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像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这时的景象就像蜂窠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像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儒释道互补与心态和合

    ①对于和合文化，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有人从中读出一种文化战略，有人从中读出一种社会理想，都讲出了一番道理。我想把和合文化解读为一种健全的心态，在我看来，“和合”一词中的“合”，应该是指人的多种精神诉求的集合，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具备两个以上要素的情况下，才能谈得上“合”；倘若只是单一要素，根本就谈不上“合”了。多种要素凑在一起，有可能发生冲突，也未必就一定发生冲突。即便发生冲突，也未尝不可以化解，成功地化解冲突，便进入了“和”的状态；所谓“和”，应该是指多样性的统一，是指冲突的化解。显而易见，这种意义上的“和”，有别于“同”，故而孔子力主“和而不同”。要想把人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进入“和”的心态，绝非易事，仅靠一种学说，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学说。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对于和合心态的养成，儒释道三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三教分别满足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某方面的需要，帮助人们养成和合的心态。

    ②儒家的精神趣旨，可以概括成三个字，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主张干事，主张积极有为。道家的精神趣旨是“想得开”；用两个字来说，叫做“无为”；用一个字来说，叫做“弛”。道家的趣旨与儒家似乎相反，实际上互为补充。学会紧张，是一门学问；学会放松，同样也是一门学问：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佛教精神趣旨是“放得下”，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空”；用佛教的术语说，“放得下”就是看破红尘，把精神追求的目标定位在彼岸的极乐世界。

    ③儒道两家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主要是讲人生哲学。儒家告诉人如何堂堂正正地度过一生，道家则告诉人如何轻轻松松地度过一生，至于人死后怎样，两家都不怎么在意。佛教是从印度引入的学问，主要是讲人死哲学。佛教为人设计了“终极关怀”之所，标示出超越的精神取向，告诉人如何干干净净地辞别尘世。人死哲学与人生哲学似乎相反，惟其如此，才构成互补关系：倘若悟不透死，焉能悟透生？综合运用儒释道三家学问，连生死大关都能看破，还不算是心态和合吗？儒道互补，讲出“张弛和合学”；儒释道互补，进一步讲出“生死和合学”：三教共同培育和合心态．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②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③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④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⑤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⑥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⑦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

奇医·奇方

张舟平

    先生姓宋名华，幼时聪慧过人，饱读诗书。十岁便随父习医，深得祖上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纪轻轻即成阿城名医。

    宋先生的药铺开在阿城的东街上，号“一文堂”，意即有一文钱可求医问药，无一文钱也可求医问药。药房门前大书一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

    宋先生怀有超绝的接骨医术。无人就诊时，他就在后院练手功。他将瓷碗砸成碎片和着胶泥装在一条布袋里，双手伸进去捏着，摸着，直到把碎瓷片捏成碗的全形。久之，那双手就有了起死回生的神力。遇到腰酸腿痛的，只需他轻轻一捏，便立时见效；折胳膊断腿儿的，一摸一捏也就接上了；有在别处断骨没有接好，到了宋先生手上，只见他冷观一眼，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前，朝那坏腿弯膊处猛地一推，一提，一拉，一捏，眨眼功夫，就给弄好了。

    就这样，宋先生每日坐诊“一文堂”，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有时，也有人请他去出诊。他从不要求来人为他配马备鞍，只骑着自家那头毛驴前去，嘚嘚嘚，洒一路清脆的蹄音，奔走四方，不辞辛劳，治病救人。

    这年秋天，日本鬼子打进了阿城。原阿城驻防司令麻五摇身一变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成了阿城第一号大汉奸。

    一天夜里，宋先生正襟危坐在八仙桌旁捧读一本颜色发黄的线装书，突然，寂静的大街上传来一条游狗狺狺的惨嗥，似遭受了什么重物的捶击。接着一串哒哒的马蹄声响过来。随后，就有人跳下马，咚咚地砸门。

    宋先生打开门，面前那人提着一盏马灯，影影绰绰一身军人打扮。军人十分恭敬地问候宋先生。宋先生垂眼一瞅，知道来人是已投靠了日本人的麻五的副官。副官叫宋先生上马。宋先生略一沉吟，说，是你家哪位姨太太不舒服吗？副官说，是麻司令。他老人家今晚就寝前不知怎么回事瘫软不能站立了，有劳先生去看看。先生笑了，这就去吗？副官一只手提着马灯，一只手紧按着腰间盒子枪的枪套，语气冷冷地，马上去！

    宋先生扫了一眼副官，又微微一笑，说，好的。先生说着便去后院牵出了他的那头小毛驴。另一个伪军模样的人走过来，欲扶宋先生。先生摆摆手，抓住鞍辔，腿一跨，很矫健地上了毛驴背。走吧，他说，走吧。

    宋先生是在子夜时分走进麻五的驻地的。麻五在床上蛤蟆样哼哼着，见了宋先生，一连声说，先生救我，先生救我！这阵儿只觉着浑身酥软，像没有骨头似的。说着就要往起爬，竟是动不了。

    宋先生乜一眼一摊稀泥样的麻五，上前看了看病情，说麻司令病得不轻呢，我给你开几剂方药吃吃看。这里有两样药引子，是万万不可少的，你要务必弄到，方能见效。说罢端坐到一张紫檀方桌前，铺开纸张，挥笔就是一剂方药。药引子另纸附上，写的是：石松籽五钱，夏枯草五钱。

    三天后，麻五的副官骑着马又上“一文堂”来了。其时宋先生正在药房配药，见到麻五的副官，宋先生也没放下手头的活，只散淡地问一句，麻司令的病好些了吗？

    没有。副官说，先生你开的药剂好像疗效甚微。

    药理全对，怎能无效？这就奇了。宋先生放下手里的活，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家司令吃了枯草，可除草性；吃了松籽，当具松质。怎会无效呢？

    副官一脸茫然。

    宋先生缓缓地说，麻司令他把药引子吃到哪儿去了？

    当然是肚子里呀！副官觉得宋先生的话有些愚蠢。

    宋先生双手一拍，难怪不管用，我是要他把药引吃到心里去呀……

    副官莫名其妙地去回话了。

    当天，有人看见宋先生提着药箱，骑着毛驴去城外出诊了。

    从那天起，阿城的人们再也没见过宋先生。

    后来，有人传说，宋先生明里是个坐堂的郎中，暗里却在给城外赛虎岭上的抗日游击队供应着紧缺药品。传说又说，麻五的副官那天回去将宋先生的话一五一十学说给麻五后，麻五当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五官扭曲得极可怕。宋先生的那番话惹恼了麻五，他想暗害宋先生，但宋先生早已经参加八路去了。传说还说，宋先生当了八路，一身戎装，一改书生派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带领除奸队干掉了狗汉奸麻五……

    抗战胜利后，宋先生的名字和那张奇方流传了下来，直到今天。

日规

汪曾祺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可是，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大家都知道高教授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大学生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选自《汪曾祺小说自选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