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对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攀登物理高峰——寻找J粒子的丁肇中

    20世纪50年代，丁肇中就对探索新的基本粒子发生了兴趣。前辈科学家们的著作和思想，对丁肇中有巨大的吸引力，他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的新世界。但是，正在这时，非议和疾病向他袭来。

    1966年至1970年的粒子研究是他科学道路上最为艰苦的5年。他和研究小组的科学家们制定攻克新粒子的实验计划，忙着设计制造仪器设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但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始终找不到使人欣慰的新粒子。丁肇中陷入困境之中，然而科学研究的责任心鞭策着他不能停步。他和同事们不断地修改实验方案，反复进行实验，经常日夜奋战在仪器旁，实验室成了他们的卧室。就这样，他们艰苦奋战5个春秋，科学实验数据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正当他们的实验处于困境的时刻，学术界对他们发出了种种议论。有的说，丁肇中所设想的寻找新粒子的实验是异想天开，已走到了死胡同啦!

    1966年至l970年，丁肇中为了在高能物理最厚的地方钻孔，寻找新的基本粒子，弄得精疲力尽，全身无力，他虚脱了，不得不去医院治疗。医生在他的病历表上写着：“因经常劳累患神经衰弱症。”医生看看病历表，按一按他的脉搏，又看看丁肇中无力支撑自己身子的样子，耐心地说：“我劝你最好休息一年。”医生的话晴空霹雳似的向他击来，他顿时感到束手无策。丁肇中叹了一口气，用祈求的口吻说：“大夫，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医生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医生的决断，无疑对丁肇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5年的汗水将毁于旦夕，他只好在医院中痛苦地回忆过去，思索着未来。5年来，他领导美国和西德两个实验研究小组，夜以继日的埋头在实验室之中，希望能揭开高能物理的新天地。在这5年里，他受到不少同行的指责，他抛开家庭的天伦之乐，难道这条路走错了吗？他依然有一个信念：“在某一个能量阶层内，一定存在着未被发现的基本粒子。”

    丁肇中回顾了5年来的物理实验工作，更加坚定地认为，5年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还需要扫除许多障碍。他下定决心，进一步总结过去5年来的得失，着手修改实验计划。一年来的休假，经过医生的治疗，妻子细心的照顾，丁肇中的体质逐渐恢复过来了。经过冬去春来的考验，他现在精力更加充沛。随着春天的到来，他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信心，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像一颗永恒的星在宇宙中闪光。他说：“我要寻找到宇宙的真相!”

    丁肇中的研究是从揭示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开始的。尽管在这以前，科学界曾对基本粒子结构提出种种设想，他们都坚持基本粒子是由3个更基本的粒子所组成的。但丁肇中并没有邯郸学步，而是另辟蹊径。他这样提出问题：难道基本粒子只有3个更基本的粒子组成吗?它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基本粒子组成呢?

    研究小组经过长期的观测，l974年8月把能量控制在30～40亿电子伏特时，计数器开始显示出结果了。丁肇中的研究小组对所观测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在31亿电子伏特附近反应数目急剧增加而形成了一个极端显著的尖锋。丁肇中对这一奇迹般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认定在这个尖锋处有一个新粒子存在。为了慎重起见，丁肇中迟迟不向外公开他们的实验结果，而丁肇中的研究小组的同事一直坚持要尽快地发表他们的实验结果。研究组的陈先生曾对丁肇中博士说：“有一只鸟在手中总比在森林中的两只鸟好。”在种种压力下，丁肇中终于同意发表他们发现J粒子的结果。

    经过l0年的艰苦奋战，丁肇中领导的研究小组终于在物理学这个皇冠上添加了一颗珍珠。在丁肇中发现新粒子的同时，美国西海岸的伯顿·里希特博士领导的研究组也发现了性能相同的新粒子。二人一同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

洪业：季世^①儒者

【美】陈毓贤

    洪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谱名正继，学名业，号煨莲，煨莲谐音于他英文学名，是他二十三岁到美国留学时自己取的。

    洪业曾发表《失败者》一文。他从小经淘汰过程而成为“胜利者”，但他因受儒家传统思想熏染而深感野心与操守是对立的。他一生中好几次有机会可青云直上，大有作为，但每次都本能地往后退。

    一九二二年，司徒雷登到美国聘洪业为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学助理教授。洪业答应在美国多留一年，帮助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为学校募款。每到一处，洪业便先演说，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等等，解除一般美国人的误解。他讲完了，路思义便要求听众捐钱资助北京这新设的基督教大学（即燕京大学）．洪业笑说：

“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路思义是拉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

    一年半之间，二人募得两百万美元左右，作燕京大学建筑校舍之用。

    回国后，除教书外，洪业还致力于改进燕大图书馆。他深感燕大需要那么多基本参考书而没钱买，便多方募捐，燕大图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三十岁的洪业被任命为燕大文理科科长（又称教务长）．他深知燕京大学在国内大学间立足的资本是中文系，便把教中文的几个懵懂老师一块儿辞掉，重新聘请资历高深的教授。他定了规矩，学生成绩平均不够乙等的话，就得退学；实施第一年四百多个学生中有九十三个被迫退学。以后学生入学竞争非常激烈。

    洪业于一九二七年辞去文理科科长的职位，他说：“司徒雷登当然要留我，但我猜疑他心中一面也为我辞职而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在中国办事得变通一点。”

    司徒雷登也许对洪业的功劳不完全了解。一九五四年他写成自传，只提过洪业一次。燕京大学在洪业为教务长期间，从一间默默无闻的教会学校，摇身而为中国知识界举足轻重的一个机构，洪业功不可没。司徒雷登请胡适替他作序，胡适对洪业的功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②丛书，功劳特别大。”

    洪业自学校行政退下来的那短短十年中，学术著作的分量相当惊人。他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幕处出版的一系列参考书，可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引得编幕处整理了十三经中的十二经，独没有《尚书》，顾颉刚的《尚书通检》另由燕大出版。因为顾虽赞同编幕处的宗旨，但不愿意用洪业“引得”这两个字，也不喜欢洪业的“中国庋撷检字法”，但他用的是引得编幕处的人，体例也按照引得编幕处的惯例。

    洪业随时留意可栽培做历史工作的学生。据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回忆，他培养历史人才是很有计划的，他的目标是培养一群具世界观的中国历史家。翁独健是洪业发掘出的学生之一。洪业看他资质很好，便暗暗写信到哈佛燕京学社推荐他到哈佛深造。当哈佛来电接洽时，洪业笑着把电报交给翁，翁不敢置信：

    “你为这件事奔走怎么一点都没让我知道呢？”

    “我恐怕事不成。”洪业大笑说。

    在这段时期，洪业写的《礼记引得序》赢得法兰西文学院的赞赏，荣获一九三七年度的儒莲奖^③金。但很多学者却认为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一文更优异。此文讨论《春秋》《公羊》《谷梁》《左传》的可靠性、出现的日期、作者、各版本的关系，证实《春秋》的确是当时的史录，不是凭空伪撰的。

    洪业回国后全力投注于学术工作。当时不少人抨击历史学家们，国家快要灭亡了，而且民不聊生，他们还闭门在旧东西上花心思，简直逃离现实。他们在那种情况下应否埋头做那些事，姑且别论，但却做得很及时。不久中日展开生死搏斗，接着是内战，以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一整代的知识分子死的死了，幸存的工作能力也大为削减。

（摘编自陈毓贤《洪业传》）

【注释】：

①季世：一个历史时段的末段；末代。

②引得：即“索引”。

③儒莲奖：由法国法兰西学院为纪念法国籍犹太汉学家儒莲而设，故名。有“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相关链接：

①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但洪先生却又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②洪业是史学大家，著作等身，但他那本英文著作《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仍是他在汉学界最具影响的一本杰作。

（白先厚）③拜读大序，则愧惑弥甚。感会惠隆，愧我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流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荣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业随诸君之后，虽亦薄贡其微，不过欲稍涤昔年教会学校忽视国学之羞尔。

（洪业回胡适信《胡适手稿》第六集）

在作品中不朽——纪念李伯安先生

孟会祥

    李伯安先生的画，使我从十几年前看到的第一眼起，就被震撼。这种震撼，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减。2014年5月2日，我收到好友黄天奇先生的短信，他说，这一天是伯安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我的心一揪，一种郁结不散的压抑感攫紧了我。

    李伯安先生是河南洛阳人，生于1944年，是20世纪末一位漠视功名、不求闻达、默默耕耘于国画人物之苑的艺术赤子。他广采博纳，融汇中西，大大地丰富了国画人物艺术语言的表现力。他痴情于北方老农，画风老辣而雄放。

    李伯安讷于言辞，平生不惯世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和才华才全部集中于艺术。他执意西行，义无反顾地画，先受知于东瀛人西部基夫。西部基夫死后，又受知于作家兼画家冯骥才。李伯安什么也不需要，只欣慰于得到鼓励，便有豪情万丈的创作激情。作为黄河之子，从1988年起，他就将目光转向黄河，用人物画来表现黄河的精神。他起初的设想是画一幅黄河自源头至入海口的长卷，然而一旦动手，方知工程过于巨大，遂将表现内容缩至仅画河源一段。他先后三次奔赴黄河之源，去探寻藏民生活的奥秘和风情。十年艰辛，几易其稿，终于基本完成了这幅高1.9米、长122米的长卷。由于画中的藏民生活在黄河之源，而黄河又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因此该画定名为《走出巴颜喀拉》。

    全画描绘了266个神态各异的藏族人物，分“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劳作”、“歇息”、“藏戏”、“赛马”、“天路”等十个部分。精彩绝伦的画面，犹如一曲曲气势恢宏的高原生命赞歌。一组组苍茫凝重的艺术形象和浩然大气的节奏安排，寄寓了大河东流去的万古豪情，彪扬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并能够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黄河文明。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精湛的刻画，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使《走出巴颜喀拉》当之无愧地跻登中国人物画经典之列。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的杰出之处，一为大，一为新。通常，中国艺术长于短章，缺少宏大叙事；长于闲逸轻灵，短于深厚壮丽。《走出巴颜喀拉》深厚的人文背景是黄河与五十六个民族吾土吾民的历史与精神。李伯安借助对藏族人物的刻画，唤醒了人们久已尘封的宗教般的情愫，庄严而又肃穆。建立在素描基础上的准确造型，与刻符、岩画、雕塑、舞蹈等原始艺术融会贯通，三代秦汉的民族血气，顿还旧观。其人物面部表情的处理细腻精到，而衣着、场景又大笔渲染，整个画面工细到极致，又写意到极致，似有笔有墨，又似无笔无墨，中西交汇，法度全新，现代美术的瑰丽，在此呈现。

    毫不夸张地说，如此史诗般的作品，李伯安之前没有，李伯安身后至今没有。有的评论家把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与蒋兆和的《流民图》相提并论，良有以也。

    1998年5月2日，李伯安猝然倒在这幅长卷之前。像《红楼梦》伟大的残缺一样，《走出巴颜喀拉》的第十部分只是草稿。为了心中的艺术，李伯安把自己完完全全融进了巴颜喀拉那漫天皆白寥廓无垠的圣境…… 想李伯安先生一生郁郁，乐荣有限，而天地不仁，偏偏不假其年！在世之时，魂牵梦萦的是画；撒手之际，恋恋不舍的也是画。他将灵魂熔铸于画中，升华于画中，他也在作品中不朽！

    冯骥才这样评价他：“在中国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今天的人更多是认定他的艺术成就，而将来的人一定会更加看重他的历史功绩。因为只有后世之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深远而永恒的震撼。”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09期）

【相关链接】①李伯安，郑州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曾任小学教师、工厂美工，1975年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黄河文艺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任编辑。擅长人物画。②李伯安生前很低调。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就连数次到青藏采风，还是向单位请了长假的。为人实在，不献媚附势，从不把所谓权威机构当作晋身之阶，从不把精力消耗在炒作、包装上，没有办过自己的画展，没有出过自己的画册。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