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发展为书法艺术的成因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中，汉字与书法艺术是绝对不能割裂的。“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世界上存在着数百个国家和民族，它们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它们的文字书写没有成为一门艺术。而独有汉字在其衍变过程中成了艺术，或在汉字产生之初便具有某种艺术性。一些学者以“书画同源”说阐释汉字成为艺术的起因及性质，如刘纲纪《书法美学简论》、金学智《书法美学谈》等。由于文字起源于象形，并且由于“文字的点画书写能够造成各种同现实生活中的形体（或动态）有类似之处的形体”（刘纲纪语），所以文字书写成了能够描写现实生活的形象艺术。这种以为书法一定反映现实生活的观念，显然只是套用了一般的艺术原理。更多的人认为汉字成为艺术是由于汉字的结构这一事实，并由此认定书法是一门抽象艺术。汉字结构的繁简、点画的错落造就了许多美的因素，这是其成为艺术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其单纯的书写成为艺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六书”造字原则看，我们似难以确信汉字产生的过程即是书法艺术产生的过程。“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为造字方法，转注、假借为用字方法。四种造字方法的目的并非在于审美，而均在于实用。即使如象形，是根据物质形状描绘简化而成，其简化的过程多少含有某些抽象的因素，然其目的仍是致用为上。由此可见，汉字在一开始并无明显成为书法艺术的迹象。

我们似应再作如下的假设：如果说，作为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工具的毛笔至今仍没有发明，今天所说的书法是否能在历史上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呢？也许人们会说，今天见到的许多历代名作并不全由毛笔表现，那些墓志砖铭、摩崖刻石、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等，或由刀刻，或以模铸，而它们的艺术水平仿佛不在毛笔书法之下。但应当指出，这些非毛笔书写类的书法，在它们制作之前已经汲取了毛笔书法的意味（笔意），人们在刻或铸时潜意识地将笔意考虑在文字的运笔中，大多数碑刻则为毛笔书丹后刻石的，这是毛笔使用后给人们在书写时带来某种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比较一下笔画尖细的甲骨卜辞与血肉丰美的青铜器铭文，可以悟得毛笔等书写工具的使用对文字书写成为艺术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以断定，汉字书写成为书法艺术的成因，除了先天的汉字特质外，毛笔等工具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文字书写发展为艺术的催化剂。而使毛笔等工具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渗入。古代大师们在挥运毛笔时感悟到了某种表达其审美理想的可能，这使文字书写跃过单纯的美而成为一门独立而蕴含极深的艺术。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还有的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

城市应该有延续文脉的自觉性

葛剑雄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因政治功能而形成并生存的，基本上都是从国都至县（邑）的各级行政机构驻地。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全国的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甚至是军事中心。但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一座城市的其他功能也可能随之消失。一旦城市的功能改变，即使自然条件依然如故，相应的硬件和软件都会随之改变。否则，这些硬件和软件不是过剩就是不足，或者只能废弃，城市就会失去生命力。

    城市功能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城市的文脉上。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当时存在的文化，还包括过去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则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城市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如线，也已岌岌可危。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便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的，但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

    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些物件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像去想象，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属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动、罪恶的旧物，也有必要适当保留一些，以便让后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

（选自《环球人文地理》）

儒家很早就提出“仁民爱物”观念，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体现了仁道的道德意识；在如何对待物的问题上，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意识。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仁道原则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仁”， 基本含义则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何为“仁”时， 孔子的回答便是：“爱人” (《论语•颜渊》) 。所谓“爱人”， 其基本含义即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 并把人作为有自身价值的对象来对待。《论语•乡党》中记载：一次孔子上朝回来， 听说马厩失火， 马上急切地探询“伤人乎?”。“伤人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是把人看作与物或工具不同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象。这同时体现了仁道的原则， 而 “仁民”， 也意味着用这样的仁道原则来对待他人。

“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对儒家来说， 物虽不同于人， 但它依然应当成为人珍惜、爱护的对象，对物的这种珍惜、爱护， 与注重自然本身的法则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活动， 如捕鱼、狩猎， 以及砍伐树木等， 儒家特别强调要注重“时”。在动植物生长的时期， 不能随意地展开渔猎、砍伐等活动， 这是“爱物”的具体展现。可见，“爱物”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

由“仁民爱物”， 儒家又进一步引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所谓“万物一体”“民胞物与”， 也就是将人和世界的其他一切对象， 即人和天地万物， 都看作一个生存共同体。“民胞物与”是“仁民爱物”的具体引申， “民胞”意味着将其他的人类成员都看作自己的同胞， 并如同胞一般来对待；“物与”则是把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对象视为息息相关的交往伙伴。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仁民爱物”从总体上看便是要求在人和自然、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和谐、协调的关系， 避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近代以来， 在天人关系的演进中， 人之外的天地万物更多地被看作为人所利用、征服的对象。比较而言， 传统儒学则更多地把如何维护人和天的和谐关系， 看作天人之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意识和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 “天人合一”所指向的便是人和万物的和谐关联， 避免仅仅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摘编自 杨国荣《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

美育一般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美术教育，一种是审美教育，后者大体可以涵盖前者。审关教育不仅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素养的培育，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教育；不仅包括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教育，也包括各种审美实践场景中艺术技巧提升、审美能力培养、审美价值观塑造等。美育的整个过程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与现实中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美育的底色，文化精神是美育的灵魂。如果忽视了文化精神的培养，美育就是不完整的。

欣赏人类流传下来的芑术作品，深入理解艺术作品的美学蕴涵，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知识，联系艺术作品产生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许多困难和障碍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鉴赏西方绘画时，必须要掌握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绘画要联系宗教精神来赏析；我们欣赏中国绘画，其空间留白、用笔运意、墨彩浓淡等，无不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境，如果不了解中国绘画中计白当黑、浓淡生趣、意境天成等艺术手法和精神追求，就很难体会到艺术作品的神韵。

文学的鉴赏也是如此。从孔子论《诗》的“兴观群怨”开始，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就将个人情志的抒发与社会风俗民情的描摹乃至现实政治的讽喻结合起来，儒家诗教传统深深地影响了诗歌的发展，阅读各个朝代的诗歌，都需充分考虑诗人共同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才能体会诗中比兴寄托所表达的种种意味，才能明白诗句所传达的哀怨悲欢的情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美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被作为一个启蒙郑重提出，承載了爱国救亡、除弊振新的重任。从梁启超的“趣味教育"理论、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鲁迅文艺“拯救国民性”的啐吁，到丰子恺、刘海粟、林风眠等艺术家提倡以艺术教育推选美育的观念，都深深地融入关注国家和民族发展未来的責任意识。也就是说，将美育代入社会文化改造、国民精神重塑这一宏大目标，成为当时美育思想的主线。因此，孤立地谈当代美育，狭隘、庸俗地理解美育的内涵，既拋弃了百年美育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也丢失了美育所包含的塑造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理念。

当下美育思想和美育方法存在着重技巧侍递而轻文化传承、迎合刺激体验而忽视趣味涵育、趋附西方审美而贬抑民族审美等问题。人们对审美教育的理解往往就是艺术技能培养，家长送孩子到各种培训班学乐器、学绘画、学舞蹈等，却很少从培育艺术潜能、提升人文素养出发来制定教育方案。

此外，当下美育还出现重西方而轻传统的倾向，我们的美育应充分吸纳传统文化内容，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将西方的与民族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充分融汇起来，从民族角度观察世界，自现代眼光观照传统，形成既能包容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又能彰显我们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风貌的审美教育体系。

总之，培养健康自信的文化精神，不仅是推进美育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美育最终的目标之我们应将美育当作传承文化、培养国民精神的传世工程，接续中华文脉，延续百年美育思潮，将美育推向社会每个角落，让美育产生润化人心的力量，守护每个人的精神健康，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

（摘编自黄仲山《美育重在培养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