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影”大有可为

   微电影是指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资”的视频短片。其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元素，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微电影兴起于草根。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自于各种相机、DV、手机。后来，类似“天堂鸟影像”这样的专业机构，使微电影从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渐渐上升到电影的层次。

近两年，我国各种类型的微电影呈“井喷式”增长。从电影类型看，在草根网民的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专业团队为一些品牌量身打造的商业微电影也开始盛行；从制作规模看，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跻身微电影的制作，甚至一些知名导演也加入了微电影的制作行列。微电影的制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品质、格调也得以提升，实现了华丽转身。微电影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由其催生的短片大赛、微电影大赛、微电影节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微电影的篇幅虽小，却并不影响其主题的深远立意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一些微电影在实现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主动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以“7.21”大雨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微电影《大雨》的主要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大雨造成的各种困境，他们团结互助、共抗灾难，共同演绎了充满温情与关怀、责任与坚守的感人故事。影片融入纪实的风格，片尾对人物原型的采访，使得“微”中有内涵，“微”中有新意。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微电影中，《天堂忘记了》镌刻下自闭症少年的心灵界碑；《交易》中的小女孩儿主动找到人贩子，一句“叔叔，你把我卖了吧!我还差1800块钱给妈妈治病”，让观众为之动容；《亲爱的小孩》喊出“温暖2012”，呼吁对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一刻都不该停止……这些微电影关注社会事件，从帮扶贫弱、关爱孤儿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多个方面，予以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艺术的力量当起社会责任，发出正义之声，温暖人心。

   微电影的播放渠道正日趋多元化。微电影不仅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新媒体呈现，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也为它大开“绿灯”。微电影传播平台的增加，微电影制作团队的日渐专业化都让微电影从“非主流”向主流过渡。未来，微电影还可能打包进入主流院线，进入电影发行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向观众。

    《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别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知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是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摘编自《中国文化概论》）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

    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轴心时代”的概念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及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指公元前8至2世纪这六百年间，印度、中国、古希腊、伊朗和以色列地区不约而同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或宗教家，由他们提出或在其手中成形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各大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按照这一论说，“轴心时代”思维方式一直在深刻影响我们，或者说我们的精神生命一直为其所塑造。

    这种论说虽提供了学术话语上的一些便利，却不乏局限性和束缚性。因为它很可能遮蔽或淡化了“轴心时代”之前人类文明的漫长发展。例如埃及文明崛起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文明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兴起。不仅有大量文献，而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来证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和演进以及当时文化之高度发达。中国文明的诞生相对较晚，但也早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就相当发达了。夏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至11世纪黄河中下游一带存在过的商，有大量青铜器传了下来，也有不少相关文献流传至今；公元前11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的周是更伟大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历史上的“西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现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所能涵盖。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即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都属于“轴心期”文明。但西方文明最终的起源还可往前追溯到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这两个文明都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祖先。

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均非原生文明，而是因毗邻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个原生文明，利用其技术、理念成果崛起的后发或次生的文明。众所周知，亚非大陆产生了四大原生文明，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四大文明”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大平原或水网密布的大河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而非诞生在希腊或巴勒斯坦那样的干旱、贫瘠且交通不便的土地上。

    古希腊曾是一片荒蛮之地，只是在大量引进东方元素，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技术等方面发生“东方化革命”以后，才发展壮大起来。同样的，希伯来人的先祖在两河流域学到了很多东西，《圣经》中的创世纪、大洪水、诺亚方舟等故事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再后来，游牧的希伯来人又客居埃及几百年，学会了农业和定居。

    完全可以说，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便没有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同样地，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之前，已有夏商周的丰厚积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时兴的学术概念，便有意无意夸大其重要性。那几百年里产生了老子、孔子、佛陀、以色列先知和希腊哲学学家，的确非常重要，但之前的文明历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样居功至伟。“轴心时代”概念的确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话题，但我们不能受其束缚，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过分夸大“轴心时代”的重要性，仿佛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阮炜《如何看待“轴心时代”？》，有刪改）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域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

    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

中国新时代：富而好礼，强而有义

    中国实现由富到强的巨大转变，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基础。中国的富强得益于文化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富而好礼、强而有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不仅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历史总结，一直以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气象和新风貌，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义之邦的大国君子形象一脉相承。

    早在春秋之际，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国家在实现富强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强调的“富而好礼”“强而有义”的宝贵思想。 据《论语》记载，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请教“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要是能 做到“富而好礼”就更好。这与孔子回答其另一弟子冉有之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而告诉他要“教之”的道理相辅相成。国家在富庶之后该怎么办，古人以其独特的经验智慧给出了“教之”的方案。 所谓教之，即以礼教之或教之以礼，即按照礼的规范和要求上至治国理政、平定天下，下至日新其 德、修身齐家，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风气。

    在古人看来，“富而无骄”虽然可堪称道，但仍不过是一种被动的不作为，亦可说是没有责任和 担当意识，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为富不仁。“富而好礼”则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有为精神，更能 彰显自身的道德自觉和追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良好风气的塑造和维系大有裨益。“以礼示之，天 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如果不依照礼的要求治理国家，就好比盲人失去搀扶，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必 然不知所措、事与愿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的外交原则和行为，无不折射着一个富而有礼的 国家的风度和涵养。

    除了 “礼”，作为国之四维，“义”也是古人治国理政所主张和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而有义”就是从伦理角度对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提出的道德引领和规范，“强”既不是“宽柔以教，不报 无道”的南方之强——过于追求隐忍、包容，也不是“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 —— 崇尚勇力、果敢，而是孔子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君子之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指的是把义作为立身之本，依礼而行事。立身之本亦可化为治国之道。能做到“强而有义”的君子之强的国家，必然不会忘记和改变自身抱有的信念和使命，而会恪守德义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按照道义的要求循礼而动，通过践行道义而最终实现其理想追求。这也就是“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的道 理所在。中国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贯坚守“强而有义”信念的真实流露。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