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30日 ）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实行依法治国，被视为“以武犯禁”的侠看似已无甚价值，但其实不然。侠早已成为一种泛化的精神气概与处世风范，沉淀在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侠文化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而闪耀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侠的人格魅力在当今时代有增无减，这从如今武侠文学、影视的高度繁荣可见一斑。笔者以为，无论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还是针砭矫正社会时弊，抑或塑造理想人格模式，侠的当代价值都是圭璧连城的。

    尽管侠文化一直是以一种反传统、反正统的文化存在，但历史已经证明一直盘踞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万能的，有时甚至是脆弱不堪的，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必然包蕴着多种面向，侠之于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武功超凡的英雄形象甚或是舍己为人的仁人义士的典范，而早已化作融合这一切的一种独特而丰满的民族文化人格的图腾，其所蕴含的崇尚正义公平、自由进步、打破常规的思想价值，诚信重诺、见义勇为、不矜不傲的伦理精神，以及孤鸿烟月、断剑沧海、浊酒残阳的审美意蕴，都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品格，必将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独特而不竭的精神动力。

    侠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平民性，且在历史上几乎一以贯之，这也是其能深入社会肌理，进而针砭时弊、纠偏矫正的原因。当今中国虽经济发展、物质繁荣，但拜金享乐、急功近利、浮夸炫耀之风四处蔓延，究其本源，乃个体文化人格的偏颇与缺失，侠之“仗义疏财，赴人困厄，重诺守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气概与人格风范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试想如今不少骄奢淫逸的“富二代”如果能有些许真正的侠者气概，那他们能产生的正面能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侠义与侠行在普罗大众中的散播，毕竟平民性才是其本质特点，聊可欣慰的是，国人在危难关头的表现约略浮现出了侠的影子，或可视为侠心未泯的象征。

    归根到底，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而穿越千载，尽管中国传统上推崇儒、释、道合一的人格模式，但无论是儒家的仁和谦冲，还是道家的虚静无为，抑或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无法触及理想人格模式的全部内涵。事实上，侠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流品而与儒、道、佛并驾齐驱，尽管侠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但它在道德实践、社会影响等诸层面并不在此三家之下，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超越，尤其是在近世演化中所出现的明显的“儒侠互补”倾向，更是证明了侠在近代理想人格模式重构中的重要地位，而侠在当代的最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建设性重构之中，有侠参与构建的人格，才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

邹怡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专史，而是一部世界史。其“全新”则在于它是一部由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选择了丝绸之路这一多文明间的通道作为切入点，透视人类诸文明的接触与演进，从而避开了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偏颇。

    丝绸之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他根据中国和欧洲史家关于中西贸易的记载，在地图上绘制了一条横贯欧亚的贸易路线，并命名为“丝绸之路”。作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条丝绸贸易的商道，甚至不仅仅是贸易路线。全书25章：丝绸之路、信仰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霸权之路……这样的章节编排固然采用修辞的手法，但它们也提示着丝绸之路上所流通的远不止丝绸，金属、香料和玻璃在一些路段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货品的流通，而在于丝路上穿行的人们将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途撒播，包括观念、信仰、技术以及它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因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诸种文明的穿行与交流之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以及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而相遇。南北美洲的人类文明，也自地理大发现以降，深刻地介入了丝绸之路的人流和物流。尤其是中亚、西亚与东欧，它们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主体之所在。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古老文明在此创生成长。而当今，这里既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时尚之都，又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这是巧合吗？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间人员、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之路。各种人类文明曾在这里竞演。欧亚大陆上，南部为希腊、罗马、波斯、埃及和印度等各大古国的发祥之地，而北部是游牧民族轮番奔驰的通道，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和蒙古人先后在这条道路上策马西征，形成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彼得·弗兰科潘始终围绕着丝绸之路这一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描绘了一幅时间跨度两千多年、涉及地域涵盖全球的世界史长卷。他指出，在16世纪西方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以前，东方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和帝国都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世界主要宗教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壮大，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让全球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形成，古代学者聚集在丝绸之路上创造交流智慧和艺术。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

（摘编自邹怡《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有删改）

    ①哲学家对读书的理解，往往不是关注读书的种类，或是读书的方法，而是关注读书的意义。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读书的意义，不仅要从个体的知识需要来理解，更重要的，是把读书作为人类历史性活动的实践来理解，从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需要来理解。文字和书写的发明，其重要性在于，从此人类的经验可以超越面对面的授受而广泛传递。于是，书成为记载人类经验的载体，阅读、书写成为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得以超世代累积、传承、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智山慧海传薪火”，知识与智慧的薪火相传，端赖于书写的文字，于是读书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②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读书，孔子的一生，既是教育者的一生，也是学习者的一生、读书人的一生“韦编三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孔于热爱读书、勤奋读书的生动写照。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而“濡”最广义的所指，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高度尊敬，是中华文明崇尚读书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

    ③虽然读书也曾被一些人当作求取功名、财富的阶梯，但应看到，历经几千年的文化陶养，读书已成为多数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读书本身就成为目的，成为享受。中国文化史上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恐怕指的就是读书之乐吧！颜回是孔子唯一认定的“好学”的弟子，所以，至少读书是这种孔颜之“乐”的重要部分。在当代读书人中，人文学者读书大概最接近于以“无功利”的美学态度读书，也比较接近以读书为乐的古风。

    ④现代人读书无非两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有一种说法，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甚解。用司马迁的话说，应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同的书要求不同的读法，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读中国文化的经典，这里我推荐宋代大儒朱熹的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熹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读经典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把读书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一种活动。这虽然是古代哲学家的读书观和读书法，但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⑥读书与修身有着密切关系，修身的首要一条就是读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存在分歧。理学认为要成圣贤既要读书又要修身，脱离读书去修身或脱离修身去读书，都不可取；而心学则认为，要成圣贤，只要修身，增进心性修养就可以了、读书是没有用的。所以，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是两条办法还是一条办法，就构成了从宋代到明代思想史的主要背景。现在看来，光读书并不能一定增益你的道德品质，但如果不读书，仅仅从事心性修养，那么道德发育程度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对社会、人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健全理性的基础上，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达到理性的自觉和明澈，就离不开读书。

    ⑥如果从中国思想史来看，读书跟“学习”亦有密切关系。中国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和“读书”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讨论也就变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论语》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如果从伦理道德观念来讲，“仁”是最主要的，但若从整体上来讲，从后来的学术发展的争论来讲其核。观念则是“学”。虽然孔子时代的“学”是“六艺”，但也得承认，在这种人文知识的学习中，读书是一个重要方面。

    ⑦到了宋代，重视读书和学习的文化得到加强。朱子的出现把孔子的传统大大加强了，因为朱子讲“格物致知”，“格物”归根结底就是读书。从整体上来讲，朱子学这个庞大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学习。朱子的哲学就是为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必要性、在学习上下功夫的重要性做一个哲学论证。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从孔子到朱子，其主要基调是强调学习、强调读书。

    ⑧今天要建构学习型社会，就不能不追溯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文化和读书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其实在民间也是一样，明清以来，“读书人”在基层社会里都是很受尊重的。士大夫就是做官的读书人，所以“读书”和“读书人”在中国文化中很受重视。

（摘编自陈来《读书的意义》，人民日报，2019年2月19日）

宋词的文化品格

    ①词这种文体也走过一条从发生、发展到衰亡的道路。

    ②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________________”的别名，则强调词的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

    ③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文中“曲子”即指燕乐。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④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难以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要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情感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⑤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它除可供文人案头欣赏外，宛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词演唱时的听众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井中人，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当然，除字句易于听懂而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即将失去其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的案头文学——恰如词在宋以后的遭遇那样。

    ⑥两宋商业发达，使士林文化与市井文化有了碰撞交融的机会。北宋柳永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馆之中，与下层市井细民接触频繁，他的词不同于与他大约同时的晏殊与欧阳修等人的作品，就因为柳词明显带有两种文化互融的痕迹。柳永作品中的一些较为俚俗的词作，市井味道就相当浓厚。因而也得到当时市民阶层的广泛欢迎，从而有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的普及。

    ⑦由于宋词的创作有相当一部分不局限于案头欣赏，而是要在瓦子勾栏演唱中博得各色人众的喝彩，这就要求词写作须即事言情、直抒胸臆，避免过多的跌宕起伏与别有寄托。只有通俗流畅的词句，才能令演唱者得心应口，并能令以市民为主的广大听众舒心适意。然而在宋代也有一些文人填词并不顾及市民的审美情趣，而仅是将词作为自娱的手段，这就使词向另一个方向——文人化或雅化的道路上发展。

    ⑧宋词具有文化品格的双重性，它既属于士林文化，又属于市井文化。而后一种文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杠杆的，充满了活力，宋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放射出空前绝后的耀眼光芒。

    甲骨文作为直接出自殷商先民之手的文字记录，是真实可靠的殷商王室及贵族文献。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作为晚商王庭遗迹的性质得以确认。甲骨文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中国文明史的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今年是甲骨文发现两甲子，重温甲骨文的厚重文化价值、总结甲骨文整理研究经验更显重要。

    传统认为，甲骨文整理的理想形式是将刻辞甲骨的照片、拓本和摹本三者配合并同时公布，使研究者相互比照，取长补短。众所周知，考古资料整理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完整地再现原始材料，甲骨文的整理宗旨当然也是如此。然而从照片、拓本与摹本三种方式所体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考虑，照片可以原景重现甲骨的面貌，拓本也可以直观反映文字的风格特色，因此对于真实地再现史料，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或缺。而摹本却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整理者或摹写者的主观理解及是非判断，相对于照片和拓本，价值最低，对于再现文字史料，其真实性是最不足以信赖的。

    摹本旧称“搨本”，是照相术出现之前古人普遍采用的一种影写复制文字的原始形式，其做法是将纸覆于书画真迹上而描摹之。至北宋金石学初兴，时人以此法摹写铜器碑版文字，或为弥补拓本的不足，更推广为临写移录，作为不能施拓时采录文字资料的权宜手段。高精度照相术的应用，能将需要细审的文字放大到足以辨识的清晰程度，这种情况下摹本的价值自然大为降低。同时对于数量较大的甲骨文整理而言，摹本的制作费时费力，耗银耗材，如果其真实性不尽如人意，不免事倍功半。

    诚然，摹本价值降低并不意味着在甲骨整理著录中完全放弃摹本。对于某些文字内容复杂，照片与拓本都不足以表现刻辞内容的卜辞而言，摹本的制作仍是必要的。因此，今天甲骨文整理工作不应盲目且不加分别地墨守照片、拓本、摹本三法一体的传统著录模式，而应以充分发挥照相技术的优势为宗旨，对每版卜辞资料作具体的分析，选取适合并足以客观呈现甲骨文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著录形式。这种做法不仅实事求是，客观合理，而且可以避免人力财力的过度浪费。

    甲骨文的整理并不只是为整理而整理，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整理与研究就一直成为一事之两面，并行发展。刘鹗著《铁云藏龟》，孙诒让即作《契文举例》；罗振玉辑《殷墟书契》，又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与《殷墟书契考释》。因此，通过适宜合理的整理工作将甲骨文资料真实客观地展现出来，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可信且方便利用的原始材料，即是对甲骨文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摘编自冯时《甲骨文整理工作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