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整齐的步调、集中的意志。中国人由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①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现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摘编自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

[注]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中国戏曲的声腔经历了由单曲体、联套体到板腔体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着意关注一下戏曲声腔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中国戏曲的声腔体系纷繁复杂、千姿百态，但无论是古老的戏曲剧种，还是新近形成的戏曲剧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将独立的民歌（或曲牌）用于戏曲表演，并形成戏曲声腔以后，都经历了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联套体声腔，或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板腔体声腔的发展道路。这三个阶段就像是三级台阶，一步一步由低向高发展，显示出了戏曲由幼年、青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直到现在中国戏曲还没有什么腔体超过了板腔体声腔的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戏曲最高层次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居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

    戏曲声腔的这种发展是由戏曲内在的推动力推动前进的，这一内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舞台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或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一起的碰撞所引起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是由塑造的人物的一系列的戏剧动作组成的，它发自人物内心的意志和情感，再由内在心理动作转化为外部行为动作。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在展示矛盾冲突和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动作有着不同的特点：西洋戏剧在展示内心动作时，更多地表现人物在冲突中的行动过程，在外部动作完成过程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完成情节的陈述。在理论上将此归纳为“动作是实现了的意志”，强调的是内心意志已经“实现”。而中国戏曲则更多地注目于内在意志的展示，强调外部动作的形成过程，把舞台空间腾出来展示人物灵魂深处情感的流动。在理论上直截了当地将其归纳为：“乐者，心之动也”。由此形成了我国戏曲在戏剧动作上的抒情风格。而“唱”则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最好的表现手段。既然唱腔是表现人物内在情感的最佳手段，那么戏曲的声腔就必然按照戏剧性的要求进行变化发展。

    提高戏曲声腔的戏剧性，就是要求戏曲的声腔能表现复杂多变的人物情感，而为适应这个要求，中国戏曲首先由单曲体走上了曲牌联套体声腔的道路。所谓联套体声腔，即将大量不同节奏、不同情绪色彩的曲调吸纳为声腔，以展示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形成的多变的心理活动。在中国戏曲初、中级阶段形成的元杂剧走的是这条道路。全盛的时期是昆曲，将曲牌联套体声腔发展到了无所不备的顶峰。

    明末清初，地方戏曲剧种蓬勃兴起。它们虽然是在大量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大部分闲置不用，只将其中表现力强、旋律扩展能力大的个别曲调，通过节奏变化的方法，衍变、派生出一系列不同节奏的板式，以满足声腔的需要。皮黄戏曲、梆子腔、秦腔等剧种都属于此类声腔。这种在民歌基础上形成的板腔体声腔，使声腔的风格特色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使演员容易掌握，观众也易于记忆，因此很快就形成了广泛的观众群体，使板腔体声腔广泛流传，牢实的扎下根来。

（节选自《从特殊道路走向板腔体声腔的黄梅戏》）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美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遇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祭祖传统起源于商朝。商人把鬼神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并且把人鬼（祖先）作为祭祀的主要对象。从孔子开始，儒家逐渐与鬼神信仰拉开距离。从根本上说，儒家并不反对服事鬼神，只是将对鬼神的祭祀放到整个道德教化的系统中去思考而已。

    中国人的祭祖信仰不外乎基于以下两种心态：一是饮水思源，追念祖先功德；二是祈求福祉，希望祖先保佑子孙。这里，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生命关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看似高深的哲学追问，在中国人的祭祖仪式中得到自然而朴实的回答。这里，还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情感关联，甜酸苦辣的人生况味，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向祖宗诉说，从而得到心理的释放，乃至问题的解决。在祭祖的芸芸众生看来，祖宗虽然不在了，但并没有变成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在生命上与自己同在，在情感上与自己分享。冯友兰先生说过：“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种诗意的信仰、哲学的智慧，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魅力。

    家祭是祭祖信仰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但各地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这种家庭祭祖方式，有助于巩固以孝悌为纽带的家庭成员关系，维护家庭的安定和睦，也是讲述家庭故事、传授优良家风，进行家庭教育的最佳场所，实际上发挥了类似西方人“教堂”的作用。

    宗祠祭祖分为春祭和秋祭，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的春祭，气氛庄严而热烈。不少地方现在祭祖仪式加上一条，就是为本族优秀子弟发放奖学金、为困难子弟发放助学金。这种宗祠祭祖方式，有助于增进族群内部人们的感情联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现在有些地方，尝试引入祠堂管理委员会议事制度，协助当地村委会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调解村民纠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企业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组织，欧美的企业，因为处在全民宗教信仰的社会背景中，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考虑员工的精神信仰问题。广东东莞的一些企业立足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专门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本企业员工设立了“祖宗堂”。“祖宗堂”供奉“天地国亲师”牌位，以及本企业所有员工姓氏祖宗的牌位。“祖宗堂”平时开放，员工在家庭的重大纪念日，或者在思念家乡和亲人时，均可自行前往祭拜、上香。在春节和清明节等重大节日，则请出所有牌位，放置在企业大礼堂，组织本企业全体员工举行隆重的集体祭拜仪式。其祭拜程序参照农村宗祠祭祖仪式而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动，祝文则包含有本企业本年度发展成绩及前景展望等内容。在他们看来，教化员工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教化的本质就是教做人，做人首先是行孝。把孝落实了，人的动力就出来了，能力就出来了，整个格局也就出来了。这种企业祭祖方式，是对中国传统乡村宗祠祭祖方式的继承和超越，既满足了个体的精神信仰需求，又增进了本企业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建设企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祭祖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信仰，祭祖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文化自信”的起点，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重新崛起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石。

（摘编自黎红雷《企业与社区如何祭祖》）

    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

    明代地方学校建设力度之强、成果之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首屈一指的。这既源于明太祖朱元璋所提倡的“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同时也和明代学校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延师设学。洪武二年，他诏令地方设学，自此地方儒学逐渐在各地府州县铺展开来。洪武十七年，明朝开始在都司卫所建立学校，这一举措推动地方学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地方学校最大的功用是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明朝建立之初，新生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的治理人才，但忠于元朝的遗民和囿于纲常的儒士不愿意入仕新朝，再加上战乱后人才匮乏，科举制度尚不完善，于是学校便成为为国家储备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朱元璋即位初期在南京设国子学，各部官员也多从国子学监生中选拔。地方学校通过岁贡这一方式为国子学提供充足的生员。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明初科举、学校、举荐三途并重的选官方式逐渐被科举一家垄断，原本“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状况也变成了“非科举毋得与官”，于是士人欲入仕必由科举，欲科举必入学校。

    明代的地方学校承担着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出于对儒学的服膺，再加上对元朝动乱的反思，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崩溃固然是由于统治腐败，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教化的忽视，尤其是对儒学的轻视。事实上，明代地方学校的很多社会功能，都以増强社会控制为核心。明代统治者不仅将学校作为育人之所，也使其成为推行教化、管控地方的有利武器。因此明代统治者一方面认为地方学官应当关心时务，多言政事，但同时又严格控制生员的言行。此外，朝廷还通过指定教学内容等方式控制学校教育。在边疆地区以及新征服的地区，明代同样积极地进行学校建设，如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等当时的边疆地区，都有大规模的兴建学校的举措，其中大多数学校都是明朝首次兴建。

    作为国家在全社会推行教化的重要机构，明代地方学校还承担着举办地方礼仪活动的职能。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乡饮酒礼和孔庙祭祀。明代对乡饮酒礼的要求十分严格，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固定的参与群体和严格的座次安排，无故不赴宴之人要受到严厉惩罚。在乡饮酒礼的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便是习礼读律，府州县官员于地方学校召集社会的各个阶层，如良民者、年高有德者、无过犯者，大家共坐一堂，颂读朝廷律法，通晓教化之意。明代地方学校一般都有先师庙和明伦堂等建筑。先师庙是祭祀孔子等儒家先贤之地，而明伦堂是生員的讲习场所。学校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学官从祭酒至训导，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释菜礼，地方官知府以下至知县及其佐贰等官，则每月朔、望于文庙行香。明朝政府旨在通过这种定期的儒家祭祀以及乡饮酒礼，达到教化地方、扶正民风的目的。

    然而，任何制度、机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明代的地方学校亦是如此。由于生员的逐渐冗滥以及书院的兴起等原因，明代的地方学校逐渐走向衰败。

（摘编自吴晗、苏建文《明代地方学校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