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克·伊万斯今夜值班

    在德国对英国狂轰滥炸的时候，人们很少有可能想起伊万斯，更不会在他那瘦削的胸膛上挂一枚奖章，即使在他死后也不会。

    他绝不会在一次伴随着低沉的鼓声和嘶哑的喇叭声的殡仪中接受人们的致敬。事实上，人们很可能根本不会为他举行葬礼。

    战争打响之前，他没有做过任何足以使自己为人所知的事情。他在码头上干过活，那里尘土飞扬，对他的肺部都有影响。战争后期，为招募新兵进行的体格检查并不十分严格。尽管如此，由于视力差和其他缺陷，人们拒绝他入伍。

    然而，尽管他无声无息，他却具有英雄的品格。

    让我们继续讲伊万斯的故事吧。他死前成了一名防空民防人员。他接受了一年训练，学习如何戴防毒面具，如何让昏倒的妇女苏醒过来，怎样把行人引导到最近的防空洞等等。在训练中，他表现平常。

    这一天夜间，约克·伊万斯值班。过去一个月中，他几乎每夜都要值班，因为每夜都有空袭警报。

    那天夜间11时，他打电话给民防指挥中心，报告说他看到远处有一个亮光。伊万斯的长官听说是伊万斯，就漫不经心地说，那是有人抽雪茄烟，不过烟火太亮罢了。

    伊万斯守护在郊区某地一个公用电话间旁，敌人轰炸城区时，这里也挨过炸弹。当一枚大炸弹丢下来时，他没有来得及离开。

    这个炸弹没有爆炸，对此，伊万斯开始高兴。炸弹是带着撕裂人神经的尖叫声落到地面上的。过了一会儿，伊万斯想到他应当去看看这枚炸弹。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不是哑弹。在受训期间，他看过不少图片和图表，他知道，这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且是一枚大的。

    几分钟之后，他把这一切向上司作了报告。

    “炸弹在哪里？”上司问道。

    “在街心花园里，”伊万斯答道。

    上司命令说：“把无关的人赶走，把附近住宅里的人撤光，让行人不要靠近！”

    “是，先生！”伊万斯说。

    伊万斯遵照命令行事。在不到1小时内，他把附近几户人家撤走。在这以后，他坚守在岗位上疏导行人。

    早上7时以前，行人不多。在这以后，上班的工人和各种行人成群结队而至，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汽车。

    在连续遭到轰炸的地区，有这样一种荒唐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对可能造成严重伤亡的事情，反而非常好奇。

    突然，伊万斯发现他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事。这枚炸弹落在两条街的交叉口上，使四个方向的行人受到威胁。

    伊万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他把炸弹后面100多码的地方用绳子拦了起来，然后，他把自己的岗位移到十字路口的中间。

    有数以百计的行人听到他说：“此处有定时炸弹，请走开，请走开。”他们走开了。

    从这里路过的人中有一位是附近圣公会教堂的神甫。这位神甫向记者提供了关于伊万斯生命最后一刻的最生动的情况。

    神甫说：“他几乎完全没有必要用手指炸弹在哪里，炸弹就在他身后的草坪上。很明显，他是了解这是多么危险的。他的面色苍白、憔悴，但是，从他的声音中人们听不到丝毫的颤抖。我永远忘不掉这个场面：他吹哨子，呼喊着，要人们离开。从心理的角度看，他像中世纪的麻疯病人，这些人摇着铃，呼喊着‘避开我，避开我！’我要他用绳子把大街拦起来，然后自己撤离。但是，他却对我说：‘我的任务是留在这里。请走开罢，不要给别人树立坏榜样。’于是，我只得走开，到电话间打电话向有关方面求助。”

    9时10分，炸弹爆炸了，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伊万斯连尸骨也没有留下。

（摘自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罗伯特·凯塞）

马婆的悲伤

    马婆从妹妹家出来，眼泪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流。那么要强爱面子的马婆，面对路人诧异的目光视若不见。仲秋的微雨浸润着马婆规整的套装，马婆的心凌乱成泥。马婆没有回家。她穿过两个十字路口拐进了龙泉湖公园，蹒跚地上了湖边八角亭。马婆斜靠在亭柱上，不知不觉收住了眼泪。过往的岁月就在马婆静静的呆坐里浮出了水面。

    马婆还是马嫂的时候，精力全部放在对儿子的培养上。从幼儿的益智类训练开始，到剑桥英语、到奥数培优、到解题速效……正规不正规的培训班，只要不与正课冲突，马嫂都推着儿子上。马哥虽不太支持，可为了儿子的将来，只好认了。

    儿子大学毕业去美国深造时，马婆费尽心机说服他留在了国外。之后，马婆和马爷就成了亲朋好友羡慕的对象。尤其是马婆的妹妹。她的儿子成绩不太好，毕业后留在了本地。妹妹一生气就开骂，你这个不争气的兔崽子，连你大表哥身上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

    只有马婆知道，她和马爷过得是什么日子。每天早上一起床，马爷就打开电视，一整天不让关。他说这样可以逼逼屋里的冷气。马婆嘴上不说，心里也难受。她觉得自己虽然有儿子，可常年过得却是没儿子的生活。马婆整晚整晚睡不着，睡不着就想儿子，就想如何证明自己有儿子。半月后马婆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马婆不再随随便便穿衣服了。就连上菜场也是整齐的套装，昂首挺胸，微微地趾高气扬。马爷说她，马婆硬硬地回嘴，我和那些没儿子人不一样，我有儿子，儿子在国外，怎么着也得给他充充面子。马爷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滑出眼眶。

    儿子去国外后，马婆很少再与马爷争吵。用马婆的话说，这老东西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连儿子的面都难见，我得让他享享福。马爷没有享福的命，儿子在美国定居不到两年，他就失去了健康。一开始马婆没太当回事。等她知道不好时，马爷的腿已经不太听使唤了。马爷犯病是在早上，等办好住院手续时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多。好在马爷是轻微的脑梗，没耽误多大事。躺着输液的马爷，看到其他病人都有小辈陪着，羡慕得眼里几乎迸出血来。他一忍再忍，最后还是张大嘴巴哀嚎起来。马婆又累又急又尴尬，边向同屋的病人和家属道歉边劝马爷。劝着劝着自己也忍不住哭起来。好在外甥及时赶到，止住了他们的哭声。

    马爷出院后腿稍能走动，右胳膊和右手却失了灵活。马婆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除了监督马爷进行自我煅炼外，就是不停地帮他按摩恢复。马婆渐渐地瘦了，由原来的一百四十多斤瘦到了一百一十斤。马爷看着难受，有时忍不住骂儿子。马婆却不依，你知道啥，儿子不是没孝心，他在国外生活压力大，也难。马婆出门买菜仍旧穿戴整齐，昂首挺胸，微微地趾高气扬。

    斜靠在亭柱上的马婆不知不觉坐了一个小时。仲秋的微雨打湿了她的后背，马婆这才想起该给马爷做饭了。马婆小心地下了八角亭，走出了龙泉湖。

    平静下来的马婆又想起她从妹妹家出门时的情景。今天是妹妹的六十大寿。饭后，妹妹当着她的面又骂起了儿子。你这个不争气的兔崽子，连你大表哥身上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外甥喝多了酒，大着舌头回嘴，妈，你老……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一点……都不知道，我大姨和……大……姨夫的苦。外甥媳妇忙岔开了话。大姨，怎么不让姨夫来，就两站的路，来热闹热闹多好。马婆强忍着将落的泪说，对了，我得回去给他做饭了。外甥媳妇跑去厨房给马婆打包现成菜时，马婆挣脱妹妹的手就出来了。等外甥媳妇追出来，马婆已经走了二十多米远。听到喊声，马婆没敢回头，她怕自己满脸的泪吓坏年轻人。

    马婆擦了擦眼睛，迎着仲秋的微雨向家走去。她知道她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她还要照顾马爷，她还得撑起这个家。马婆规整的套装和灰白的头发在人行道上摇曳，一如枝头瑟缩在秋风中的老叶。

（选自《当代短篇小说集》，有删改）

断桥

蒋寒

    接连两场暴雨，上百年的古桥，被山洪毁了。

    洪水将山寨与外界天隔一方，孩子们上学，大人们赶集，只能靠树杆、木梯、竹竿慢慢爬过去了。

    村民们找到郭支书，请他拿主意。

    郭支书住在山寨对岸的郭家坨，郭家坨地势高，再大的洪水也奈何不了它。郭支书听了村民的反映，吧嗒着旱烟，思忖着，不急。乡亲们急啊，挤了他家满满一屋子，支书娘子忙着为大家沏茶添水。

    山寨丙成代表大伙说：“就那样断着，不是个事啊！大人进进出出好办，娃娃们上学呢？你不是常说，一切为了下一代嘛！”

    郭支书伸出两指捻了捻火星闪动的旱烟，吧嗒着，不吭声。

    有人小声说：“我们知道，你肯定还在生大伙的气。入夏以来，见你没少往古桥下跑，东瞅瞅，西敲敲，大伙说你是盼着古桥垮了，好向上面申请救济款，以便从中捞……”

    声音小得没人听得见。

    屋外的大狼狗汪汪地叫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了，近期还将有持续暴雨，省、市、县层层拉响了防汛警报。村委会也早作了安排，这会儿，马主任正带着工作队现场走访……

    丙成说：“郭书记，你大人大量，快替大家拿个主意吧。上面要不拨款，我们各家凑也行。”

    郭支书翻大伙一眼，说：“钱，我来想办法，力，大家得出。”

    “要得要得！”大伙就兴高采烈地散了。

    有人见，第二天一早，郭支书拎着包朝镇上去了。几天后回村，他就给望眼欲穿的乡亲们一个天大的喜讯：修桥款弄到了，钢筋水泥什么的都联系好了，接着就送来，天晴就动工……

    时不我待，趁着阳光天气，两台吊车就轰轰隆隆开进断桥现场，洪水也下降了许多，山寨老少能动的都出来了，大伙说说笑笑，干得热火朝天……

    郭支书和马主任在现场指挥。马主任抹了抹烟嘴，递给郭支书，白烟就从郭支书的鼻孔里冒出来，一脸欣慰。

    马主任感慨道：“老伙计啊，真是难为你了，镇上县上一毛不拔，得亏你家老大开明啊，从自己公司支持50万。”

    郭支书笑：“我们养育下一代图啥，不就是为我们修桥修路修康庄大道嘛。”

    马主任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半个月之后，一座崭新的现代大桥就牢牢地架在了天河上，连接着山寨与外面的世界。

    可是随后，村里传出了关于郭支书的风言风语，说是郭支书这回准是贪了不少上面的修桥款，有人甚至闹着要找郭支书讨工钱。

    风言风语被马主任苦口婆心压了下去，大伙听说是郭支书的大儿子公司出的钱，又有话说了，不仗着他老爹是个支书，他能开公司吗？再说，50万啊，没有好处的事情，傻子才干！

    马主任听了，哭笑不得。

    坐在断桥的残垣上，凝视着旁边雄伟的新桥，郭支书缓缓地吐着烟，对身旁的马主任喃喃道：“汛期过后，我就辞职了，但愿这座桥能管一百年，一万年！”

    倏地，山洪从马主任的眼眶奔涌而出。

（选自《金山》2015年）

信誉之花

尚书华

    城市不大，不足百万人口。

    小区亦小，只有十几栋楼房。

    罕见的是在西北角，紧挨供热站的地方，有两间简易平房，每天早晨6点至8点，门口常会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干什么呢？买豆腐、豆浆的。

    这就有点新鲜了。若说四五十年前城市里买豆制品需要排队，很正常，那时供应不足。可如今，寻寻常常一块豆腐，让人家排队等着买，这豆腐得好成啥样？

    别说，还真就有人把这个豆腐坊比喻成了一朵花——信誉之花。

    老住户都记得，十九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好，就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行李拎着提包住了进来，租用了供热站废弃的一个材料仓库，月租一百五十元。

    偶然一天，小区里出现了一位腰扎围裙、胳膊上带着套袖，衣着得体、落落大方的年轻媳妇，脚蹬三轮车，在小区里响亮地吆喝着——卖豆腐！

    她的出现，如一缕春风，荡漾在小区各个角落。

    闲聚在楼头的大叔大妈富有生活经验且眼睛最尖，一眼就看出她卖的豆腐跟市面上的不同。那豆腐实而不老、嫩而不囊，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黄色油脂，说明制作加工时，大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凝缩在豆腐里，让人看见就有想尝一口的欲望。于是，你买一块，他买一块，各自拿回家“火力侦察”去了。一品，果然好，久违的口感，豆腐本真的味道。

    豆腐好，卖豆腐的人亦好。爽快，嘴甜，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凡是买豆腐的人，个个被她叫得心里甜滋滋的。没用多久，人和豆腐在小区都赢得了好声誉。

    有热心善良的大妈给她出主意：闺女，你的豆腐这么好，不放添加剂，不揭豆腐皮，原汁原味，谁吃都觉得可口、放心。可你跟那些没有正味的豆腐卖一个价钱，太亏啊！得涨涨价，哪怕一块豆腐涨两毛钱。别人卖一元钱一块，你卖一元二角，优质优价，公平合理。

    她听了嘿嘿一笑，说，谢谢大妈。涨价是要涨的，可现在不行。您想啊，我这豆腐才卖不到仨月。小区这么多人家，没尝过我家豆腐的多得是，若现在卖得比别人的贵，谁还肯买我家的。我慢慢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但知道我家豆腐好吃，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家豆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她们家的豆腐可以出来卖，而豆浆只在豆腐坊卖。这样一来，想喝豆浆的人只有到豆腐坊来买，顺便也就把她家制作豆腐的过程看了一遍。两口子要的就是这个参观率。

    去过豆腐坊的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干净、卫生、传统工艺、货真价实。

    陡然一天，豆腐涨价了。一块从一元钱涨到一元二角，一袋豆浆从五角钱涨到六角。奇怪的是顾客并没有因为涨价而减少，倒是不断增加，连外小区的人也来买。

    豆腐坊火了。周围小区的居民少有不晓。

    小两口倒是不温不火，淡定如初。每天一百五十斤豆子，重复着同一样式的劳动。顾客从豆腐坊进进出出，一天天数点着日子。表弟的农用三轮车在城乡之间往往返返，运送着岁月，驮载着憧憬和希望。

    人们看到的是，夫妻俩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入托、入学、住上了小区的取暖楼。

    伴随着生活变化的还有涨价的豆腐。别人卖一元五角一块时，他家卖一元八角；别人卖二元一块时，他家卖二元五角——比别人卖得稍贵一些。可大家都买账，依旧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有人向夫妻俩建议：豆腐、豆浆在小区内外已经形成了品牌，可以扩大一下加工规模，增加人手，多创造些利润。两个人听了都直摇头。男人说，若往大了整，闹不好会砸饭碗的。女人连忙随着说，可不是咋的。这些年多亏邻居们的支持、帮衬、照顾，成全了这么个生意。让俺在城里买了楼，供孩子上了大学，老人也可以时不时从乡下来城里住几天，享享福，俺心里挺美的。俺两口子不是不想把这豆腐坊做大，是觉得没那本事。一旦大了就难免会走样，一走样就啥也不是了。这豆腐、豆浆若想好吃，不但豆子得好、水得好、技术得好，最重要的人心得好。人心若不好，只盯着赚钱，什么坑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近二十年光景，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男人的背略微有些驼了。女人的眼角生出浅浅的皱纹。没变的是：春夏秋冬，凌晨3点，豆腐坊准时点亮的灯光；早餐时，那条排在门口的长队；还有那辆往返于城乡来去都不空载的农用三轮车……

一根火柴

叶骑

    我独自站在这广袤、寥廓的雪域之地，雪花如落下的枫叶漫天飞舞，淹没了足迹，隐去了生机，空留一片彻骨的银白把大地冻结。

    但即或如此，多年前，我仍能在这土地上分清兔子的粪便、辨出百米外獐子啃食地衣发出的碎响，而今天，我孤独地站在雪地，再也闻不出故乡烟筒里散发出的炊烟。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年迈的猎人，迷失在了他曾经无数次穿行过的土地上。

    我开始整理身上的物资，背包里食物充足，这些肉干足够我撑上三天。但就在检查包底时，我不幸地发现，一道豁口撕开了背包，自己唯一的一块打火石再无踪影。

    我浑身一紧，一股寒意顿时从四肢散入身躯。我急忙搜寻外衣的口袋，里面还有一封自己用来点燃烟斗的火柴，但在盒子打开的瞬间，我立即陷入了无尽的暗夜，里面仅有一根火柴。

    我瘫坐在无垠的雪地里，绝望地发出咒骂。我痛恨自己的老去，不辨东西。我痛恨命运的尖薄，在这存亡的关头夺去救命之物。难道冥冥之中，这就是一个老猎人无法脱逃的宿命？

    然而，我却无意就范。

    我是一个猎人，一个以山林为家的乡巴佬，生存或者死亡是我一生不曾回避的问题，我们或将苍老，枯竭的躯干也终将交还给这片挚爱的土地，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向天乞怜的可怜虫。

    天色将晚。我用树枝在雪地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然后从四周捡拾了一些枯枝败叶，堆放在一旁，这是自己仅有的希望。

    “你只有一根火柴。”

    我提醒自己。

    入夜，风雪愈紧了。狂风怒号着，在山谷里往来驰突，折断了枯枝，卷起了残雪，自己的帐篷在风暴中摇摇欲坠，寒冷像饥饿的狼群，将我层层包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狞笑着说。

    我把火柴紧紧攥在手心，感受着“狼群”的啃食。它们的尖牙刺破我的肌肤，穿过血肉，直抵皮囊下的灵魂，而我蜷曲在这荒寒的冷夜，任由分食。

    我望向身旁的枯枝，欲望在心底挣扎。我想象它们倔强地燃烧起来，火苗微弱，在风雪中苟延残喘，却画出一个昏黄的圈，点燃一盏或明或暗的灯。

    “不用了，留给明天吧。”

    第二天，我爬出帐篷，穿过雪原林海，希冀在某座山后能看见那熟悉的景象，但最终，除了满目苍凉，再无一人。

    我孤独对抗着这寒夜的侵袭，夜再次来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追赶上来，龇牙咧嘴，不肯罢休。

    “留给明天吧。”

    我气息奄奄躺在帐篷里，听着血液流动的声音，回答他们。

    ……

    我是在第五个夜晚被村庄的人发现的，据说，找到我时，我倒在帐篷门口，冻成了一个冰人。

    乡亲们把我带回寨子，问我是怎么在雪地里活下来的。

    我说，我有一根火柴。

    他们觉得难以置信。

    后来，他们知道我弄丢了打火石，的确没有撒谎，又好奇我有一根火柴为什么没有点燃。

    “如果真的点燃了，我就冻死在雪夜的第二个夜晚。”

    乡亲们若有所思，但似乎也没听明白。

    而我深深地懂得——

    我能活着，因为我手上有一根随时可以点燃的火柴。

（选自《啄木鸟》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