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一种精神病

    现在，研究人员正试图分离和确定“爱情”这种看似非常独特的人类情感的神经回路和遗传基础。事实上，生物学家可能很快就可以把爱情的精神状态还原为一系列的生化事件。这对我们了解人类行为的演化有重要意义，并且会引起重大的社会议题

    对一些动物的研究结果也解释了神秘的爱情。

    我们人类不是唯一能形成强烈的、持久的社会联系的动物。拿母婴依恋来说吧，一只母羊和她的小羊羔，或者一个雌性猕猴和她的孩子，与人类的母子关系很可能具有共同的演化上保守的脑机制。在人类、大鼠和绵羊的分娩和抚育后代的过程中，一种叫催产素的激素在脑中被释放出来。对于母羊而言，在其脑部注射一针催产素，能使得她跟一个陌生的小羊羔迅速建立一种依恋的亲密关系。

    对于哺乳动物而言，配偶之间长期的亲密关系是很少见的。这种配偶之间依恋的神经机制可能跟母婴依恋相似。举个例子，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而言，配偶依恋被交配过程中脑中产生的催产素所激励。当一只雌性草原田鼠的脑中被注射催产素时，她很快就会依恋上离她最近的那只雄性草原田鼠。催产素这种激素跟由多巴胺所驱动的奖赏和强化系统相互影响，而后者跟尼古丁、可卡因和海洛因使我们产生欣快感并上瘾的神经系统是同一回路。

    负责草原田鼠配偶依恋的脑区和负责人类爱情的脑区有着令人着迷的重叠。当妈妈们看着她们孩子的照片时，人类脑部跟多巴胺相关的奖赏区域变得活跃起来。而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深爱的人的照片时，同样的脑部活动也可以被观察到。人类配偶依恋可能跟人类母婴依恋在进化上彼此纠结。

    配偶依恋在雄性中的神经回路跟雌性的相似，但是神经递质不同。比如说，在雄性草原田鼠中，后叶加压素能促进配偶依恋，增强对潜在的情敌的攻击性，激发父性本能。而后叶加压素受体基因avpr1a调控区域的变化，能预测一只雄性田鼠和雌性田鼠形成紧密依恋的可能性。

    同样，人类avpr1a基因的不同形式，跟配偶依恋和配偶关系紧密相关。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拥有avpr1a基因某种变体的男性相对于没有这种变体的男性，有2倍的可能性保持单身；并且，在最近的报告中，结婚后的前者在他们的婚姻中出现危机的可能是后者的两倍。同时，前者的配偶相对于后者的配偶，倾向于表达更多对婚姻的不满。

    由此看来，爱情可能只是古老的神经肽和神经递质的混合而出现的一种东西，这种观点引起了重大的社会话题。比如说，异想天开的以操控脑活动增强或者削弱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爱情的药物可能不会很遥远了。

    无论如何，最近生物学上关于配偶依恋的发现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位不择手段的追求者可能会将一剂“爱情药水”偷偷放进我们的饮料。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做了，我们会介意吗？毕竟，爱情是一种精神病。

（选自《环球科学》）

    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认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

    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感冒”一词竟源于古代官场

    “感冒”是常见的流行病，可是任何一部古代中医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常用语不是医学术语，而是来自官场，是一个官场专用语。

    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通称“馆阁”。按照规定，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值夜班，以防图书被盗，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腹肚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腹肚不安”，而是一种相沿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肚历”。这一记载出自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原文是：“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南宋时期，时为太学生的陈鹄也在馆阁中供职。陈鹄喜欢别出心裁，他在《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自己的发明创造：“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陈鹄偏偏不愿意写“腹肚不安，免宿”，而是写上“感风”，还沾沾自喜地声称“感风簿”跟“害肚历”可谓一联绝对。

    陈鹄创造的“感风”一词也是有来历的。与他同时期有个中医学派，史称“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写了一部医书《三因方》，将复杂的疾病按照病源分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外因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内因称“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外因指虎、狼、毒虫等意外疾病。陈鹄于是创造性地把外因之首的“风”信手拈来，前面冠上一个“感”字，“感”者，受也，故称“感风”。“感风簿”一词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簿”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辞。清代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一书中说：“按今制官员请假，辄以感冒为辞，当即宋时‘感风簿’之遗意。”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即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

    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

不甘寂寞的当代艺术

陈德洪

    当代艺术在市场退潮后犹如积压的商品，在寂寞的如库房的展厅中陈列，因为市场热潮不再而更加刻意扮演一种曲高和寡的姿态。其间的忸怩作态、故作高深、自我标榜其实也难掩对廉价赞誉追捧和高价售出的热切期待。艺术家过于标榜个性、微观叙事导致的自恋和自我中心其实极端矛盾地希望得到公共性的认同、传播和抬举。

    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生态，把微小的嗓音放大到全民皆知。于是大家都不寂寞，但传入耳朵的声音则全是八卦。艺术成为一种舆论，一种街头巷议的等同物。如此接地气的状态要再扮演崇高的角色已经更加困难，于是，理论家、批评家粉墨登场，专著、论文、研究成果，研讨会套用各种晦涩的话语，营造一种浓郁的学术性氛围，让不再有光晕的艺术发出万道金光，等待被迷住双眼的金主下注。教授、博士、专家、xx长，xx主席使艺术界成为一种头衔密集的重灾区。

    说了这些闲话全由几本闲书引起。所谓“以史为鉴”、“殷鉴不远”这些格言在这个重视历史叙事的国度可谓深入人心。改写历史的冲动无处不在。而通过几本闲书，我恍然发现中国艺术史是一部悲催的血泪史和心灵的放逐史。国破家亡，江湖放逐成全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大家——颜真卿、黄公望、倪瓒、徐渭、八大、石涛，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即便是盛世的李杜不也不得志吗?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算离谱的结论:艺术史往往不是记载那些功成名就者和歌功颂德者的荣誉证书，它更可能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由此来看，艺术本是寂寞的，而不甘寂寞的往往是以艺术之名进行的操作、经营、糊弄以及蒙和骗的勾当罢了。当作品成了小便器，套用丹托的名言，是理论使小便器成为了艺术。我们如果不识时务地去拨开附加于艺术的层层包装，最终呈现的可能象贵妇人的一身赘肉不堪入目。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经典的作品《阿卡迪亚的牧羊人》或许可以看成一种关于艺术史的隐喻。艺术是那坟墓里的枯骨，而艺术史就是对墓志铭的解读，也许不做掘墓人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看清艺术的真相。但盗墓者垂涎的是艺术坟墓中想象的宝物，没有人想盗窃那几根枯骨。由此奉劝有大师情结的艺术家们，不修成正果，炼成舍利，枯骨不可能因为陪葬的华贵而增值。

    艺术研究者其实面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艺术场域知道的并不比牧羊人更多。解读墓志铭也许并不是艺术研究者真正的工作，正如牧羊人，放羊才是正业才是生活，而研究墓志铭则是生活的闲暇和余兴。古人讲“游于艺”，没有游于艺的超脱与从容，也许就已经和艺术擦肩而过了。

    回归寂寞对中国当代艺术未必不是好事，而不甘寂寞的折腾倒是需要警惕了。

“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妤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特别标明“良家子弟有通于音律者，又生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由此可见，这种由普通人扮演的戏曲样式，与由戏曲艺人在勾栏做场演出的“娼戏”，有着判若渭泾的差别，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中的普通人和艺人群体对于戏曲艺术不同的接受方式和传承形态。

不论是哪个群体，他们传习的艺术核心内容实际都是以戏曲剧目为基础的曲牌、唱段和音乐等。也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在戏场庙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以供观众酣畅淋漓地观看听赏，也可以供戏迷票友在戏场庙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可以说，前者是由戏曲艺人进行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艺术实践行为，后者则主要是由普通群体进行的艺术体验行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些戏曲剧种的曲唱群体颇具专业水准，有很多业余曲唱的传承者“下海”成为职业艺人，这充分说明“曲唱”是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一种极为传统有效的传承方式。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唱段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乐的唱腔唱段，不论是一段曲牌，还是一段板腔都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戏以曲传，一段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二是曲唱唱段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行当、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唱段中。三是曲唱唱段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的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自然能够满足观听者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对普通歌唱者而言，在适合的音城范围内展示简便、流畅的唱腔，是艺术欣赏与接受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街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作为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实际也为戏曲创作和传承提出更多的要求，能够传承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尽管不偏不倚的中和美是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平庸和单调却是艺术的敌人。“中和”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变化的“同”，而是各种丰富的情感糅杂形成的冲淡含蓄的审美境界。在整体的和谐中蕴藏着变化，变化中又体现着统一。钱钟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一与多彼此统一的思想。

如果把事物比做一，那么，这个一中包含着无限的多。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曾参透过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秘密。为了能让我们有更清晣的认识，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把古希謄和古中国放在一起，显示了他广泛搜罗中外例证的眼界和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和谐的……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低、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左传》里说，声音妤比味道，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有琴或瑟的一种声音，谁还愿意去听呢?古希腊的诗人还概括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争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善相争，一种是两恶相争，前者可以互补互利，后者则是互相残杀。钱先生解释说，两善相争与“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和”就是有差别的统一。

清朝人刘熙载写过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叫《艺概》，谈到对文学的看法，作者和前人颇有同感。前人曾说，不同的事物互相交织才产生花纹，又说，两个不同的事物彼此对峙，才有文产生，如果失去一个，就不能成文了（在文字学里，“文”和“纹”相通，“文”最初的意思就是乌兽身体上的花纹）。写文章的人可曾考虑过文章是怎样写出的吗?刘熙载继续解释说，虽然大家都明白“物一无文”，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文”的诞生，但更应当明白“物无一”也无文，统一是文章真正的主宰，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贯穿其中，各个有差异的部分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钱钟书认为，刘熙载提出的“物无一也无文”是十分精妙的道理，这与古希腊人所说的“一贯于万殊”正是一个意思。

一与多的统一，在一致中见出变化，是生活和艺术共同的辩证法。前人谈论杜甫的诗歌时说，杜甫的诗每一篇都是朴拙和工巧相结合。如果完全朴拙当然无所取，如果全诗都写得工巧，那么又会过于新奇而少了浑厚的古风，古人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有人想删掉苏轼的诗歌里不够精湛的部分，被别人劝住说，在不整齐的诗句中经常有高妙的意思显现不是更好吗?对这种情况，钱忡书解释说，满眼的繁花似锦，络绎不绝，会让人得疲惫，大鹏搏击九万里长空，每年都要休息六个月，就是一张一弛之道啊!

（摘编自李莫谦《听钱钟书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