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金灭北宋、元灭金的过程，同时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过程。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斗争，要求有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到这时已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融为一体。这样，元杂剧就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大大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我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在元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人也发生分化。特别是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了，生活水平跟着下降。除了少数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部分文人和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他们一方面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书会的组织，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推进的作用。

    宋金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为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同时，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此外，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

    一般研究者将元杂剧的发展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和后期。其分界线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在此之前为元杂剧发展的前期，在此之后为元杂剧发展的后期。前期的元杂剧，是全盛时期，以大都为中心。这一时期，作家辈出，名作如林。著名的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杨显之、纪君祥、康进之、李好古、郑廷玉等。著名的作品有《窦娥冤》《单刀会》《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墙头马上》《李逵负荆》《张生煮海》《潇湘夜雨》《赵氏孤儿》《看钱奴》等。前期作品反映了元代被压迫人民的愿望，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元代的“权豪势要”，提出了元代社会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前期杂剧还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反抗民族压迫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杨家将、岳家军等英雄人物，寄托了作家的民族情感。另外，前期的元杂剧还有一大批爱情剧，这些剧作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婚恋观，反映了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又写了一大批有关娼妓、家庭问题的作品，表达了作家对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关注、同情和赞扬。前期元杂剧还有众多表达故国之思和宣扬神道观念的作品，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和精神世界。后期作品由于作家离亡国时间较长，社会相对安定，作品对社会干预批判的力度大大地削弱，许多作家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作品说教因素增加，爱情剧作多写儿女缠绵之情，增加了伦理道德色彩。许多文人创作只是模仿前人，照谱填词，所写多为案头之曲，难以演出。后期杂剧在艺术上没有多大的发展，作品或追求语言的华丽典雅，或沿袭前人的旧套，特别是杂剧在南方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方言的限制，失去了地利，因而衰落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获得教养的途径（节选）

赫尔曼·黑塞

①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却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②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③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诗歌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一些诗人对“讲品位、讲格调”没有异议，但提到“讲责任”“讲担当”就未必赞同。有人认为“诗就是诗，不必承担社会历史责任”。“诗以外的任何附加，都会使诗不‘纯’”，于是只封闭在个人空间里，逃避公共空间与大众议题，其实，诗人只有跳出“纯诗”的观念窠臼，摆脱“小我”束缚，增强公共意识、使命意识，才能写出富有风骨的“大诗”。

    诗歌要有时代担当。请歌是心灵颤动和诗意传速，但不可能离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如果面对时代和人民“失语”，就只能是阁楼里的低吟浅唱和孤芳自赏。诗歌当面对时代，理解时代，呼应时代，拥抱时代，而不是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诗人的心上附着诗的灵魂，诗人要站在人类精神高地，关注人间疾苦、人民福祉、人类命运。

    请歌要有艺术担当。诗有诗的劲道，即便是承载历史文化，也须是诗意的承载，诗歌要关注和表现人民，当然是以诗的方式。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特别是宏大社会题材诗歌写作中，少数诗歌给人以大而无当、空泛无物的感受，诗歌应有心灵内凝的劲道，否则留下的既不是史，也不是诗，只是一个声力竭的空洞状态。真正有艺术风骨的“大诗”，应发自一个诗人的心灵深处，新时代诗歌应有大格局，关注的不仅是私人空间，还有公共空间，不仅是个人命运，还有人类命运，这才是有大境界、大胸怀，有大爱、大能的诗歌，具体来说，“大”既指书写对象的事件、主题的“大”，也指诗歌语言的大气，当然它不一定使用“大词儿”，而是经过诗性组合之后呈现出高端飞拔的气质，常造一种气场，带来震撼效果。此外，还应有大结构，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充盈着昂扬的气势和气魄。

    诗歌要有社会历史担当。这不是要求每个诗人在大事件诗歌写作中复述新闻、图解政策，也不是希望诗人在书写大事件时被叙事、细节所裹挟，而是要表达诗性体验，传递人生经验，在烟火中求真味，于坦率中求蕴藉。

    诗歌对社会历史有担当，就要经得起批评。诗歌是精神食粮，要像保障食品安全一样，分清楚哪些有利成长，哪些有害健康，从而趋利避害。诗歌只有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批评”，才可能成为经典并世代流传。对社会历史负责，诗歌还要引导趣味，不是建“奇花异石”的“盆景”，而是耕耘肥沃的广阔大地。诗歌需要大众化，以“诗”为前提的大众化，不是一览无余、毫无蕴藉的浅显化，其要义是加强优秀诗歌在大众中的传播和赏读，让写作和阅读共同承担新时代诗歌的使命。

（摘编自胡丘陵《新时代诗歌要讲担当》）

    0这个后起的整数是否属于自然数？这在现代数学界仍有争议。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至少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算术中还不存在“整数零”这个数学概念。

    众所周知，相较于其他整数，“零”出现得相当晚。现代数学的整数符号0是印度人在公元5世纪发明的，传入中国就更晚了，中国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任何表示这个整数的字眼，0根本没有出现过，“零”也只有“零落”一类的意思，尚未表示数字。

    学者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人是有类似“零”的概念的。比如中国哲学很早就有了“无”的观念，和“有”相对。再比如古人利用算筹进行计算时，会以空位表示该位“没有值”。但是，这些大多都是“空集”“空位”之类的观念，而非严格意义的“整数零”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扇水全关遗址出土了万余枚汉代简牍，其中一枚记录了如下一些数字：“负七、负五、负三、负一、得二、得四、得六、得八。”与之类似的是西北地区出土的几枚汉代简牍，这些木简应该是用于考核相关人员的工作绩效的。用现代数学常识来看，这种数数方法显得十分别扭，但对于汉代人而言，这样计数再平常不过了。他们眼中整数的序列，就像现代人乘坐电梯一样——从一楼往下一层，不是零楼，而是负一楼。抽象地说，在他们看来，整数不是现代定义中数轴上的点，而是数轴上的线段。通俗地讲，他们的整数计算就是“囫囵数字，论个儿数”（其实严格地讲，当时也还没有现代数学意义上的“正负”概念）。这种数学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传统，直至今日仍有痕迹可循。

    从数轴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的计时方法，所谓“两天”，只需要起点终点分别为第一天、第二天这两条线段的任意点，而不必积累满两个整天的长度。中国传统的服丧制度正是如此，按规定嫡子为父服丧须满三年，这里的三年是指二十五个月，而非三十六个月——因为无论怎么算，二十五个月都能经过三个“年线段”。既然正整数的概念均为缺少左端点的线段，且没有零的概念，自然计数的起始点就是一而非零了——计算岁数的方式正是如此，出生就算一岁，中国人的传统是没有零岁的，所以除夕出生的婴儿，大年初一就已经两岁了，这种计“虚岁”的古老方法，很多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其实这正是早期中国整数观念的孑遗。

    尽管整数的概念是数轴上的线段而非点，但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人仍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分数。出土的先秦秦汉数学文献中频频见到发达的分数计算。古代中国发达的分数计算与相对落后的整数观念并存了至少几百年，迟迟不产生“零”，尽管很难想象，却偏偏就是事实。

    数学界对0是否属于自然数的争论，当然都是从数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不过，如果改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根据汉代出土简牍所见的情况，“零”的确既不能说是“自然产生的数”，也不能说是“数起来很自然的数”，确实一点也不“自然”。

（摘编自《汉简无“零”》，中国社会科学网）

    所谓传统文化，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作为参照物确定的概念，更多是指工业文明前的文明创造物，它随着现代文明的深入开掘而逐渐消亡。由此论之，工业文明历史浅近的国家，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接壤与交合部更为广阔，中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长久保持了发展恒定性的农业中国，并未像欧洲那样从自身肌体中自发生长起工业革命的初始动力，而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之后才被动开始现代变革。因而，中国是以完整而缜密的一整个古代文化体系与现代突然遭遇的，这个体系曾经焕发出历史文明的耀目光焰。然而现代文明的竞争遵循的却是另外一套法则，它迫使之前的传统文明全部萎缩甚至覆灭。人类众多的悠久文明面对着一个共同的艰难选择：要么被动保持传统直至最后灭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世界上一些自强的古老民族采纳了后者，其中包括中国。于是，现代化道路在脚底下展开，传统文明则成为遗产。

    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潮涌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主，使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状态受到极大冲击，前期还只是造成文化杂糅，未能阻断传统，随着20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推进加剧，商业市场与消费经济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与商业文明急速转型，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属于传统遗产蛰伏地的旧有文化就成了最后的融冰。针对现代都市文明来说，作为人类文化记忆的传统遗产，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结晶，是祖先留下的文化基因，我们需要保存住这些文化符号，以延续自己的民族血脉。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又是消灭这些文化符号的罪魁祸首——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悖论。

    好在现代人类从文明教训中逐渐懂得了尊重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先于我国开始工业化的一些东方国家也先行瞩目传统文化，日本早在50多年前已经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韩国也较早开始了对无形文化的保护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付诸行动，也成为联合国抢救人类传统文化理念的前奏，然而，我们以往的理解和措施远不够全面和完善。当下我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和消解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作为传统戏曲大国，我国的剧种近30年来急剧萎缩，种类数量上锐减，一半剧种专业剧团消失而只剩下业余演出，许多剧种只剩下一个剧团，成为所谓的“天下惟一团”。

    传统文化加速消亡的结果，是它所寄托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审美理想的淡化与稀释，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亡，最终引起民族文化基因的改变。在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作为人类传统文化最大渊薮的中国，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

(选自廖奔《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符码》)

材料一：

理论上，讲好一个故事需要考虑三种主体：讲述主体（谁在讲述），故事主体（谁被讲述），接受主体（谁在观看）。互联网时代参与主体边界模糊、角色重叠，各民族、各群体、各阶层都在“讲述”“被讲述”，也都在“观看”“被观看”，多主体多元化传播已成现实。“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并从以上三种主体入手，创新思维，调整策略，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

从故事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在权力、资本与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传播场域两极分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国际传播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国内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作为讲述主体的话语权和作为故事主体的存在感都过于弱化，尤其在被西方媒体遮蔽、忽略之后。更多地让他们发声、为他们发声，对高举人民性旗帜、秉持“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是国际传播秩序再平衡的使命担当，这也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巧实力的战略选择。

从接受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故事的受众群体。我们要相应地调整方向，不囿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采取“边缘突破”战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他们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最顽固、对中国成见最深的受众群体。我们应该把战略重点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转移。就前者而言，我们虽然经常强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权，而实际上常常“被议题设置”，围着西方媒体的议题打转，从客观原因来看，我们和西方存在软硬实力差距；从主现原因来看，我们不够自信，太在乎西方，且存在缺乏省思的战略失误，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发展阶段、发展诉求、价值观和利益点上与中国很接近，这使他们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他们的“中国观”也更具可塑性，相关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

从讲述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多方协作，一起来讲，讲述主体是最能动、最重要的要素，在讲述主体层面，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多主体多元化，一个是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从多主体多元化角度看，政府不是国际传播中的唯一主体，非官方的传播主体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民间立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若要扩大与主导话语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可替代，所以，从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角度看，国家需要高度整合内政外交、对外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等资源，联动合作。“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发挥非官方传播主体的作用，还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以便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李成《抓住三个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传播给世界，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但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力度很大，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基本停留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要实现中国故事从“讲述”到“讲好”的转变，就必须认清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昔日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已成遥远的过去，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缺乏高超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有限，外国民众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多，加上西方媒体给外国受众造成的先入印象，使得他们即使看到我们的报道也很难相信。

（摘编自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材料三：

李子柒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必有其不寻常之处。作为真实的人，李子柒所选择的生活洋溢着中国风的美，满足了人们对传统中国、诗意生活的想象，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社会、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焦虑，特别能够绕开海外用户的心防。作为网红，李子柒有着明显服务于市场营销所需要的清晰“人设”，她活跃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并取得成功，这显然是有策略、有布局的。作为文化符号，李子柒已经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被确认为可以代言中国文化的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外国网友称李子柒为“中国的迪士尼公主”，央视称赞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成为话题后，李子柒一如既往，并没有急切地想要乘势做大，一飞冲天。这种“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传播方法论意义。当然，没有中国发展成就的备受瞩目，没有中华文化吸引力在全球范围的重获认可，也很难想象李子柒的成功。她是“中国制造”在软实力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那一个。她的走红海外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预示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走向新阶段。

（摘编自李习文《李子柒走红海外的国际传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