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伟大的漂泊者

周国平

    一百年以前，一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这个人就是尼采。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如今，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1844年，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五岁时，父亲病死，数月后，年仅两岁的弟弟又夭折，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敏感。小学毕业后他就读于普夫达中学。1865年，二十一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他偶然的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便顿有觅得知音之感。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叔本华的阴郁色彩从此永久地印在尼采的思想中。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一见面两人就久久谈论着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可是，他渐渐发现瓦格纳歌剧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神经和官能的刺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颓废症。这使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最终二人决裂。

    1869年，尼采二十五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言学界看来，一个语言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伴侣的孤独的漂泊生涯。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10年的漫游和创作黄金期。

    1883年，尼采著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惊世骇俗之作。这本书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这本书，没有哪位哲人如此孤单过。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提出了“超人”理想。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人也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尼采的人性观以肯定人的生命本能为前提，以主张人的超越性为归宿。他之所以否定旧道德，正是因为旧道德同时否定了这前提和这归宿。他认为“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朋友们眼中，这完全是一部怪异的作品，这让尼采倍感孤独。他又开始了漂泊浪迹的生活，他坚持写作，最后将创作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在书中他呐喊着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拓道路。在1899年，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着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

    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与世长辞。在摧毁中创造，在孤独中思考。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或许对他的理解富有争议，但尼采是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的巅峰，使人们对过去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反思。他的思想就像闪电穿透乌云一样穿透了一个时代。

（节选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有删改）

相关链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提出“权力意志论”、“超人学说”等，尼采猛烈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

朱自清先生

冯至

    ①远在二十五年前，我读到过一部诗集《雪朝》，是六个人的合集，其中有一位是朱自清。封面是黄色的，里面的诗有一个共同趋势：散文化，朴实，好像有很重的人道主义的色彩。那本诗集现在已经很不容易得到了，并且里边的诗我一首也不记得，但根据我模糊的印象，我可以说，假如《雪朝》里的诗能够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发展下去，中国新诗也许会省却许多迂途。只可惜中国的新诗并没有那样发展下去，中间走了许多不必要的歧途，而《雪朝》中的六位作者也在中途有的抛掉了诗，有的改变了作风。其中真能把那种朴质的精神保持下，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应用在散文以及做人的态度上的，据我所知，怕只有朱自清先生吧。

    ②我最初遇见朱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住在柏林西郊，他在清华任教，休假到伦敦住了一年，归途路过柏林。我请他到我住的地方谈过一次，过了几天又陪他到波茨坦的无忧宫去游玩过。他很少说话，只注意听旁人谈讲；他游无忧宫时，因为语言文字隔阂，不住地问这个问那个，那诚挚求真的目光使回答者不好意思说一句强不知以为知的话。此后他就到意大利从威尼斯登船回国了。三年后，我也回国了，和他却很少见面，见了面也没有得到过充足的时间长谈。至于常常见面，能谈些文学上问题，则是共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的那几年。

    ③他谈话时，仍然和我在柏林时所得到的印象一样。他倾心听取旁人的意见，旁人的意见只要有一分可取，他便点头称是。他这样虚心，使谈话者不敢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对我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别人在他面前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愿他的诚挚和虚心——这最显示在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曾经启迪过不少的人，应该怎样向人谈话！

    ④由虚心产生出的是公平，没有偏见。党同伐异，跟自己意见相同的就结为朋党，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加以攻击。刻薄寡恩，在朱先生写的文字里是读不到的。他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但他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都给予了所应得的地位，不轻易抹杀任何一个的努力。去年五四，北大举行文艺晚会，我和他都被约去讲演，我在讲演时攻击到战前所谓象征派的诗。夜半回，他在路上向我说：“你说得对！只是有些过分。”今年七月四日，我到清华去看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十分憔悴，谈起一个过于主观的批评家，他尽管不以他为然，却还是说：“他读了不少的书。”

    ⑤一个没有偏见的、过于宽容的人，容易给人以乡愿的印象，但是我们从朱先生的身上看不出一点乡愿的气味。一切在他的心中自有分寸，他对于恶势力绝不宽容。尤其是近两年，也就是回到北平以，他的文字与行动无时不在支持新文艺以及新中国向着光明方面的发展。他有愤激，有热烈的渴望，不过这都蒙在他那平静的面貌与朴质的生活形式下边，使一个生疏的人不能立即发现。他最近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论雅俗共赏》和《标准与尺度》是他最坦白的说明。他一步步地转变，所以步步都脚踏实地；他认为应该怎样，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呢？每个心地清明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得清楚。

    ⑥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将的新中国失却一个脚踏实地的文艺工作者。

    ⑦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走着一条忠实朴素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北京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①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②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③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研究院毕业后，刘节大部分时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工作，与陈寅恪同在北平，经常当面聆听老师教诲。陈寅恪致函刘节称“子植兄”，但刘节对陈寅恪行弟子礼却一点也不含糊。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④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⑤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⑥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⑦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⑧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冼星海：用音乐凝聚中国力量

武茂昌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海边一个渔民家庭里。1928年，他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冼星海虽然出身贫寒，但志存高远，他的人生理想是创作出中国的交响乐，使中国成为世界音乐强国。为了实现人生理想，1929年，冼星海只身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最终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为理想的实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35年夏，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启程回国。消息传到上海，有的报刊发表文章，称他是“一位从艰难困苦里斗争出来的作曲家”，是最有希望的“东方青年作曲家”。

    冼星海回到上海后，结识了田汉、贺绿汀等进步音乐家，他拒绝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高薪聘请，决心为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献身，冼星海开始为进步电影谱曲。他与田汉合作为电影《青年进行曲》创作了主题歌，这首歌立刻引发了群众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此外，他还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等谱写音乐。

    全国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有一次，冼星海参加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双方对峙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7年8月，冼星海随救亡演剧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演出。他一边创作，一边组织演出。这时候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在华北后方逐渐展开。全国民众深受鼓舞。冼星海马上创作了《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歌颂游击战。流传最广的要数《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激昂雄壮，极大地鼓舞了太行军民，许多男女青年听到这去歌曲，成群结队向敌后方奔来，太行山已经不只是个地理名词，而且是个光明的象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除了下面表现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歌曲外，还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以及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

    冼星海在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经他谱曲，诗人光未然伤亡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在听他朗诵《黄河吟》，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时，产生共鸣，很快冼星海就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晚会上，冼星海40多位热血青年演奏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炼油桶支撑，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来的效果，但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这些热血青年放声高歌。在场的毛泽东听后连声叫“好，好，好”。周恩来说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黄河大合唱》的雄壮音乐，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怒吼，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反抗精神的体现。这一组歌曲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把全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最强烈的情感通过音乐表达出来，那就是：抗日，中国要崛起！

《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推动了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