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果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世人一提起先生，第一反应多是“译界泰斗”“复旦教授”，但陆谷孙引以为豪的却是“父亲 的儿子”。正是父亲陆达成带领幼小的陆谷孙迈进法国文学的殿堂，陆谷孙幼时习字，父亲认为字若歪斜，必定是心有邪念，实是在其练书法的同时灌输正直豁达的人生态度。父亲在生活上的作风也深刻地影响着陆谷孙，先生始终谨记父亲“小富可，大富不敢”的教诲，一生清贫，不图虚名，自得其乐地过着知识分子的“草根生活”。

    1965年，陆谷孙从复旦大学外文系硕士毕业并留校，在紧接着的“文革”浪潮中，他被打成“逍遥派”。生性乐观的陆谷孙后来回忆说，自己不会闹革命，被划到该派别后就是看书。“托‘四人帮’的福”，陆谷孙读了不少的外文书籍和文章。1970年他被分配进入由工宣队领导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那个年代，编写词典也必须纳入既定的“革命”流程。这样的硬性要求使得陆谷孙内心挣扎，为了保留心中的学术底线，陆谷孙设法把实用生动的英文条目塞入“红色语录”的庞大队伍中。后来，《新英汉词典》累计共售出1000万册以上，堪称中国辞书史上的销售奇迹。

    1976年，周恩来总理决定亲自筹划《英汉大词典》的编纂，陆谷孙再次被调配进入新的编写小组。后来小组内很多人奔向了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编写组不断萎缩，资金匮乏，工作难以为继。陆谷孙憋着一口气，主动揽下主编的活儿，并立下铿锵誓言：词典编完之前不出国、不写书、不兼课。直至1991年，长途跋涉了15年的《英汉大词典》终于出版，该词典收录词条达20万，俨然一部英汉百科全书。后来此书成为联合国的必用工具书之一，享誉国内外。

    陆谷孙一生痴迷莎士比亚，常喜欢引用他的一句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直至其已过花甲之年，仍不愿停歇。2001年，本该颐养天年的陆谷孙再一次决定出面主持《英汉大词典》的修订工作。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陆谷孙便萌生编汉英词典的想法，直至2015年8月，这本耗去陆谷孙15年光阴和心力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终于出版，陆谷孙也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项事业。陆谷孙在词典编纂的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两本词典几近倾注了他所有的青春年华，但他从未后悔，从未抱怨。支撑他一路走下来的并不是聚光灯下的闪亮光环，而是作为一名文化人，自觉背负中英文化沟通使命的责任感和对祖国深沉的爱。

    世人给陆谷孙送去鲜花和掌声，但他不需要，只想和宁静为伴。他对《英汉大词典》的频频获奖感到惭愧：“凭一本书到处揽奖，只能说明学术浅薄。”除了编纂词典外，陆谷孙还是另一领域的匠人：教书。除了因身体原因无法上课，陆谷孙从不愿欠学术一堂课，严寒酷暑，始终如一，他讲课幽默风趣，常使学生哄堂大笑，陆谷孙生活简朴，但对于学生，却是无条件的慷慨。有学生生病住院，他二话不说就拿出1000元送到系里……除了上课，陆谷孙几乎不愿走出自己的“洞穴”——这是他对自己简陋而陈旧的住所的戏称，只想安静低待在家里做学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某位编辑就给陆谷孙取了个“老神仙”的外号。

(摘编自林金堂《陆谷称：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相关连接：①“我是真心不希望抛头露面，我希望躲在我的‘洞’里，你们也不烦我，我也不烦你们。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是我的哲学。”陆老在2012年的一次讲座上这样述说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在精神上王国里享受着孤独，并将之化作灵感的催化剂。(曹刚、刘建芳《陆谷孙：低调的“老神仙”》)

倔强诗人牛汉

    牛汉，一个粗犷野性倔强的名字，我没想到他的外表也是粗犷的，身材高大得像个体力劳动者。83岁了，有些驼背，就像牛弓起背一样。脸黑黑的，轮廓分明，苦难的岁月在上面留下深深的痕迹。如果他走在大街上的人群里，人们会认为是个乡夫野老，绝对不会想到是个大诗人。

    他的话从不带拐弯，是直着从肚子里出来的，思想和情绪都那么外露。

    交谈中老人多次提到冯雪峰，我问：“您和冯雪峰私交很深吧？”我约略知道牛汉与冯雪峰原是同事，并为冯写过诗，而且写的这首《半棵树》编入新近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我说：“说一说怎么写《半棵树》的吧。”

    “那是1972年，在湖北咸宁，我们在一个连劳动，但不在一个排，经常见面。他干活不偷懒，还光脚下地呢。有一天，记得是夏天，他穿了件单薄衣裳，袖管裤管挽起来，露出细细的胳膊和腿脚，瘦骨嶙峋，站在水边，我联想到山坡上一棵树──是半棵树，被雷劈了一半，就写了这首诗。可惜他没熬到‘文革’结束。”

    我想，牛汉不也曾经是暴露在荒原之上雷电之下的那伤残的半棵树吗？

    老人回忆“文革”，又引出了初中新教材课文《华南虎》的写作话题。“那是1973年6月，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麦收后休息几天，我跟另外两个人以去韶山革命圣地参观为借口，坐火车去了桂林。到动物园，看到一只大老虎，我震动了。”他至今还记得老虎的样子：背对着观看的人们，不愿意理睬，“那趾爪破了，流着血，流着血啊，墙上也留下血印。”一时间，牛汉仿佛看不见周围的人群，听不见人们的声音，心里只是震动着、摇曳着，感应着老虎的内心痛苦。“我看着老虎，就想到我自己，我就是那只老虎啊。”他当时萌发了写这只老虎的冲动，回到咸宁便落笔成诗。

    《华南虎》讲述着笼中老虎的痛苦和绝望，最后写了幻觉：“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这里既是幻想又是事实，事实就是当时他听驯养员说老虎不叫则已，一叫声音大得很，好可怕；幻想就是最后的描写由静到动、由悲哀到振奋，展示出气冲霄汉的气概。他写这首诗，是用语言文字和行动来证明自己精神意志的不可摧毁。

    《我的第一本书》是又一篇初中新教材中的课文，里面有这样的话：“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感应到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梦幻。”说是没有幽默，可是文中处处显出幽默，记得选编教材讨论课文时，这篇待选课文中的幽默情景让所有在座的人都乐了。

    牛汉十五岁参加革命，背井离乡，一去不复返。他小时候的“幽默”故事刚一开始便告结束，“荒寒的”景象紧随了他的一生。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悲观过，我一直乐观，我相信自己没错。”“我写了一辈子诗。我的诗与我的生命不可分离，诗不是我的第二生命，而是第一生命。”这是牛汉在会上吐露的真言。

    他还讲到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过时诗人的言语交锋。对方说：“牛汉，你一惯写的是小我。”牛汉反问：“你写的是什么？”“我写的是大我。”牛汉怒气冲天：“我的小我是有理想有志气、有血有肉的人！你的大我是无血无肉空空的什么都不是的人！”又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汉从北京城东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赶到会场，迟到了。此人又莫名其妙地批评道：“牛汉，这么多人等你，你总是自高自大。”牛汉本来已经坐下，马上站起来说：“我长得高大，就是自高自大。”我想，这恐怕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且是两种思想之争，两种人格之争。

    牛汉真的从来就没有“悲观过”吗？在这次诗歌研讨会上，老人回忆往事时情难自已，对着众人痛苦地说：“我一生的教训太多了，太多了，唉……”声音沉下去，脸也低下去，几乎要落泪了。

    首都师大吴思敬教授说：“牛汉先生有骨气，敢说真话，没有奴颜媚骨，这是当代中国文人最缺少的品格！”

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

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江苏无锡人。他十岁在经学教育基础上从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学习史学。十一岁熟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十六岁作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鼓励。青少年时期，钱基博先后接受国学、科举、新学（改良主义）、西学（近代西方的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的思想。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他在成为国学大师前，有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江西提法使陶大均招之入幕，筹办司法改良；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后随部队驻镇江；应邀请，先后历任十多所大学教授；应内兄王蕴章邀约，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副主编，发表文学作品。

    钱基博先生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也有独到看法，“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钱基博自传》）．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之列，重要的史书、史论，能“观其会通”。周秦诸子均有涉猎。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并不过誉。张謇读钱基博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基博先生“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钱基博自传》所言：“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先生提倡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重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变圣约翰大学重英文而轻国文这一教学现状，主动开设中国文学史，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因民族救亡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力求以古为新，“发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

    这一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钱基博自传》）。

    1938年先生来到抗战前沿，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并为守军讲授《孙子兵法》，将此书作为学校教材，以图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学院被迫西迁，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先生的这种身体力行，为中国“找出了精神的新泉”。抗战胜利后，先生受聘于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钱基博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学术的砥砺。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主张“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胡适作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作为前辈大师，先生不为“亲者”、长者讳，秉笔直书。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钱基博是学行结合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选自2016年第1期《古典文学知识》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渐灭，人道或几乎息，此则吾之所大惧。

（钱基博《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

②在对待东西文化方面，钱基博认为中西文化乃异质不同之文化，非有先进、落后之差别，肯定东方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反对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或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

（孔祥增《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旷野中的诱惑

肖复兴

    列宾在彼得堡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克拉姆斯科依是他的老师。十九岁的列宾来到彼得堡，深夜拜访克拉姆斯科依。走进克拉姆斯科依不大的画室，给列宾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基督画像，和一个画师笔下基督画像没有什么不同，列宾不明白像克拉姆斯科依为什么要画这样千篇一律的基督标准像？

    克拉姆斯科依老辣的眼睛，注意到了列宾看墙上基督像时瞥下的一丝讥讽的眼光。他对列宾说：这是人家定购的一幅基督像。列宾知道，即使再大画家的画也卖不出大价钱，都需要靠给有钱人画像谋生。

    那天夜里，克拉姆斯科依兴致勃勃地对列宾聊起了基督。令列宾没有想到的是，克拉姆斯科依说起了基督也曾经受到诱惑。克拉姆斯科依对列宾说：你看，已经忍饥挨饿了四十天的基督，在旷野里，远处有繁华的城市灯火闪烁，人类各种欲望的呼声此起彼伏，纷纷在对基督呼喊：这一切都可以据为己有，变成你的财产，让你成为万能的主宰！呼喊声还在进一步对基督说：你，神的儿子，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肚子饿了，只要吩咐这些石头，它们就会变成面包；如果你想穿得漂亮，只要吩咐这些树木花草，它们就会变成漂亮的衣服……最后，克拉姆斯科依对列宾说：这就是生活的诱惑。这种诱惑，旷野上有，城市里也有；对普通人有，对基督也有。

    晚年的列宾回忆起那一晚的交谈时，写道：我一生还没有听到过比这更有意义的谈话，特别是克拉姆斯科依讲到在旷野里诱惑的内容，设想出基督与人类天性中的黑暗进行的斗争。

    正是受到那一夜克拉姆斯科依谈话的启发，列宾创作了《基督在旷野受诱惑》的油画。他将基督画成了赤着脚，裸露着斑斑伤痕，置身于悬崖之上，面对的是一片遥远的城市；让痛苦而悲伤的基督，扭过头去不看诱惑他的大千世界；他画基督的一只手颤抖地按紧脑门儿，一只手伸向一旁，仿佛在使劲地推开已经如蛇一样缠裹的尘世的权力、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他画出基督在面对诱惑时的痛苦，也画出了基督的抵抗与决绝。

    克拉姆斯科依同样想创作一幅关于基督在旷野受诱惑的油画，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十年时间。克拉姆斯科依每天清早起来，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趿拉着拖鞋，到他的基督画像前挥笔作画，一画就画到了晚上。那时，他正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常常夜不成眠。他的脑子里、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基督痛苦焦虑的影子。终于，他画完了这幅他最想画的画。

    这幅题为《旷野中的基督》在巡回展览中，好评如潮。和列宾画的一样衣衫褴褛赤脚的基督，孤独而凄婉地坐在荒凉的旷野中光秃秃的石头上，诱惑被象征地画成城市之光，在基督的背后，呈一片朦胧而颤动的光影。逆光中的基督垂着头，双手交叉，目光痛苦，凝神沉思，将枯瘦的身影打在荒凉坚硬又尖利的石堆前。

    声名日隆的克拉姆斯科依在创作《旷野中的基督》时，没有停下为他人定制画像的活儿。贫穷的画家一直没有一间像样的画室。于是，他拼命为有钱的财主、有势的将军、娇宠的贵妇画像，将赚来的钱购买了土地，建筑漂亮别墅和豪华画室，再画画时，穿着精致的长襟礼服，趿着款式最新的拖鞋，连袜子都是十八世纪的古典样式。他不像一个画家，不像一个从底层乡村出来的经过奋斗成功的贫寒画家，而像一个庄园主。大家都觉得克拉姆斯科依变了，唯一没变的是他依然孜孜不倦地为人画像。

    如今，想起克拉姆斯科依，我就想起列宾，因为他们都曾画过旷野里被诱惑过的基督。克拉姆斯科依的《旷野中的基督》、列宾的《基督在旷野受诱惑》都陈列在莫斯科的美术馆里。面对两幅同样是基督受诱惑的作品，我心生感慨。无论在克拉姆斯科依的笔下还是在列宾的笔下，基督都是他们自己。其实，茫茫人生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旷野中受诱惑的基督。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