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货币——贝币

    ①我们的祖先使用货币的时代是很早的。在原始的交易场上，凡交易双方愿意接受的物品，都可以作为交换的媒介而具有货币的职能。于是，渔猎时代的武器和猎具——石斧、石刀，游牧时代的皮革、齿角，农业时代的农具和谷物、布帛，以及历代用以装饰的贝壳、蚌珠、玉石等等，都曾充当过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而在所有的实物货币中，贝币的流通时间可能是最长的，流通的地域也是最广的。

    ②海贝的品种很多，现在还生存的品种，据统计有150种以上。它们生长在浅海中，以印度洋、太平洋一带为最多。在没有成为货币的远古时代，海贝因人们所喜爱而成为装饰品。《说文》：“婴，颈饰也。”这正是挂在妇女们颈上的用贝串成的“项链”。可以说，这是人类最古老的项链。

    ③在交换还不发达的古代，贝壳作为贵重的装饰品，首先通过偶然机会，以后便逐渐成为常用的一般等价物。从我国发掘出土的古贝看，大多数都只有齿纹的一边是完整无缺的，背面往往被磨平或穿孔，这大约是为了携带和保存之便。

    ④贝币的产生和最初使用可能要归功于远古的妇女们。在相当长的古代社会中，妇女一直是原始贸易的主要参加者，而海贝作为她们佩戴的贵重装饰品，经过她们之手而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那应是很自然的事。

    ⑤在汉字中，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如财、货、贸、费、赁、赊、赎、贵、赋、赐等等，由此可见，贝币的使用在我国源远流长。

    ⑥从出土文物和甲骨文材料中我们知道，我国殷商时代主要的货币就是贝。当时一般是把五个贝串在一起，两串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称为“朋”。甲骨文有“易多女有贝朋”“光取贝二朋”“贝十朋”等记载。商王将贝朋送给臣属，便是一件大事，须占卜问祖先看看是否当送。而收礼者必须铸铜器来加以纪念。由此可知，贝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物品，是财富的价值代表或结晶。

    ⑦周人取代商人而统治中原时，仍然使用贝币。在西周的社会经济中，货物交换发展，贝的流通数量日趋庞大。如殷代甲骨文中不过是“二朋”“十朋”的数量，而周代的全文中，“百朋”甚至“万朋”等数字就很常见了。个人的交往动辄即有百朋之数，社会上的交易之大自然可想而知。由于天然贝的来源有限，于是出现了各种仿制贝，即以贝为模本，用其他材料仿制而成。现已发现的有蚌贝、骨贝、石贝、陶贝、铜贝、金贝等等。其中，最有重大意义的是贝与铜的结合而产生的铜贝，因为它是同后代的金属铸币连在一起的。周代的铜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铸造货币。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把铜贝发展为一种椭圆形的小铜币，中国的钱币学家称为“鬼脸钱”和“蚁鼻钱”，这是中国古代铜钱的滥觞。

    ⑧春秋时期，经济进一步发达起来，各种金属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并开始排挤贝币而取得统治地位。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贝币仍在流通，也仍然作为贵重物品而随达官贵人、富有阶层进入坟墓做殉葬品。

    ⑨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采取了法律手段统一全国货币制度，金属货币取代了原来繁多的其他实物货币。贝开始逐步退出流通领域，成为单纯的“器饰宝藏”，从而脱去了“一般等价物”的外衣，返璞归真了。秦始皇的措施，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以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苏轼文艺中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反映。

    苏轼认为诗画要传神，而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不应仅是信息、材料、机械等科学技术的融合与结晶，更可能是集科技、文艺和哲学为一体的“有机化合物”，是各种“有限理性”与“有限感性”叠加和激荡的结果。未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与人工智能密不可分，同时人工智能也是制约当前机器人科技发展的一大瓶颈。

    人工智能的起源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莱布尼兹等人开始尝试将理性的思考系统化为代数学或几何学那样的体系。这些哲学家已开始明确提出形式符号系统的假设，而这也成为后来人工智能研究的指导思想。19世纪，查尔斯·巴贝奇建造差分机开始尝试用机器来自动进行数学运算。一战、二战大大加快了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图灵机的提出激发科学家们探讨让机器人思考的可能。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以“人工智能”一词作为本领域的名称，并断言“学习的每一方面或智能的任何其他特性都能被精确地加以描述，使得机器可以对其进行模拟”。目前人工智能不但包括生理、心理、数理等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而且涉及哲学、文艺、宗教等领域的道理。

    1997年，IBM“深蓝”的电脑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证明了在有限的时空里“计算”可以战胜“算计”。当前人工智能的概念似乎有些过热，虽然过去几十年中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都还仅能应用在诸如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单一领域，当前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还只是量变，远远没有达到质变的标准。

    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产生的一门学科，所以人工智能也可以说成人机环境系统交互方面的一种学问。饱含变数的人机环境交互系统内，存在的逻辑不是主客观的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是一种可能更适合人类各种复杂的艺术过程的随机应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当前人工智能所欠缺的。

    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难点还在于对认知的深层次解释与构建方面，而研究认知的关键则在于自主和情感等意识现象的破解。然而由于意识的主观随意和难以捉摸等特点，使其长期以来难以获得科技界的关注。但现在正逐渐发生转变：研究飘忽不定的意识固然不符合科技的尺度，但把意识限制在一定情境之下呢？人在大时空环境中的意识是很难确定的，但在小尺度时空情境下的意识却可能是有一定规律的。

    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中讲到孙悟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佛教“放心”“定心”与“修心”的全过程，来宣扬一种佛家的摆脱迷惑找回本心不得迷失的精神境界。文学首先是人学。所谓文学的人民性，概括地说，是指文学具有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思想感情以及同情或歌颂人民的社会属性。《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人，而且是个慢慢神化了的凡人之外，其余全是怪，但书中尽是“精怪魑魅俱通人情”，“神仙鬼怪皆晓人性”，所以虽然表象是“怪”“神”，实质仍是“人”。我们熟悉的孙悟空，就是一位由石猴幻化而成的精怪，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非人类的精怪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民性。这也是《西游记》得以流传不朽而“孙悟空”家喻户晓的重要原因。

    早在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八“周群”条中就描写了一只传授周群历算的白猿，它有变幻莫测能知过去未来的神通，它可与天齐寿，这些全都具有后来孙悟空的特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里描写的那只“遍体皆如铁”、“虽百夫操兵不能制、知死生之数”的白猿，不更有孙悟空的影子？宋代《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法师座下的护法猴行者，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以上种种显示孙悟空这一形象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历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土壤中的。

    第二，作者有意让孙悟空处在一个世俗态层面，是要借宗教徒们宣扬的“虔诚信教、苦修苦炼、成仙成佛”的母题来阐发世俗社会一个生活哲理：要获得成功需走正道，历经磨难，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斗志。孙悟空如此历炼艰苦，也正因此孙悟空并没有远离尘世，脱离人民，而是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了群众集体意识中的人生哲理。

    第三，从孙悟空性格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有个性、追求自由。这两个方面论述这一形象还体现了明代人民乃至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审美价值取向：个性、自由。举一处例子：对那个专门用来“拘系、收管”他，不让他“逍遥自由耍性子”的紧箍儿，念念不忘能“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孙悟空一生奋斗，都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最大自由，而“斗战圣佛”的成果也是“来去任自由，也无恐怖也无愁。”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以及在追求过程中体现的优良品质，英雄特征无一不是人民群众集体意识中所向往的，而鲜明地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了。

    再有，《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由于考试落第、一生不遇，只做过一个地位极卑的胥吏，被士大夫视为奴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决不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言人和传声筒，他的笔下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官方著书，更不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的说教。也正因为孙悟空形象蕴含了人民对英雄的品评，反映了世俗宗教文化，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贴近人民心理，所以在古代就深受广大人民喜爱，在民间长期传讲，广泛流传，“街谈巷议皆孙猪”。小说中的精彩回目还被排成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连《红楼梦》里薛宝钗过生日也要点一出“西游记”，慈禧太后的戏楼里专门为孙悟空安排了一个飞天的通道，绍兴戏里有大量的猴戏。在今天，《西游记》还不断被拍成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各类节目，翻译成外文流行于欧美。孙悟空形象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巨大的吸引力，应该归因于这个形象体现出的强烈鲜明的人民性，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千百年来绽放着异彩，经久不衰。

（删改自《解读孙悟空形象的人民性》）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朱光潜

    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我们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

    如果只就故事说，陈鸿的《长恨歌传》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或洪升的《长生殿》，元稹的《会真记》未必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但是就文学价值说，《长恨歌》、《西厢记》都远非它们所根据的或脱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拟。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是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里面也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多么简单平凡！两首诗之所以为诗，并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这两段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那么容易。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如此。从前私塾冬烘学究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八股文、试帖诗、《古文观止》和《了凡纲鉴》。他们对于这些乌烟瘴气何尝不津津有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几分冬烘学究气，都把自己围在习惯所画成的狭小圈套中，对于这个圈套以外的世界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必有创造性，都必时时刻刻在开发新境界。

    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与滥调是死对头。诗的疆土是开发不尽的，因为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所谓“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而把它描绘出来。诗人的本领就在见出常人之所不能见，读诗的用处也就在随着诗人所指点的方向，见出我们所不能见。我们本来不觉得乡村生活中有诗，从读过陶渊明、华兹华斯诸人的作品之后，便觉得它有诗，我们本来不觉得城市生活和工商业文化之中有诗，从读过美国近代小说和俄国现代诗之后，便觉得它也有诗。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发见也生生不息。如果生命有末日，诗才会有末日。到了生命的末日，我们自无容顾虑到诗是否还存在。但是有生命而无诗的人虽未到诗的末日，实在是早已到生命的末日了，那真是一件最可悲哀的事。

    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于其他种种文学可有真确的了解，而且也决不会觉到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

小议“慎独”

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在众人面前讲究卫生，独自一人时就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有警察时遵守交通法规，一旦路口无人值守就闯红灯；在自己熟悉的集体中谦恭有礼，一旦置身于陌生的环境就不再遵守公德。由此可见，一个人在没有外在监督而独处的情况下，严于律己，遵道守德，恪守“慎独”是十分必要的。

    A             。“慎独”是自我完善的必修课。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君子慎独”。一个人越是在无人监督的时候，越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谨慎从事，不做违德背理之事，就越能接近自我完善的思想境界。

“慎独”还是道德品质的“试金石”。《后汉书.杨震传》有一则“暮夜无知”的故事：杨震赴任东莱太守时途经昌邑，被他推荐为昌邑县令的王密夜晚来拜见，想送他十斤黄金，杨震拒绝了。王密说：“暮夜无知。”杨震义正词严：“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羞愧而返。同是暮夜无人时，同样面对十斤黄金，杨震、王密二人的道德修养，就高下分明了。

    慎独”更是社会生活的“净化器”。人一旦缺少了“慎独”精神，就会降低自己的道德水准，只顾个人利益而无视他人利益。可怕的是这种思想一旦“传染”开去，别人也会以他为“榜样”，如果人人效仿，久而久之，世风日下就成必然。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慎独”呢?关键要在“隐”和“微”上下功夫，即无人在场和有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让任何微小邪恶的念头萌发，这样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品质日臻完善。

“慎独”离不开严格要求自己。三国时刘备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慎独自律、道德完善的体现。2005年感动中国的王顺友，一个普通的乡村邮递员，就是当代恪守“慎独”的典范。他一个人20年走了26万多公里的寂寞邮路。尽管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但他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投递准确率达100%。他说：“保证邮件送到，是我的责任。”在漫漫“孤独之旅”上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一个人的长征”中，他服务无数山里人的执著，为人类创造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B              。“慎独”也离不开自我反省。一个人要进步，就要经常地、认真地反省自己。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的、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蜚声中外的医学院士吴阶平在年老时这样反思自己：“我自己认为，在1950-1960年这十年里是取得了可喜成绩的，那时自己也的确十分勤奋，但这并不代表一生中都在坚持不懈地努力。自己在科学研究中锲而不舍的精神还远远不够，自省也有偷懒、靠小聪明过关甚至是一知半解的地方。”科学家们这种勤于反思、严于自律的精神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慎独”是一面盾牌，可助你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防范各色各类的“糖弹”；“慎独”是一盏明灯，可帮你照亮前行之路，明辨是非曲直；“慎独”是一剂良药，可使你内心清朗，精神昂然。那么，就让我们用“慎独”警示自己，鞭策自己，踏实做事，坦荡为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