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读书家庭。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国学功底很深。1917年夏天，父亲投考北京大学。那一年，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北大高年级学生出版了《新潮》杂志，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有影响的刊物。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给予父亲他们极大支持。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商定5月7日联合市民游行抗议。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去天安门集合游行。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5月26日，父亲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1920年秋，父亲和四个北大应届毕业生得到蔡校长的推荐和企业家穆藕初基金的资助，出国留学。在美、英、德、法等国深造了六年，父亲回国。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

    10月12日新学年开学时，校园中除了新校长外，新生中首次出现了十五名女生；原有的五十五名教授中，三十七位（包括外籍人士在内）遭到解聘，却进来了二十多位新的教授；有些系和课程被取消，中国课门数增多；本国和外籍教职员之间待遇及居住条件的差别得到改正；权力大过于教授的职员地位和人数也重新调整。

    父亲说：“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父亲为清华求才的苦心，从毛子水根据何基鸿（清华法学教授）转述的一个小故事中可见一斑：“志希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离开南开的。蒋先生不答应，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

    父亲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

    1929年4月，父亲和教授会代表冯友兰联袂出席清华大学董事会议，坚持立场，对抗由外交部高级官员把持的董事会，在校中发动废除董事会的舆论。父亲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表示不挠的决心。当局终于在6月下令取消基金会，改由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辖。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到任之初，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他又力排众议，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中央大学在当时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1969年12月25日，父亲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我抚着他柔软尚温的手，生离死别，像是梦幻，却又无情地逼真！父亲安葬在台北近郊山旁的阳明山第一公墓，四周丛林环绕，放眼远望观音山和淡水河，云边深处，便是隔海的大陆故乡。

（摘编自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1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赴中国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 （百度百科）2罗家伦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蒋廷黻、张奚若、萧公权、冯友兰、朱自清、张子高、翁文灏、华罗庚等等，多达数十人。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强化了教授阵容。

（摘自赵映林《罗家伦于清华大学的开拓之功》）

尼采——伟大的漂泊者

周国平

    一百年以前，一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这个人就是尼采。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如今，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1844年，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五岁时，父亲病死，数月后，年仅两岁的弟弟又夭折，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敏感。小学毕业后他就读于普夫达中学。1865年，二十一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他偶然的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便顿有觅得知音之感。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叔本华的阴郁色彩从此永久地印在尼采的思想中。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一见面两人就久久谈论着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可是，他渐渐发现瓦格纳歌剧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神经和官能的刺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颓废症。这使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最终二人决裂。

    1869年，尼采二十五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言学界看来，一个语言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伴侣的孤独的漂泊生涯。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10年的漫游和创作黄金期。

    1883年，尼采著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惊世骇俗之作。这本书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这本书，没有哪位哲人如此孤单过。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提出了“超人”理想。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人也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尼采的人性观以肯定人的生命本能为前提，以主张人的超越性为归宿。他之所以否定旧道德，正是因为旧道德同时否定了这前提和这归宿。他认为“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朋友们眼中，这完全是一部怪异的作品，这让尼采倍感孤独。他又开始了漂泊浪迹的生活，他坚持写作，最后将创作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在书中他呐喊着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拓道路。在1899年，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着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

    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与世长辞。在摧毁中创造，在孤独中思考。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或许对他的理解富有争议，但尼采是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的巅峰，使人们对过去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反思。他的思想就像闪电穿透乌云一样穿透了一个时代。

（节选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有删改）

相关链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提出“权力意志论”、“超人学说”等，尼采猛烈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

“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

    “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冯士筰：符号数字皆诗情

    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的冯士筰，从小就刻苦好学。清华读书时，更是出了名的“苦行僧”。他大学的同窗好友孙文心教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冯士筰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从图书馆或者教室回宿舍的。回来后，饿了还会抱着冰冷的窝窝头啃几口。1964年，他在深入研究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物理海洋学家Munk大洋风生环流模型的基础上，找出该模型未考虑热盐因素的不足，建立了大洋风生——热盐环流模式。正当他准备发表关于这一模型的重要论文时，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冯士筰被关了牛棚，但幸运的是他和赫崇本先生关在了一起。白天他们一起劳动，晚上赫先生不仅会给他讲海洋科学的历史和前景，而且还鼓励他不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冯士筰的心总是热乎乎的，对未来也充满着期盼。

    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国风暴潮研究起步了。冯士筰从牛棚里被解放了出来，接受了这一极有挑战性的课题。

    风暴潮是发生在海洋沿岸的一种严重自然灾害，一次大的风暴潮可能使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丧生，经济损失可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元。我国是风暴潮高发国家之一，从历史资料看，几乎每隔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特大的风暴潮灾。世界主要海洋国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风暴潮的预报研究工作。而我国直到20世纪70年初还对风暴潮理论和我国风暴潮的实际状况几乎一无所知，风暴潮研究在我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冯士筰的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没有资料、没有实践、没有理论。

    为了获得风暴潮的第一手资料，1970年冯士筰等人环绕渤海湾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渤海周围数省的40多个县市，行程4000多公里。其中的2000多公里完全是徒步跋涉的。他们走村串户向渔民、农民和盐民了解风暴潮的一般常识；走访当地政府、查阅当地县志，寻找有关记载；他们还反复到水利部门和验潮站搜集有关数据。冯士筰终于获得了国内第一批关于风暴潮灾害的珍贵资料。

    要从本质上认识和最终解决风暴潮，当然首先要探讨其机制，因为只有弄清风暴潮的发生机制，建立一定的模式，风暴潮预报预测才能科学准确。研究中冯士筰发现：在南方风暴潮多有强台风引起；而在北方，寒潮也能在渤海掀起风暴潮。虽同为风暴潮，但二者的动力源和引发机制并不尽相同。冯士筰的这一发现，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1975年，冯士筰及其合作者一连发表了数篇论文，系统论述了风暴潮的概念、理论和数值预报的力学模型，建立了独特的超浅海风暴潮理论。1982年，冯士筰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成《风暴潮导论》一书，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风暴潮的理论专著，它标志着我国对于风暴潮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风暴潮研究之林，也标志着冯士筰已经跨入我国一流物理海洋学家行列。

    1983年，冯士筰作为高级访问学者，飞抵美国旧金山，同美国相关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这次合作又使他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拉格朗日余流及长期物质输运。

    “拉格朗日余流”是当时学界最有争议的前沿课题之一。冯士筰和他的合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析了欧拉余流理论的缺陷，深入分析了拉格朗日余流和欧拉余流的本质差异，提出了一种拉格朗日余流和长期物质输运的理论模型，导出了一个全新的长期物质输运方程。该方程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回国后，冯士筰在对该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从根本上改造近海或河口环流传统理论的研究工作。此后十年，他建立了以拉氏时均速度的最低阶——近似物质输运速度来体现浅海环流速度基本场的新理论框架，导出了浅海潮生——风生——热盐环流基本方程组，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长期的输运方程。此理论在中国陆架海环流研究中起到了指导作用。冯士筰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近海污染物理自净、悬浮质输运、海洋环境预测和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海洋环境流体力学基础。

    工作之余，冯士筰是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冯士筰很爱作诗，这既是他陶冶性情的方式，也是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心系大海连天碧，符号数字皆诗情”，这两句对仗工稳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真实写照。

杨绛的美丽人生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