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革命军》的小册子，作者为年仅十八岁的青年邹容，书前并有章太炎作序。由于此书宣扬反清思想，向来鼓吹反清革命的《苏报》特地刊文介绍，并获得广大回响。然而对清政府来说，此举不啻叛国行为，于是派员前往逮捕邹、章二人。

    据章太炎于坐牢期满出狱、东渡日本后所撰的《邹容传》记述，当时他正在整理学社事务，且“志在流血”，所以不肯离去，坐等巡捕前来捉拿。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跑，躲在一英国传教士住所，但听说章太炎被捕下狱，立刻到衙门自首。

    后来，这对忘年之交以平民的身份与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法庭当庭对质，痛斥朝廷的腐败。虽然清政府想以“毁谤朝廷”“大逆不道”“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们凌迟处死，但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与租界当局的干预下，只得分别判处邹、章二人两年及三年徒刑。审讯结束后，章太炎与邹容被送回牢房，不想沿路观者如堵，章太炎见状，即高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都市争看员外郎。”回到牢里，他还与邹容互吟诗相赠。不久，邹容因无法适应狱中恶劣的环境而病逝，章太炎则刑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曾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看出袁有称帝野心，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而“章疯子”的名声，由此传开。

    章太炎就是这样喜欢特立独行，当听到有人说他是“疯子”和“神经病”时，他非但不以为忤，还赞成对方的说法，自认是神经病，且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曾有过一段演讲：“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时，因愤怒而绝食以示抗议。由于正逢隆冬，滴水成冰，绝食两天后，他又冷又饥，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门人朱逖先、吴承仕、钱玄同等闻讯，纷纷跑去劝他进食，但从早到晚，不管大家怎么劝说，章太炎都摇头不理会。

    就在无计可施时，吴承仕突然灵光一闪，问：“您比祢衡如何?”章太炎两眼一瞪，哼声道：“祢正平（祢衡）怎么比得上我?”吴承仕于是告诉他，刘表欲杀祢衡，但自己不想背罪名，所以将弥衡送到黄祖那里，让他下手当恶人；如今袁世凯比刘表更厉害，因为他不需利用黄祖那样的人，就可让先生（指章太炎）自己把自己杀了。龙泉寺软禁中的章太炎一听，赶紧从床上翻身坐起，斥道：“这是什么话!”众门人见状趁机苦劝，并拿出荷包蛋等章太炎爱吃的食物，终于让他恢复了饮食。

    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上“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以看到自己  名字旁的黑线，即骂说：“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

    章太炎晚年居住上海时，离家五十公尺之外，即找不到路回来。偏偏他又记不得自家地址，只能沿途问人，其问法是：“我家在哪里？”被问到的人，常当他是疯子。某次，他从南京返回上海，由于家人记错班次，没接到他，他只好雇一辆马车，并告诉车夫说：“到我家里。”车夫无法，只好在街上穷兜，转了半天才被家人寻获。此外，章太炎也不会用钱，只知一张钞票可用一次。所以他叫佣人买烟一包，给五元大洋；儿子想买大衣，他给五元大洋；后来要在苏州盖房子，他也只拨了五元大洋。

（选自《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民国成立后，章太炎自日本返国，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枢密顾问。宋教仁遇刺后，因参与讨袁活动而被袁世凯禁锢。]924年脱离国民党，并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此以讲习为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赞助抗日运动。后病逝于苏州。（《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②在《革命军》中，邹容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历史上的今天》）③《革命军》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可见其宣传鼓动力量之巨大。（《历史上的今天》）

蔡澜：名流才子的“什锦”人生

    1941年，南洋新加坡邵氏“大华戏院”的戏楼上，一个可爱的婴儿呱呱坠地，父亲给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蔡澜”，听起来像“菜篮”。戏楼、买菜的篮子，冥冥之中注定了蔡澜一生和电影、美食密不可分。

    儿时，蔡澜的家住在戏院楼上，父亲蔡文玄是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电影伴随着蔡澜整个的成长过程。当时新加坡分华校和英校，各不教对方语言。为求听得懂电影对白，蔡澜上午念中文，下午读英文。

    父亲蔡文玄还是位诗人，很喜欢文学。经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儿女们放在地上，随儿女们挑选。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的，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而蔡澜则偏爱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

    电影和书都看得多了，与众不同的感触也越来越多。年仅14岁的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南洋商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刊发了，蔡澜很兴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被聘请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蔡澜活得很潇洒，一拿到稿费，他就带着一帮同学去吃喝玩乐，夜夜笙歌。

    慢慢长大，蔡澜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离开狮城，游历他国。因为爱好电影，而当时日本的电影很发达，他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于是，他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购买日本片到香港放映，又以影评家的身份，成为多届亚洲影展的评审员。当年邵氏电影愈拍愈多，蔡澜也经常游走于韩国、台湾地区，背包旅行。

    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调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的制作。因为太喜欢电影，蔡澜宁可不做导演，选择制片。他认为制片就是“校长兼敲钟”：制片要构思故事，请编剧写成剧本，同时，又要接洽适合此戏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计算出详细的预算，还有配音、拷贝、做海报，也要参与讨论并给出意见，一直到安排发行，卖版权，片子在戏院上映，无一不亲力亲为。有时，蔡澜可以同时拍五六部戏，但他乐此不疲，在《城市猎人》《烈火青春》等20世纪90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虽然从小看电影，大学念电影专业，第一份工作也和电影相关，还曾坦言自己最爱的是电影，但是蔡澜并不想把电影当做“终身工作”。1998年，老搭档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再加上盗版猖獗、市场疲软，整个电影业，一年只有一两部电影卖座，其他都亏得一塌糊涂。蔡澜心灰意冷，忽然意识到电影再好，也是别人的事情，而他竟然为别人的事忙碌了40年!蔡澜放弃电影，重拾纸笔。《东方日报》的“龙门阵”、《明报》副刊、《壹周刊》上，皆有蔡澜的专栏。

    有关生活的吃住用行，蔡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文章，谈吃，谈喝，谈旅游，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关于美食的撰文。他将自己的好吃秉性，归结于父亲起名的“不慎”，大哥蔡丹，侄子蔡晔，“于是一家人正好拿着菜单（蔡丹），提着菜篮（蔡澜），去买菜叶（蔡晔）”，不爱吃，可能吗?因为“好吃”，蔡澜吃出了学问，吃成了与金庸、倪匡、黄霑齐名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蔡澜一天的美食路线图是这样的：早晨喜欢吃面食，中午在外面吃不同的馆子。吃五六家才会诞生一篇美食文章，且从不白吃白喝，也不只褒不贬，坏的就说坏，反而让读者喜欢。

    尽管一路“吃吃喝喝”，他理想的人生境界却是如丰子恺、弘一法师。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是披星戴月地“讨”生活，不是百无聊赖地“熬”生活，以“享受人生”为正业的蔡澜对生活的态度是“玩”，在股掌之间玩出出神入化的境界。

    很多人都问过蔡澜：“电影人、美食家、商人，你究竟是做什么的?”蔡澜说：“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并不容易。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选自《读者》）

    李白凤1914年3月出生于成都。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1925年，李白凤进入天津扶轮中学读书。不久他又随长兄来到青岛，在铁路中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凤因参加学潮运动，加上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非议时局，被勒令退学。当时青岛有个传播进步文化的“荒岛书店”，他成了那里的常客，阅读不少进步书籍，还认识了常来书店看书的臧克家、崔嵬、于黑丁等文化人士。1934年李白凤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国文系学习，师从林庚。戴望舒1936年10月创办了《新诗》杂志，李白凤在上面发表不少作品引起诗坛注目，并与施蛰存、戴望舒、吴奔星等现代派诗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爆发后，李白凤一度靠写诗文为生。李白凤的夫人后来在书中写道：“1941年初秋，白凤离开南宁来到桂林这一大后方的文化名城……使他的文艺创作更贴近火热的抗日斗争。”在桂林，李白凤结交了端木蕻良、田汉、安娥、尹瘦石、陈迩冬等文化界名流，又经端木蕻良的介绍认识了老前辈柳亚子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此时的李白凤满腔热情地搞起文艺创作，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46年6月，李白凤来到上海暂居柳亚子家中，后在朋友介绍下到财政局工作并找到住处。当年他是中国诗歌协会理事，工作之余全力以赴搞文艺创作。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歌多发表在《诗创造》《新诗》《大公报》等报刊杂志上。由于上海物价飞涨，李白凤曾在柳亚子的支持下，挂牌为人治印来补贴生活。

    1949年夏季，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李白凤拒绝了本家侄子送来的去台湾的船票。李蓉裳记得李白凤当时说：“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怎能走啊！”1950年，李白凤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支援东北建设。

    佟培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7年春夏之交，在高校“大鸣大放”中，李白凤贴出《长歌当哭》一组18首七律，受到批判。佟培基教授从一个文件盒中拿出一份1957年7月《人民文学》刊发的一篇李白凤的文章《给诗人们的公开信》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当年8月李先生被错划为“极右派”，隔离审查后于1958年被送往西华县农场劳教。1963年4月李白凤劳改期满，失职居家，只靠夫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他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回家再开始读书、练书法。佟培基教授说，李白凤走遍开封的古旧书肆，寻搜南明野史笔记约97种，深夜挑灯相互校勘比对，渐渐草成《小腆纪年校补》《明史校补》《张苍水集笺注》等。这个时候他和施蛰存又开始了通信，两人探讨学问，互通有无。

    1966年夏，“文革”冲击到了开封，“破四旧”的时候，李白凤苦心收集的书籍、资料被红卫兵拉出4车全部焚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李白凤仍然不坠青云之志，他刻制一方“十年不制衣”的石印用以自勉。

    1969年，青年佟培基在桑凡先生的介绍下认识了李白凤。佟培基教授说，李先生平易近人，那种高雅的气质和文人风骨让人心存敬意。孙作云先生曾说：“像白凤先生这样的人还如此醉心于学术事业，足使当今破坏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者耻。”

    1978年春天，李白凤被平反。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却于当年8月18日病逝于开封。

（摘编自刘海永《诗剑平生任我行，困顿流离栖汴京》）

停不下的艺术追溯﹣﹣林风眠：中西巧调和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阳镇阁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

    在林风眠5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

    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梅州中学的大门，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也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

    4年后，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铮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在国立高等艺术学院院长杨西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西斯惊叹不已，于是就推荐他到巴黎美院。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他的作品引起轰动。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

    约两年后，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为了实现“中西融合”的艺术理想，林风眠可谓殚精竭虑。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艺术名家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王朝闻、苏天赐等都是林风眠的学生。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请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登上讲台，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并提出了“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提倡兼收并蓄，调和中西艺术，并身体力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高度个性化的抒情画风，为中国现代绘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风格典范。

    1927年5月11日，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召开了一场在当时国内规模相当大的艺术展。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奉系军阀，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担任了由蔡元培亲手创建的杭州国立艺专第一任校长。执掌杭州国立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渔村丰收》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后来林风眠移居到了上海，他就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衍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8日）

【相关链接】①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林风眠不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他为塞尚、莫奈、马蒂斯等离经叛道的画家所倾倒，又在巴黎东方美术馆和陶瓷博物馆的彩陶、汉画砖、唐三彩、瓷器花纹上，发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奇特魅力。

（《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

②林风眠曾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

③“林风眠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的、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他是一个独领风骚数百年的领袖型、旗手型的人物。”

﹣﹣中国美术学院 原校长 肖锋

“他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基础，他之后的赵无极、吴冠中等人都是追随他的道路的。没有林风眠，中国绘画就缺少一个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

﹣﹣美术理论家 邵大箴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

钱谷融^①

    我经常深切怀念着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伍先生是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的北大学生，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时。1938年我考入了当时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的是新成立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一年级时不但没有本系的教师，连系主任都没有，只能与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合在一起听课。到二年级时，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才请了伍先生来担任我们的系主任。伍先生很开明，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的精神。他自己是爱好汉魏六朝文学的，戏说他治的是“衰”文（苏东坡曾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尤其善写五古。可他请教员，却能尽量罗致各方面的人才。先后在我系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等人。更其难得的是，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可伍先生完全不管这一套，我还在校的时候，他就请了曹禺等人来教课，请了老舍来演讲。我离校以后，他又请了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人来任教。伍先生曾在中山大学与鲁迅同过事，一向很敬佩鲁迅先生。听说他离开大陆后，一度曾去日本教书，教的课程中就有鲁迅。他懂英文，有时去他房间，看到他手里拿着正在读的往往是英文小说。还知道他常通过日本的丸善书店从国外购买书籍。他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缜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平日跟我们闲谈，也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真是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一些教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

    他那时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教员宿舍里。他不愿吃包饭，一日三餐，都是在馆子里吃的。好在那时教授的工资高，他又除了有时候要寄些钱给外地的两个孩子以外，没有什么别的负担。有时他上馆子吃饭的时候，也常拉我陪他一起吃，而且常常一同喝些酒。他喝酒不多，主要是为了助兴开胃。吃饭时，当然也是无所不谈，但他都只是即兴式的，随随便便地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我进行什么教育，更绝不摆老师的架子；甚至他连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这样的观念也十分淡薄。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厌恶虚伪。有时讥评起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一些喜欢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学者教授来，真是妙语如珠，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师范学院国文系有一门必修课叫语文教学法，也许是因为一时请不到合适的人来教，也许是在他的心底里根本瞧不起教学法之类的课程，他就自己来开这门课。他在这门课上讲什么呢？讲《文心雕龙》，正正经经地讲《文心雕龙》。决不因为这门课程的名称是语文教学法，就生拉硬扯地在每堂课的开头或结束的时候搭上一点有关教学法的话头或事例，去装门面骗人，应付学校。他仰慕魏晋风度，却从不把魏晋风度挂在嘴上，可平日举止，确乎能比较地脱落形骸、适性而行。尽管所谓魏晋风度，即便是当年的竹林名士以及稍后的清谈胜流，在显幽烛隐的“科学的”解剖刀下，也难免会露出些不堪入目的本相来。伍先生自然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胸无纤尘。但在那举世滔滔、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确有一些读书人能够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正气，这不也是大可令人欣慰的事吗？伍先生就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个。所以，他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亲可爱的。

    我作为伍叔傥先生的弟子，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当时在各方面都太幼稚，无论对于他的学问，对于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些莫测高深，不能了解其万一。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注）①钱谷融（1919—2017），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