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票她爹”——黄永玉

      在收藏界，人人知道这样一个“神话”：1980 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庚申年》 金猴邮票，单枚面值只有 8 分钱，如今市场价值已经上涨了近 20 万倍，整版（80 枚）接近 150 万元。 这枚邮票的创作者就是著名画家黄永玉。

人们把黄永玉称作“猴票之父”，他闻知哈哈大笑，顽心立起，改为“猴票她爹”。

       1979 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邵柏林回忆说：“黄先生是位爱国的、有良心的艺术家。1955年，周总理派人把他从香港接回来，在中央美院任教。那时，黄先生和董希文、李可染等我的许多老师住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我常拿着画稿去听取老师们的意见。我尊黄先生为师，黄先生拿我当朋友。‘文革’时，黄先生遭难，搬到了北京站附近的罐儿胡同的一个旮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敢登门了。’但我照常去看望他。他说：‘朋友里有胆子到被打翻的巢里来看我的，邵氏夫妇是其中之一。’有这层“牢靠的友谊”，邵柏林 1979 年拜访时，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上世纪 70 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伊喔在黄永玉家里“显示出其祖先大闹天宫的本事”，在画室里肆无忌惮地拉屎、撒尿，弄得谁都不愿意进画室；把牙膏、颜料挤出来抹在脸上，弄得满脸花。但黄永玉没有嫌弃它，常带它到附近的公园晨练。

伊喔画好后，黄永玉叫邵柏林来取画稿。“看着画上毛发清晰、充满灵性又非常可爱的猴子，邵柏林想，第二年是猴年，就把它作为第一枚生肖邮票的原稿吧！”高山说。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 1980 年 2 月 15 日（除夕）面世。

       2014 年底，第四轮生肖猴票的设计提上日程。2015 年春天，高山带领邮票编辑团队来到黄永玉家。“见到我们，黄永玉招呼老朋友似的，让我们都坐下，他自己也习惯性地拿起烟斗，刚要往嘴上放，看到女儿，便呵呵一笑，又放下了。”

      过了几天，黄永玉的女儿收到了猴票设计合同的电子版本，但黄永玉觉得，合同看似周全，措辞却不对他的口味，于是又把高山等人叫到家里。高山一行赶过来时，发现黄永玉正在看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黄永玉很喜欢看，看完了再说合同：“恕我直言，这份合同，满篇‘必须’‘否则’，连个‘请’字都看不到。其实稿费、原稿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按你们的规矩来，只是这些字眼看得我极不舒服，似乎没有体现对设计者的尊重嘛！”高山马上认错，黄永玉诙谐地说：“没事，回去修改一下。虽然今天没领证，手还是可以牵下的。”说着，把已经画好的初稿拿了出来，请高山等人过目。4  人围到黄永玉身边，只见画上的猴子一手托着一只鲜嫩粉红的寿桃，另一只手抓着桃树枝，尾巴卷在树枝上。眼睛眯缝着，嘴巴笑成一道曲线，顽皮又开怀。

      按前三轮生肖邮票发行规律，第一轮一枚，第二轮两枚，第三轮一枚，第四轮应为两枚。高山向黄永玉建议：“让第四轮的猴子和第一轮的猴子结合—下，大猴子抱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的神态和第一轮的猴子相似。”黄永玉闻言，放声而笑：“好主意！不过不应是一只猴子，是一边抱一只。”于是提笔就画了起来，边画边笑着说：“国家放开二孩政策了，画两只合法合理又合情喽！”

       2015 年 8 月 6 日，《丙申年》邮票开机仪式在北京的邮票印刷局举行。由于是夏天，其他几位嘉宾都穿着白衬衣，唯有黄永玉不仅穿了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上了蓝色领带，正式又时髦。走到印1980 年猴票的机器前，黄永玉饶有兴致地跟它合影。这张合影，跨越了 36 年时光。

       设计第四轮猴年邮票时，黄永玉已经 92 岁了。他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时随父母回到凤凰老家。湘西多山，湘西人的性格多有棱角，又充满冒险精神；湘西壮美，湘西又闭塞，背井离乡去闯荡，成了生存的需要。

       黄永玉离开湘西，到陈嘉庚在厦门创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他喜欢去学校图书馆看书，常在中午关门时被锁在里面，索性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他自学木刻，14  岁那年已是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离开集美学校后，他当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等，流离在福建、江西等地，以木刻和绘画为生。“我这一辈子也没向谁学过什么东西，”黄永玉后来回忆说，“是在谋生中锻炼出来的。”

       1948 年，24 岁的黄永玉来到香港，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与金庸、梁羽生成了同事。1956年，黄永玉出版《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文革”时期，黄永玉被迫住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屋里，光线很暗，他就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窗外画满了迎春花。

       黄永玉告诉高山，他现在的生活中，“写作第一，雕塑第二，版画第三，绘画排第四”。他正在写一部已经断断续续写了 70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说：“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教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好友汪曾祺曾说：“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

（选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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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十八般武艺，几乎无所不能， 无所不精。黄永玉的艺术天才令人欣羡。就连他最心悦诚服的表叔沈从文也这样说他：“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趣记黄永玉》）

②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 “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 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

“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①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完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侯仁之进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即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瀵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21·世纪*教育网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可能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摘编自高毅哲《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冯骥才传序

    冯五爷是浙江宁波人。冯家出两种人，一经商，一念书。冯家人聪明，脑袋瓜赛粤人翁伍章①雕刻的象牙球，一层套一层，每层一花样。所以冯家人经商的成巨富，念书的当文豪做大官。冯五爷这一辈五男二女，他排行末尾。几位兄长远在上海天津开厂经商，早早的成家立业，站住脚跟。惟独冯五爷在家啃书本。他人长得赛条江鲫，骨细如鱼刺，肉嫩如鱼肚，不是赚钱发财的长相，倒是舞文弄墨的材料。凡他念过的书，你读上句，他背下句，这能耐据说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才有。至于他出口成章，落笔生花，无人不服。都说这一辈冯家的出息都在这五爷身上了。

    冯五爷二十五，父母入土，他卖房地、携家带口来到天津卫，为的是投兄靠友，谋一条通天路。

    他心气高，可天津卫是商埠，毛笔是用来记账的，没人看书，自然也没人瞧得起念书的。比方说，地上有黄金也有书本，您捡哪样？别人发财，冯五爷眼热，脑筋一歪，决意下海做买卖。但此道他一窍不通，干哪行呢？

    中国人想赚钱，第一个念头便是开饭馆。民以食为天，民为食花钱；一天三顿饭，不吃腿就软，钱都给了饭馆老板。天津的钱又都在商人手里，商界的往来大半在饭桌上。再说，天津产盐，吃菜口重，宁波菜咸，正合口味。于是冯五爷拿定主意，开个宁波风味的馆子，便在马家口的闹市里，选址盖房，取名“状元楼”。择个吉日，升匾挂彩，燃鞭放炮，饭馆开张了。冯五爷身穿藏蓝暗花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中印分头，满头抹油，地道的老板打扮，站在大厅迎宾迎客，应付八方。念书的人，讲究礼节，谈吐又好，很得人缘。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独一家宁波馆，海鱼河虾都是天津人解馋的食品，在宁波厨子手里一做，比活鱼活虾还鲜。故此开张以来，天天坐满堂，晚上一顿还得“翻台”，然而赚钱并不多。冯五爷纳闷，天天一把把银钱，赛一群群鸟飞进来，都落到哪儿去了？往后再瞧账，哟，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一个打宁波帮工来的小伙计，抖着胆子告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进到客人嘴里的有限，大多给厨子伙计们截墙扔出去，外边有人接应。状元楼有多少钱经得住天天往外扔？

    冯五爷盛怒之后，心想自己嘛脑袋，《二十四史》背得滚瓜烂熟，能拿这帮端盘子炒菜的没辙？这就开刀了。除去那个打宁波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没动，其余伙计全轰走，斩草除根换一拨人，还在后院墙头安装电网，以为从此相安无事，可账上仍是赤字，怎么回事？

    又一日，住在状元楼邻近一位婆子，咬耳朵对他说，每天后晌，垃圾车一到，一摇铃铛，打状元楼里抬出的七八个土箱子，只有上边薄薄一层是垃圾，下边全是铁皮罐头、整袋咸鱼、好酒好烟。原来内外勾结，用这法儿把东西弄走。这不等于拿土箱子每天往外抬钱吗？冯五爷赶在一个后晌倒垃圾的时候，上前一查，果然如此。大怒之下，再换一拨人。人是换了，但账本上的赤字还是没有换掉。

    冯五爷不信自己无能。天天到馆子瞪大眼珠，内内外外巡视一番，却看不出半点毛病。文人靠想象过日子，真落到生活的万花筒里，便是“自作聪明真傻瓜”。状元楼就赛破皮球，撒气露风，眼瞅着败落下来。买卖赛人，靠一股气儿活着，气泄了，谁也没辙。愈少客人，客人愈少；油水没油，伙计散伙。饭厅有时只开半边灯了。

    冯五爷心里只剩下一点不服。再一日，身边使唤的小僮对他说，外头风传，状元楼里最大的偷儿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打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据说他偷瘾极大，无日不偷，无时不偷，无物不偷，每晚回家必偷一样东西走，而且偷术极高，绝对查看不出。冯五爷不肯相信，这胖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胖厨子的父亲给自己爷爷做饭，他家的根早扎在冯家了。倘若他是贼，谁还会不是贼？

    但是，冯五爷究竟干了两年的买卖，看到的假笑比真笑多，听到的假话比真话多，也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了。当日晚上，状元楼该关灯闭门时候，冯五爷带着小僮到饭馆前厅，搬一把藤椅，撂在通风处，仰面一躺，说是歇凉，实是捉贼。

    等了不久，胖厨子封上炉火，打后头厨房出来，正要回家。他光着脑袋一身肉，下边只穿一条大白裤衩，趿拉一双破布鞋，肩上搭一条汗巾，手提一盏纸灯笼。他瞅见老板，并不急着脱身离去，而是站着说话。那模样赛是说：“您就放开眼瞧吧！”

    冯五爷嘴里搭讪，一双文人的锐目利眼却上上下下打量他，心中一边揣度——这光头光身，往哪儿藏掖？破鞋里也塞不了一盒烟呵！灯笼通明雪亮，里头放点嘛也全能照出来。裤衩虽大，但给大厅里来回来去的风一吹，大腿屁股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还能有嘛？是不是搭在肩上那条擦汗的手巾里裹着点什么？心刚生疑，不等他说，胖厨子已把汗巾从肩上拿下，甩手扔给小僮，说道：“外边都凉了，我带这条大毛巾做什么，烦你给搭在后院的晾衣绳上吧！”说完辞过冯五爷，手提灯笼，大摇大摆走了。

    冯五爷叫小僮打开毛巾，里头嘛也没有，差点冤枉好人。

    可是转天，这小僮打听到，胖厨子昨晚使的花活，在那灯笼上。原来插洋蜡的灯座不是木头的，而是拿一块冻肉镟的，这块肉足有二斤沉！可人家居然就在冯五爷眼皮子底下，使灯照着，大模大样提走了，真叫绝了！

    冯五爷听罢，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了。有人劝他重返文苑，接着念书，他摇头叹息。念书得信书。他连念书的人能耐还是不念书的人能耐都弄不清，哪还会有念书的心思？

【注】①翁伍章：嘉庆年间广州象牙球雕刻名家。其牙球雕刻极为工巧，球层可达45层。

引得春风度玉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颇为关注。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他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肃凡是可种罂粟的向阳肥暖之地，都适宜种棉花。于是，他不仅通令下属各地严禁种植罂粟，劝告农民广种棉花，还采购纺车织具，设立专门机构，雇请民妇来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期望这些举措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他命令“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这些柳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被后人艳称为“左公柳”。

    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左宗棠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的用意。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用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些主张对他后来率军收复新疆极为有利。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呢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受到了左宗棠的称赞。于是，左宗棠打算从国外购买全套织呢机，他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从德国访购织呢机器。直到光绪五年，织呢机器才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兰州织呢局被左宗棠视为“气象更新”之举，高兴之余，他还费尽苦心就地取原料，想以成本低廉来抵制洋呢进口。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理想，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不能出售，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呢绒，即便把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也比从欧美输入呢绒要贵多了，再加上局中被安置了大批“干领薪俸”的冗员，兰州织呢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被迫停办。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摘编自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 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相关连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