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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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深圳市2017年高三年级第一次调研考试语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赵元任曾用八种方言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交谈,也曾在陪访途中很快就跟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甚至被认为是老乡,这说明赵元任的确是学习语言的天才。 B、王力在“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前提下就轻易得出“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的结论,赵元任用“言有易,言无难”六个字对他提出了批评。 C、美国语言学家裘斯赞誉“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赵元任却用“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演讲回应,这说明他“有着深厚的‘文人气’”。 D、赵元任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的经历,让他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语言学观点。
(2)、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是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研究语言的?

(3)、赵元任有哪些人格魅力“教我如何不想他”?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答题。

                                   远离古典

     我们常常爱听古典音乐,自以为非常感动,自以为听懂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

听懂。我们离古典一天比一天遥远。


     据说,当年歌德听贝多芬的音乐时异常感动,竟热泪盈眶。激恼了贝多芬愤怒地

跑过去冲歌德说:你根本没听懂我的音乐!可到了柴可夫斯基的时代,托尔斯泰听柴可夫斯

基的音乐,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柴可夫斯基上前去向托尔斯泰表示衷心的感谢。

     岁月是一位残酷的雕刻师,无情地雕塑着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我们,而且将

古典一并雕塑得适合于我们和时尚的口味。

     古典一词classic源于罗马上层阶级使用的拉丁语,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谐调、

丰富的资源最快的更新优质的服务诚信的运作未经授权,禁止用于任何商业目的。高雅、持久、典范。古典,追寻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追求,实际是对那个时代理想的追求。它带有均匀而有节制、淳朴而纯真的人类原始理想返朴归真。

     歌德自己说:“不爱音乐的人,不配做人。虽然爱音乐,也只配做半个人。只有

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他就是这样认识古典音乐的。他说得极端,过于激情

洋溢,离古典的意义遥远,难怪贝多芬对他要愤怒地叫喊。

     激情不是古典。浪漫不是古典。倾诉不是古典。热泪不是古典。

     连歌德和托尔斯泰都离古典遥远,我们可以不必责备自己对古典的误解,不必责

备自己对古典的远离。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詹姆斯.拉斯特、保罗.莫里亚将古典的

音乐肆意改编成小品加上强烈的打击乐,以为是重返古典或对古典全新的诠解;我们也可以

理解了,为什么书摊上摆满了将古典名著断章截句截肢为摘抄和词典,供青年人写情书时参考,以为是挖掘古典对今天的发酵作用;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一下子如球迷一样冒出这样多的发烧友,将贝多芬如私家财产藏在首饰盒中一样任其尘埋网封,将巴赫塞进高级组

合音响看音响的名版和效果比听音乐本身更兴味浓郁……

     古典被我们简化。古典被我们肢解。古典被我们附庸风雅。古典被我们化为实用。

     听古典音乐,便非常像是看奥林匹克运动会。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我们都是从奥林匹亚山取下圣火,以为重反古希腊的辉煌。其实,我们早已经将奖励给胜利者的橄榄枝叶变成金碧辉煌实用的金牌。我们高举那熊熊燃烧的火炬,同举着一把仿古的打火机没什么两

样。我们离奥林匹亚山越来越远,我们却越来越跑得兴致勃勃。

     古典,在远离着我们。我们却以为古典是走进文化高雅层次高档位的一层光滑的涂料、一层珍珠美容霜、一剂养生驻颜的回春药。

     古典,是一种水。我们以为能够制造世上任何一种水:蒸馏水、矿泉水、太空水、

纯净水……古典,是圣水,只流自天国、流自心灵、流自遥远的原始人类的青春期。我们人

类已经太老了。我们在漫长的成长的历史中赢得了一些什么,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一些什么。

     是的,古典是一种水。我们太爱把它当成一种老酒或美酒,灌装进瓶子或罐子中,

或调制成颜色鲜艳的鸡尾酒,斟进高级脚杯中,自以为是珍惜、收藏或品味。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当成点缀、摆设、显示和象征。

     古典,确实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

综观全文,作者为什么说古典一天比一天远离我们?对于这一问题你有什么要说的?

阅读下列小说,完成⑴-⑶题

回  家

意大利,战争刚刚结束不久。

一个年轻人站在一个小村庄外,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确切年龄,他的童年似乎只有一天,没有历史,也没有以往。战争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但现在结束了。他很想回到他的小村庄里住,实现自己做玩具的愿望。他先前在北非作战,失败被俘,被送到澳大利亚一个战俘营里,战俘营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附近有一个名叫哈伊的小镇。战俘们被押到小镇周围的农场上劳动,他和另一个名叫吉诺的年轻人在离哈伊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大农场工作。大农场的主人叫伍德曼,伍德曼唯一的儿子也在战争中被俘。伍德曼夫妇理解战俘们的难处,对年轻人和吉诺很友好,他们在大农场劳动的时光是快乐的时光。

走进小村庄,年轻人发现村里的变化非常大,但他并不感到奇怪。战争已经改变了太多东西,但他没料到玩具店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咖啡店。咖啡店的店主慵懒地倚在门上。年轻人问倚在门上的店主:“那个玩具店呢做玩具的人呢”

她回答说:“他在战争还没结束时就死了。他的年纪大了,不是死于战争,是自然死亡。你认识他”

年轻人痛苦地“嘘”了口气,说:“他是我的父亲。”

女人嘲笑道:“不可能,吉贝托从来没有小孩。”

是的,吉贝托从来没有小孩,他去世时,因为战争的混乱,他的房产被划给当局了。

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想得到吉米尼的建议,吉米尼会告诉他怎么办,只要他能找到吉米尼。

年轻人向那座专门收治穷苦人的、由一座仓库改成的医院走去,在一个临终病房里,他找到了吉米尼。吉米尼脸色苍白,呼吸都很艰难,但看到年轻人那一刻,他的脸上闪过一点亮光。

吉米尼问年轻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年轻人述说了自己如何被俘,如何在农场劳动,如何跟吉诺一起使农场免遭火灾。吉米尼对年轻人讲的故事很感兴趣,叫他继续讲下去。但护士走了进来,叫年轻人出去,她说:“今天的探望暂停吧,吉米尼太累了,过于兴奋会让他的病加重的。”

年轻人走到夜色里,走在战后迷茫的意大利,他是迷茫的一份子。吉贝托死了,过几天吉米尼也会死的。玩具店没有了。他回家了,却发现自己成了千百万无家可归的人之一。看到在黑暗的天空里只有一颗星星,他许了一个愿。

澳大利亚政府部门来的人员正在找人去为澳国建设出力,他向那位年轻人解释说,澳大利亚有很多特别的项目,非常非常欢迎像他那样健康的小伙子。

年轻人说:“如果你们不介意。”以前当伍德曼先生给出一种方案时,吉诺常常那样对伍德曼先生说,“如果你不介意……”接着说出另一种方案,伍德曼先生会很快乐地接受。

“如果你们不介意。”年轻人说,“我有在澳大利亚农场工作的经历。我愿意跟你们去。”

年轻人又回到了伍德曼先生的农场,他看到很多的围篱倾斜了,看到农场的屋子也需要粉刷了。看到年轻人回来,伍德曼夫人跑过来紧紧地搂住他,她的眼里涌满了激动的泪水。这个拥抱,她为迎接儿子在心里演练了无数次,可是她的儿子还没有回家。

伍德曼先生握着年轻人的手,说:“我们经常想你,你能来看我们真是太好了。”

“如果你们不介意,”年轻人说这话的时候,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就把这次来当成回家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

    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

    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

艾平

    在我六岁的那一天,我亲爱的老祖母,你把我举在马背上,我的腿够不到马镫,你就用红缎子把我捆在马鞍子上。你手牵着马缰绳在前面走,一连走了三个屯子,带我拜见了三个可靠的人。你说的话,现在每一次想起来,总是忍不住流泪。

    “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好叔叔了,请你教给他套马的本领吧!”“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好舅舅了,请你教给他养牛的手艺吧!”“我把这没有阿爸的孩子交给他的好姑父了,请你教他当一个勇敢的男人吧!”……

    我一直记得那个早上,我闻到了你锅里喷香的奶茶味,睁了睁眼睛,又闭上。你把我拎出蒙古包,一直带到牛圈里。你两腿夹着奶桶挤牛奶,让我去把半个月大的小牛犊抱过来撞撞奶。

    那小牛犊抻开四条腿跑,我追上它,却拦不住它,我拦住了它,却抱不住它,我抱住了它,却抱不走它……你把小牛犊撒在草原上,让我每天去抓抱,直到我把小牛犊抱到母牛的身底下。你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我就这样在草原上跟着你度过了一春又一秋,一头头小牛犊长成了大奶牛,我也练成了臂力强壮的小牧童。

    你把羊群交给了我,一遍遍嘱咐我:“遇到事情不要慌。那几头大肚子的母羊要生,你就远远地看着它。如果遇上难产的母羊,你就慢慢地帮着它。”

    阳光温暖。我看见一头母羊正在分娩,我按着你教给的办法,果然一头湿漉漉的小羊羔就在我的手里诞生了。不一会儿,又有一只母羊生出了一只黑脑袋瓜的小羊羔。

    我正想把羊群拢起来往回走,发现一只小个子母羊也有了生产的迹象。也许是头一次生产,它显得十分惊慌。天色暗下去,老鹰出现了,它闻到了母羊生产的血腥味,在羊群边上盘旋着。我的耐心变成了急躁。当我使着劲把小羊羔从小个子母羊的身体里拽出来的时候,母羊的子宫被我给拽脱落了。

    当我急吼吼地求助你的时候,你不慌不忙,轻轻地托起母羊的子宫,用温水冲洗干净,一点点送回母羊的腹腔。你又令我提起母羊的后腿,往下顿了几下,还在母羊的下腰处系上了一条皮带,然后把母羊放在蒙古包里照看了一夜。第二天,那小个子母羊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开始吃草了。

    你两天没有给我一个笑脸,第三天,你告诉我,好牧人是会跟草原说话的人。牲畜冷了,你也知道冷;牲畜饿了,你也知道饿;牲畜疼了,你也知道疼……你说牛儿羊儿和我一样,都是草原的孩子

    那个冬天的雪花好大。早上一推开包门,我就看到了那只灰色的大母狼。它离我们的蒙古包不到五十米,面向我们趴着,一动不动。

    我急忙翻身上马,操起套马杆。我知道一出手就可以套住狼脖子。就在这时,我的肩膀被你甩出的放羊鞭击中了。你不让我去擒拿这只闯入我们家园的狼。

    它掏你的马群了吗?它叼你的羔子了吗?它向你发出凶狠的吼叫了吗?

    你告诉我这条狼不是来祸害人的,它肯定是遇到难处了。

    你拎着一块羊腿肉,走到离那只狼五六米远的地方,把羊腿肉往狼跟前一扔,可那狼没有动。

    “嗥……嗥……”,直到夜晚,那条狼终于发出了非常微弱的叫声,甚至你拴在羊圈前的牧羊犬都没有被惊动。突然,我听见狼微弱的叫声被放大了不知多少倍,“嗥……嗥……嗥……”,那声音凄厉又高亢,打破了寂静的夜空。我定神一看,啊?竟是你,我的老祖母,你在帮着那狼大声地叫着!

    母狼的伙伴听到了呼救声,赶来了。那母狼把头低向身旁的草丛,叼起一只小狼崽。接着,每一条狼都叼起一只小狼崽,飞快地离开了。原来,那母狼是为了守护身底下刚刚出生的孩子。它冒死从早晨坚持到夜晚,才敢召唤同伴来救助。

    事实证明你说的对,这群狼的家就在周围的草场上,而我们的畜群却不曾被袭击。

    我亲爱的老祖母,你就这样把草原交给了我。

(选自2017年7月16日《文汇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秤匠

李笙清

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老镇上就有一个专门做木杆秤的铺面,招牌上写着四个大字“韦记秤店”,黑漆描金,古色古香。韦家祖籍四川,据说还是19世纪末逃荒来到我们这边的,就此在老镇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开来。

②韦家秤店是祖传的手艺,男女都传,但从不传于外姓。

③童年时,我经常到秤铺玩耍,韦老师傅一脸的白胡须。他的一个孙子狗娃跟我同年,关系十分要好,七岁就开始学做秤,屁股上没少挨爷爷的竹板。

④到了狗娃父亲这一代,韦家已经在周边好几个乡镇都有了秤店,挂的全是“韦记秤店”招牌,就像如今流行的连锁店一样,使用的都是韦家家传的纯手工制秤技艺。除了制秤,“韦记秤店”还修理各种秤具。由于信誉好,手艺精湛,质量上乘,生意特别红火。

⑤狗娃没念过什么书,但能说会道,头脑活络。

⑥“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做秤的,这木杆秤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国粹’呢!”每次喝了酒后,狗娃总会跟我唠叨关于秤的话题。在他的讲述下,我知晓了制秤是门纯手工活,看似简单,其实从选材、刨杆、打磨、打眼,到校秤、锥星、抛光、打蜡、上色,工序繁杂。秤碗谓之“权”,秤杆谓之“衡”,秤杆上的秤星,也有许多讲究,一颗星代表一两重,三颗星名曰“福、禄、寿”,解释为生意人欺人一两就会“失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无禄”,即没有官做,欺人三两则要“折寿”。狗娃侃侃而谈时,从不随意用手比划,这一点跟韦老爷子几乎一模一样,据说是韦家祖传的家训:手是用来做秤的,不能招摇。

⑦据说当年老镇上还有一家秤店,匠人也是外乡人,制秤手艺也不错,后来却经营不下去而转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店主一时贪图高利,给当地湖霸制造了一杆中间打空灌了水银的“黑心秤”,后来被渔民发现后殃及这家制秤店,结果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⑧韦家制秤一直以来恪守祖训家规,口碑在外,曾数次拒绝过“黑心秤”的制作,大有唐代诗人郑薰笔下“镜照分妍丑,秤称分重轻。颜容宁入鉴,铢两岂关衡”的高风。那时候使用木杆秤的多,粮行、渔行、山货行等都是使用很大的木杆秤,有些做小生意的则是使用小木杆秤,乡下农户上街卖菜和鸡蛋、鸭蛋则是使用较小的木杆秤,所以除了本地生意兴隆,许多外地商户也慕名而来,专门在“韦记秤店”订制大大小小的秤具。尤其是那家因制作“黑心秤”的店主离开后,“韦记秤店”更是成了老镇上唯一的制秤店铺。

⑨家乡小镇很古老,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一条大河穿镇而过,直通长江,南来北往做各种生意的人很多,如贩卖河鲜、绸缎、粮食、食盐的,留下一些大码头的痕迹。过去做生意大都使用木秤,主要有钩秤和盘秤两种。特别是乡村人家,几乎家家必备,小商小贩更是人手一把,朝夕不离。这样一来,信誉素著的韦家木杆秤就成了人们购秤的首选,不光称量准确,而且使用的材质上乘,秤纽灵活,秤钩美观耐用,秤盘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秤量不差分毫。特别是渔行、粮行、煤行、盐行的大秤,需要精心丈量距离,要做到毫厘不差。

⑩我曾看过狗娃制秤,工序繁杂而精细。先要做好头小、腹胖、尾细的杆身,然后用“雷公钻”钻出几百个不到一毫米的秤星孔、装饰花案孔和阿拉伯数字,每个孔里嵌入铜丝、锡丝,用利刃刮断,然后敲实、打磨、抛光,直到秤杆光滑、秤星闪亮、秤花生辉的地步。

⑪如今,先进的电子秤、磅秤逐步取代了已传承2000多年的木杆秤,但老镇集市上仍然有一些小贩在使用木杆秤。“韦记秤店”并没有被日新月异的时光湮没,在制作传统的木杆秤的同时,开始销售和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子秤和磅秤,生意依然红火。每次返乡,看到挂在店里的那些木杆秤,就像看到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我的心里总会泛起几许怀旧的思绪。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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