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名流才子的“什锦”人生

    1941年，南洋新加坡邵氏“大华戏院”的戏楼上，一个可爱的婴儿呱呱坠地，父亲给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蔡澜”，听起来像“菜篮”。戏楼、买菜的篮子，冥冥之中注定了蔡澜一生和电影、美食密不可分。

    儿时，蔡澜的家住在戏院楼上，父亲蔡文玄是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电影伴随着蔡澜整个的成长过程。当时新加坡分华校和英校，各不教对方语言。为求听得懂电影对白，蔡澜上午念中文，下午读英文。

    父亲蔡文玄还是位诗人，很喜欢文学。经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儿女们放在地上，随儿女们挑选。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的，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而蔡澜则偏爱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

    电影和书都看得多了，与众不同的感触也越来越多。年仅14岁的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南洋商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刊发了，蔡澜很兴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被聘请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蔡澜活得很潇洒，一拿到稿费，他就带着一帮同学去吃喝玩乐，夜夜笙歌。

    慢慢长大，蔡澜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离开狮城，游历他国。因为爱好电影，而当时日本的电影很发达，他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于是，他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购买日本片到香港放映，又以影评家的身份，成为多届亚洲影展的评审员。当年邵氏电影愈拍愈多，蔡澜也经常游走于韩国、台湾地区，背包旅行。

    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调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的制作。因为太喜欢电影，蔡澜宁可不做导演，选择制片。他认为制片就是“校长兼敲钟”：制片要构思故事，请编剧写成剧本，同时，又要接洽适合此戏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计算出详细的预算，还有配音、拷贝、做海报，也要参与讨论并给出意见，一直到安排发行，卖版权，片子在戏院上映，无一不亲力亲为。有时，蔡澜可以同时拍五六部戏，但他乐此不疲，在《城市猎人》《烈火青春》等20世纪90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虽然从小看电影，大学念电影专业，第一份工作也和电影相关，还曾坦言自己最爱的是电影，但是蔡澜并不想把电影当做“终身工作”。1998年，老搭档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再加上盗版猖獗、市场疲软，整个电影业，一年只有一两部电影卖座，其他都亏得一塌糊涂。蔡澜心灰意冷，忽然意识到电影再好，也是别人的事情，而他竟然为别人的事忙碌了40年!蔡澜放弃电影，重拾纸笔。《东方日报》的“龙门阵”、《明报》副刊、《壹周刊》上，皆有蔡澜的专栏。

    有关生活的吃住用行，蔡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文章，谈吃，谈喝，谈旅游，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关于美食的撰文。他将自己的好吃秉性，归结于父亲起名的“不慎”，大哥蔡丹，侄子蔡晔，“于是一家人正好拿着菜单（蔡丹），提着菜篮（蔡澜），去买菜叶（蔡晔）”，不爱吃，可能吗?因为“好吃”，蔡澜吃出了学问，吃成了与金庸、倪匡、黄霑齐名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蔡澜一天的美食路线图是这样的：早晨喜欢吃面食，中午在外面吃不同的馆子。吃五六家才会诞生一篇美食文章，且从不白吃白喝，也不只褒不贬，坏的就说坏，反而让读者喜欢。

    尽管一路“吃吃喝喝”，他理想的人生境界却是如丰子恺、弘一法师。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是披星戴月地“讨”生活，不是百无聊赖地“熬”生活，以“享受人生”为正业的蔡澜对生活的态度是“玩”，在股掌之间玩出出神入化的境界。

    很多人都问过蔡澜：“电影人、美食家、商人，你究竟是做什么的?”蔡澜说：“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并不容易。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选自《读者》）

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殷红

    一百多年前，傍晚的那抹橙红色的夕阳，撒在森林团团簇簇的树梢上，也铺满了巴比松那片遥远又空旷的原野。萧瑟的秋风疲惫地打着漩涡游走，卷来远处教堂的钟声。那位年轻的农妇停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身来默默祈祷，而她的丈夫摘下帽子，虔诚的神情定格在暮色将临的静谧里。

    晚霞里的枯草垛，小推车上的土豆口袋，悄悄告诉我们，这就是米勒的光阴。

    米勒的画笔锁住了那个秋日的神圣，他欣喜地把这幅画拿给亲友看，说：“这是祈祷钟声。”接着他高兴的补充道：“喂，你听到钟声了吧？”

   “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米勒如是说。他同情革命，却没有像库尔贝那样投入革命的行列；他同情农民，但又绝不能像德拉克罗瓦那样把农民引向战争。他只好用人各有命的宿命思想，把自己的无奈铭刻在画布上。

    于是，夕阳把他落魄的身影拉得很瘦很长。

    1889年，当那些欧美收藏家聚集在斯克里坦家，争相观看被拍卖的米勒的杰作《晚钟》，而我们那位边走边画的“行吟诗人”，却远离了尘世的纷扰和喧嚣十四年了。

    虽然他最初完成这幅画的时候，坚信它是一幅旷世杰作，而卖出这幅画时，却不过是希望得到一千法郎的颜料钱，但实际上那时他被人嘲笑成大字不识的乡巴佬，他的画即使白送人也会遭到拒绝。早年丧妻的打击和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使他被迫制作一些模仿18世纪洛可可时期的绘画作品。迫于生计，米勒甚至不得不画些庸俗低级的裸体画。然而有时几幅画却还换不来一只小孩的鞋子。

    他声嘶力竭的挣扎喊叫：艺术！真能把人皮都剥掉。

    米勒画完了《晚钟》，好长时间后才找到一位买主，仅仅换回了他的颜料钱。后来这幅画辗转于多位收藏家手中，价格不断攀升。最后由斯克里坦以12000法郎买回收藏，直到1889年在家中举行那次著名的拍卖。

    拍卖场内外挤满了翘首以待画落谁家的人，比肩接踵，简直没有立足之地。法国美术协会主席安托奈尔·布鲁斯托决心要为米勒的祖国──法国挣回颜面，他和美国华盛顿美术馆及其他收藏家一起参与竞争，拍卖在不断上涨的价格中愈演愈烈。当达到451000法郎时，美国富豪退出了竞拍。然而，未等布鲁斯托松口气，两个美国人坐特快列车从阿佛尔赶到巴黎，“接力”竞拍，气氛达到白热化阶段。在法国人民喊着“法国万岁”的呼声下，双方死咬着价位拼命角逐，最后布鲁斯托以55万法郎的巨额款项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此时，那些曾经不识珍宝的法国人，无限地崇敬起当时不值一文的米勒，把他看作“法国的骄傲”，并为《晚钟》流出激动的泪水。

    然而，那个放牧童贞的米勒呢？他曾两次企图自杀。46岁创作的《死神与樵夫》悲惨落选沙龙展，没有给他带来成名的希望曙光；50岁创作的《拿铁锹的农民》招来评论家嘲骂一片。

    曹雪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米勒和他都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只能在各自的作品中找一个太虚幻境以度红楼残梦。把他们早已洞悉世事的眼睛、那痛苦而又欢欣的灵魂，藏在艺术作品中，颠沛流离。

    过去的画布上都烙上了浅浅的颜色，岁月的味道很鲜美。晚钟那静谧的时光，郁郁沉沦地流淌在画布上，仿佛是米勒用针绣出，那枚记忆的银针也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注：米勒（1814—1875），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画家，《晚钟》是其代表作品。原文有删改。）

编辑型学者周振甫

    在六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周振甫先后鳊校过《辞通》《二十五史》《明史》《鲁迅全集》《谈艺录》《管锥鳊》等重要文史大著。在编辑之余，他还撰写了《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文心雕龙注释》《文心雕龙全译》《李商隐选集》《中国修辞学史》等深受学界好评的著作。其著作数目之多，让人眼花缭乱。1999午出版的《周振甫文集》10卷，仅收了他的部分著作，就已达600万字。

    周振甫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却把主要精力放在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上。在编著一体的中国古代，朝廷编修职位相当于学术界的“宰相”，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都是很高的。随着近代编著分离，“学者”和“编辑”成为独立的职业身份，“学者”依然是令人仰视的祢谓；而“编辑”则成了“为他人作嫁”“跑龙套”的代名词。阔振甫在“编辑是什么”以及“编辑要做什么”等编辑学命题上，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在《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一文中指出：“汉代刘向的校书，实瞎上就是现在的古籍出版单位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缡辑只有与学者达成两位一体才能胜任编辑工作。因此，学术研究工作是编辑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编辑工作中包括了为完成编辑任务而进行的著述活动。

    实事求是、严谨认真是周振甫的为学为编之道。1956年，中青社约请臧克家写《毛主席诗词讲解》，臧克家请周振甫为毛泽东诗词作注。周振甫研读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他发现毛泽东误将“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写成“酎”，把“原驰蜡象”中的“蜡”写成“腊”，后经毛泽东回意，出版时订正。

    对于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周振甫也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对作者要尊重，注意向作者学习，但不能盲从，即便作者是学界权威，也应同他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1947年，钱钟书的《谈艺录》交开明书店出版，周振甫校对之余，认为该书没有目录不便查阅，于是为该书编目，经作者同意后列入书中。1975年，钱钟书写完《管锥编》后，请周振甫看一看，周振甫于是成了《管锥编》的第一个读者。他为《管锥编》逐一拟定了小标题，并写下了数万字的审读意见。很多意见为钱钟书欣然采纳。而对于读者，周振甫将“读者利益第一”作为编辑原则，编辑要时刻记住对读者负责。他对作者热情扶植，对年轻编辑更是倾力指导。编辑小黄首次承担标点古籍的任务，做起来颇感茫然。在试着标点了几卷之后，他将稿子送给周振甫审阅。周振甫看完后，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几张纸的意见，还特别写明标点工作应注意的要点，使小黄很快适应了标注古籍的工作。

    大凡成功的学者，必有其独具的研究方法。周振甫的学术研究风格，与那些学院派的专家教授大不相同。他的文章体例，明显地不同于那些专著、论文的所谓“标准格式”，更像是一篇篇、一段段品质极高的“书稿审读意见”。读者捧读他的书，眼前总会出现一位老编辑，手中举着一部别人的书稿，向读者讲解着。他的讲述是那样坦诚，、那样明白。而且，他不是在说自己创建了什么，而是在点评一部作品应该修正什么、添加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自己高超的学术表达。在“纯学者”的眼中，这样傲是很傻的。学者之间，彼此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明不白地送给别人。编辑却不同，将别人的书稿完善、拔高等，都是分内的事情。为了出版老师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全三册），年事已高的周振甫耗费大量心血对原稿进行了细密的文字加工，对论述欠周密之处多有弥补。

    这样的职业约束，甚至改变了周振甫全部的学术风格，他把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成为独树一帜的编辑型学者。一位年轻学者谈到周振甫时说，我们最爱读他的著作，好读，资料多，学术出口多，很容易从中引发出更多的论文题目。现在有些专家的论文，只给出结论，甚至连“引文”之类的路径都不肯说清楚。

    1997年8月，周振甫作为“东方之子”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采访。主持人问：“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周振甫用浓重的乡音波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

（摘编自俞晓群、徐俊等人的文章）

相关链接：①周振甫（1911～2000），浙江平湖人。著名学者，资深编辑家。他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跟随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学习。1933年考入上海开明书店，开始了近70年的编辑生涯，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任编审。（《中国出版年鉴》）②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钱钝书《<管锥编>序》）

“红学泰斗”

周汝昌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①周汝昌读中学时研习宋词。在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幼年时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书法，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②周汝昌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后来，他成为被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竞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

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

——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

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

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

   ——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材料一：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他决心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到2000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惠及全世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学成后都留在外国。有人便跟袁隆平说：“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认真地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农博网《袁隆平与杂交稻》）

材料二：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南仁东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们倡议：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南仁东用大约10年的时间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摘编自《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追记“时代楷模”南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