争得最大利益。

    不过，这位“中国通”出任驻华大使亦有不少积极方面。乐观者认为，骆家辉的经验和才华有助于他胜任这一职位，同时，他的华裔背景也使他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有助于两国在棘手问题上的沟通和坦诚对话。

    骆家辉自己也称，对于中美之间存在的挑战和分歧，他将努力确保顺畅的沟通渠道，清晰传达美国政府立场，并与中国最高层政府官员保持接触，同时会更加努力直接接触中国民众，帮助两国民众加深了解。

    香港《文汇报》发表评论称，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其华裔和政客背景既有正面影响的一面，也有负面影响的一面，因此，中美两国及国际社会不应对骆家辉寄予太高的期望。

    另有专家分析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可能因为一人一事就轻易改变，无论是作为商务部长还是驻华大使，骆家辉代表的都是美国利益，即便他想为中美关系发展做点贡献，也要取决于奥巴马政府的整体对华策略。在这一点上，他和历任驻华大使并没有差别。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  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