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

李书磊

    ①初夏季节，日里夜里总传来孤单而嘹亮的鹧鸪声，在这热风冷雨的无赖光阴中乱人心肠。“唯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鹧鸪在中国古诗中是感伤的象征，声声鹧鸪曾唤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愁怨。认真追究起来，中国古文学对我产生过最深刻影响的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感伤。喜或者怒最多只是入心而已，感伤却能彻骨。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痴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我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②当然，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那不知出处的《古诗十九首》。唯其不知出处，那些文字才更显得神秘，有一种天机般的意味，“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人生苦短、天地苍茫的痛楚不时地袭上心头，使那无所依凭的凄凉与空虚挥之不去。教科书里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人生的自觉”，我觉得这断语下得贴切。好像是过去的人们一直都没心没肺却也兴致勃勃地存在着，去打仗，去婚嫁，去种去收，去生去死，至此才猛地恍然大悟，发现了人的真实处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这感伤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后世的感伤文人我最喜欢的有两位，一是李后主，一是秦少游。他们把《古诗十九首》那种无缘无由、无端无绪的感伤具体化也情景化了。李后主丢失了江山，秦少游丢失了爱人，这种人间最根本的丢失使今生今世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李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秦词“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同样美丽的句子正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看出这种感伤既是他们对人世的控诉，又是他们在人世的寄托。他们经由这种感伤与人生生出了斩不断的纠缠，他们玩味甚至珍惜这种感伤就像珍惜与生俱来的病痛。这是怎样的孽缘啊。感伤的文人对人世必有的丢失总是耿耿于怀，对人生必有的缺憾不能报之以坦然；然而他们不安于生命的定数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世界有太强的欲望却只有太弱的力量，他们既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这正可以说是一种孱弱和病态，这种病态对于少年人却有无法抵抗的传染性。我那时候对感伤一派真是入迷得很。

    ③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生命个体所秉承的趋向健康的自然机缘，我的这种感伤病在某一天霍然而愈。我对李后主和秦少游再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共鸣了。我转换了兴趣，竞喜爱起了苏东坡的达观。苏东坡________在怎样失意的情况下，________能保持心情的平和，能欣赏身边的风景。他在赤壁赏月，在西湖种柳，一派诗心；贬谪黄州他能“长江绕郭知鱼美”，贬谪惠州他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对生命的喜悦甚至表露为这样直接的口腹之快。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无限欲望，放弃了那种“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随遇而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害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他知道怎样在这大不如意的人世间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心怀被后人誉为“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同样在诸种坎坷中保护了我，使我平安度过了生于人世难免的一次次危机。

    ④然而，到了今天，我在这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夜半醒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大惶恐。我要一直这样平庸而快乐地活下去吗，直到暮年？在这青春将逝的时候我突然对青春有了一种强烈的留恋，突然生出一种要抓住青春、抓住生活的强烈冲动。

    ⑤我不要感伤但我要唤醒那占有的欲望，不要达观但要保持那种顽强的力量。我发现我内心真正向往的乃是那种反抗人生缺憾的英雄情怀，那种对人类悲剧命运了悟之后的承担。我想起了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内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也是一种感伤吗？这是英雄的感伤，这是苍凉。这也是对人类命运的屈服，但这是恪尽人力之后的屈服，这种屈服中包含着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我从中受到了莫大的感动，我想我要记下并且记住这壮年的感动。

    文学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所决定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心怀人民的作家。19世纪初，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提出了人民与文学的联系。正因心中装有人民，他最终才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同时，文学创作具有人民属性，还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任何制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少数阶层作为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如何面对和迎接人民的判断，中国文学在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用实践经历提炼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什么时候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反之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这一点，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对于作家而言，真正实践人民文学的路径就是要自觉了解人民的理想愿望，走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听取人民的想法，学习人民的经验，表达人民的心声。人民是一切伟大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周扬同志曾讲，“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赵树理。”今天我们要了解中国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的生活，了解那个时代晋东南人民的基本生活情况，赵树理的文学是绕不过的。他的《小二黑结婚》写了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小二黑、小芹冲破重重封建传统而最终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孟祥英翻身》又写了一个太行山区的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引领下如何成为英雄的故事，还有李有才、田寡妇，这些农民身上代言着人民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讲，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村发展情况的一面镜子，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时代内容。何以赵树理能做到？因为他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背弃农民，他讲述的是真正属于农民的心灵故事。

    另外，作家还要提高服务意识，使创作更好地服务人民。来自于人民生活的文学创造，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理想愿望作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我们要有服务于人民的强烈意识。

    建国初期，作家柳青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为更深入了解农村，1953年他辞去副书记职务，定居皇甫村，在一个破庙改成的住所里住了14年，从而创造出了《创业史》。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上，这也是他小说的来源。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作家们还要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以及需求的共性与个性，从而面对一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认清与辨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精心取舍，多用心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凡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传达力的作家所传递和表达的。这种艺术传达力的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必得通过增强艺术本领才能达到。真正优秀的文学，必得有能力提升有需要的读者的精神世界，有能力激发这些读者向上向善的情怀。

（摘编自铁凝《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有删改）

最近，一则关于汉语的消息让人百感交集。上海举行的一项翻译大赛爆出冷门：由于缺乏最好的译文，大赛不仅一等奖空缺，还将二等奖颁给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其原因不仅在于他出色的英语水平，更在于他“流畅、优美的中文表达”。相形之下，国内选手提交的作品言不达意，其中用词不精当、标点符号误用等小错误更是“比比皆是”。

这则消息让人隐约看到了汉语的处境。

身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能时时牢记自己身份的，除了身体发肤之外，就该是我们的母语了。在无数中国人心里，古老优雅的汉语是我们五千年文明最美丽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文化标记。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将我们民族胸中的丘壑山水，化为不尽的纸上烟云。音分四声，律有平仄，构成了汉语诗文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音韵之美。千百年来，隽永有致的汉语承载着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我们依靠它倾诉，运用它思想，通过它记载，凭借它穿越五千年历史文化隧道。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汉语正面临着危机。在“全民学英语”的热潮中，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庞大“外语族”的中文书面表达能力严重退化。托福考试成绩的高分可以一再打破，但即使是在高学历的青年中，也出现了中文水平滑落、日常语言单调的现象。

应当承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语教学十分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母语，消解母语；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汉语视为不学自能的天赋。诗人余光中说得好：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事实证明，忽视母语修养所导致的结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造成了书写语言的失范，生活用词的平庸乏味，也让母语中独特的文化意韵在我们生活中日渐消褪。我们的后辈可能不会再用“恻隐之心”，不懂“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只会说“我看你可怜”、“我跟你拼了”、“我要和你结婚”。试想，一个将“列祖列宗”写成“劣祖劣宗”的人，怎能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一个不懂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又怎能感受精神世界的宏大深远？在我们这个时代，该如何让守护曾经被庄子、屈原、李白、杜甫骄傲地向世界展示过的、绵延着几千年文化命脉、最切近我们心灵的母语？发人深思的是，当汉语在故乡受到冷落时，全球“汉语热”却在持续升温。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汉语成了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

“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纵然“汉语热”热遍全球，纵然我们的后代都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但在汉语的故乡，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边，倘若“汉语危机”的呼声一直不断，我们又怎能尽展欢颜？

仅仅存于典籍之间的希腊文，拉丁文基本上死了，但汉语却一直活着，在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中血脉相延。它引领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一路风霜走到如今，它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向何处去？

汉语，我为你忧心，为你不平！

不管是要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还是查明天花板上水印的来由，我们通常都要考察可能的解释。比如说天花板上的水印，是屋顶漏水了？还是管子漏水了？我们可能会这样推理：“这个水印在厨房天花板上，正好是在浴室的下面，所以很可能是管子漏水。”现在到楼上去检查一下，如果发现了漏水的管子，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对于水印的最佳解释是管子漏水，当然，也可能屋顶和管子同时漏水。

这个简单而实际的例子展示了科学研究的推理过程：提出各种假说，一个一个地排除，直到得出最佳解释。地质学的历史为科学研究如何运用这样的推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
地球已经有上亿年的历史、大陆在漂移，这些都是非常惊人的发现。它们被接受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要求仔细的观察、改良的技术、大量的集体努力以及在很多学科中共享知识。地质学最近的发展历史就展现了这样的过程。

1912年，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提出了板块漂移理论来解释这个明显的事实——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看上去好像很吻合。但是在他之前的理论家，通过观察过去的地图，也推测这些太陆原本是连在一起的。魏格纳对这一理论的补充是，在两个大陆相对应的边缘，岩石的形成和动植物化石都非常相似。因为他不能提出一个解释或者模型来说明像板块这样巨大的东西是如何“漂移”的，他的理论遭到了普遍的拒绝，甚至被嘲笑。虽然他的理论解释了一些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并没有被采信，因为它与当时人们所相信的关于大洋和大陆的物理结构方面的观点不一致。拥有可接受的解释模型是科学断言能被接受的重要标准。

魏格纳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地质学家哈雷·赫斯复兴。赫斯提出，最近发现洋中脊在延伸，而大陆居于板块之上，因此板块应是由底层的地慢缓慢运动的“环流”所推动的。赫斯也承认，这个理论一开始只是猜想，并且与现有的理论相悖。但它确实是可以从现有知识中推断出来的最合理的理论。

赫斯的理论为魏格纳的观察提供了一种解释，也解释了不断出现的惊人的异常——根据现有理论不能得到满意解释的数据——比如岩石的磁性定向。人们发现，玄武岩（由火山爆发所形成的岩石）包含磁铁矿，而正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其行为模式让人感到它像是由小指南针所构成的。在玄武岩温度很高、尚未凝固之前，它们总是指向北极。基于一些尚未被理解的原因，每隔几百万年，北极和南极就调转方向，先前指向北极的指南针，将会在调转之后指向南极。因此，玄武岩中的磁铁矿可以揭示它凝固时极点的位置。

此外，磁铁矿的定向不仅是水平的，也是垂直的。当它们凝固的时候，玄武岩越是接近极点，磁铁矿的“指南针”的定向就越垂直，不管是接近北极还是南极，在赫斯发表其学说的那个年代，地磁数据存在异常。大量的地磁数据表明，相较于它们现在的位置，接近于赤道的岩石是在更为接近极点的地方形成的。因为大陆运动的理论尚未被接受，所以对于这些观察缺乏适当的解释。

不过，赫斯的理论还是展示了一个成功的新理论模型的重要特点：①它应该能对现有信息提供更全面的解释，包含对目前尚不能理解的现象的解释；②它应该能够提出新的、可以被测试的预测。赫斯的理论成功地实现了这两点。美国《地质服务》上的一篇文章对此总结道：“1962年，赫斯明确地意识到仍然缺乏坚实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假说，因此无法说服虽然倾向于接受但是仍然存有怀疑的人。然而一年之后，范恩·马修斯对于海底磁条带的解释，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的海洋勘测，最终提供了证据来证实赫斯关于海底扩张的模型。之后的年代测定研究表明，离洋中脊地壳越远的海底存在的时间就越长，赫斯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最后，更完善的地震数据证实了赫斯的假说。他关于海底扩张以及洋中脊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还应该指出，赫斯的理论不仅符合新的数据，而且还展现了巨大的解释力。板块构造理论对地震、山脉形成以及火山现象都提出了新的解释。这样的理论是富有成果的，即一个理论具有支持很多研究的潜在能力，以及提供大范围内的解释性洞见的能力。

（摘编自莎伦·白琳等《权衡：批判性思维的探究与应用》，仲海霞译）

材料一：

沙尘暴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一直存在。只是进入到人类历史时期“人类世”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

千百万年来沙尘的持续堆积，孕育了我国的黄土高原，这里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地方。

在黄土高原，地下厚达数百米的黄土、红土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何时而来？

我国黄土和第四纪研究的先驱、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刘东生院士将黄土定义为“风力搬运、未经次生扰动的粉砂质土状堆积物”。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郭正堂院士更是形象地将沙尘暴的源区——荒漠比作黄土的“母亲”、强劲的风力比作黄土的“父亲”。关于沙尘暴的前世，第四纪科学家们在黄土高原上的黄土——红土地层中，找到了至少2200万年以来风成“沙尘”连续不断堆积的证据，尽管在260万年前，黄土高原似乎更应该被称为“红土高原”（如今看到的彼时形成的红土地层要比黄土地层更加“发红”）。

更奇妙的是，在冰期（寒冷时期）和间冰期（温暖时期）交替出现的第四纪（260万年前至今），黄土高原在冰期时发育黄土层，在间冰期发育古土壤层。前者的粉尘堆积较厚，后者的粉尘堆积较薄。这似乎指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粉尘输送的多寡，即沙尘暴发生的多少。丁仲礼院士更是在不同地点的黄土地层中发现自西北向东南粉尘颗粒由粗变细等自然韵律，从而指示了古代沙尘的来源方向及其风力情况。可以说，黄土高原见证了沙尘暴的前世今生。

与此同时，那些古老的地质历史时期的沙尘暴，除了飘落在陆地上的粉尘，更有甚者可以漂洋过海，堆积在北太平洋的海底、甚至到北美大陆。科学家们通过对深海沉积物和北美黄土的追根溯源，业已证实这些粉尘部分来自于亚洲内陆。通过类似的研究，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家重建了千百万年以来全球的气候变化特征……

网络上曾有一种声音：“三北”防护林为何挡不住沙尘暴？

实际上，”三北”防护林不应该为沙尘暴频发“背锅”：其一，在我国，相对于沙尘暴广阔的源区，“三北”防护林的植被面积较小，在春季这段时间阻挡沙尘暴的作用就有限。其二，冷空气和大风影响范围垂直方向主要是在千米以上高空，20～30米高的防护林可阻挡住部分地表的较粗的颗粒物，但远不能挡住被大风带上高空的较细的颗粒物。“三北”防护林作为一项综合性重大生态工程，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草原沙化防治和退牧还草工程等，对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间接也改善了下垫面的自然条件，但“三北”防护林并不是“治疗”沙尘暴的“专用药”和“特效药”。我国的防护林建设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春季沙尘暴天气也无法避免，如果没有防护林呢？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沙尘暴无国界，境外沙尘暴灾害随时有可能进入我国，周边国家（中亚一路、蒙古一路）沙尘暴的威胁始终存在，荒漠化防治需要全球治理。天然沙漠、沙化和荒漠化土地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既然人类不可能消灭沙漠，也就无法消灭沙尘暴。沙尘暴不能消灭，但土地沙化可防可治，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荒漠化防治是减少沙尘暴频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

（摘编自卢琦、崔桂鹏《飞沙里入大海前世今生问何方》）

材料二：

强风是沙尘暴形成的基本动力条件，只有在强风作用下，沙尘才能实现远距离传输。每年秋冬季节，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亚欧大陆降温速度要远超海洋，这使得亚洲内陆的高纬度地区（蒙古国以及北地区）上空会形成一个影响数千千米，顺时针旋转高压气旋，也即蒙古——西伯利亚冷高压。高压气旋形成后会向南方暖低压地区移动，冷暖气团交汇，大气环流开始变得不稳定，易于引发我国北方秋季的沙尘天气。进入冬季后，冷气团完全控制我国北方，南方距离沙源较远，因此我国冬季虽然有强烈、寒冷的北风，但却几乎不会出现沙尘天气。进入春季后，我国南方地区先于北方升温，北上的暖气团与南下的冷气团再次相遇，我国北方上空大气环流又进入了与秋季类似的不稳定状态，为春季沙尘天气创造了风力条件。

沙粒尘土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条件。亚洲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分布着大片戈壁、沙漠。它们为我国北方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沙源”基础。再配合来自北方的强冷空气，我国沙尘天气的雏形就逐步形成了。我国沙尘暴主要有境内和境外两个沙源，境内沙源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以及靠近中蒙边境的荒漠、戈壁和沙漠。境外沙源主要是蒙古国东南部戈壁荒漠区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荒漠区。目前蒙古国72％的国土面积都已经荒漠化，在其南部有超过40万平方千米荒漠戈壁，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在其14个州中有7个州的荒漠化面积超5000平方千米，其东南部的东哈萨克斯坦州、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也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

除沙源、风力等形成条件外，人为因素是沙尘暴形成过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类的过度放牧、滥砍滥伐以及不合理的工矿交通建设等行为，会破坏地表植被，加剧土地荒漠化，为沙尘暴的形成和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沙源条件。

（摘编自安磊《沙尘暴的危害和治理路径》）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土社会逐渐出现离乡、离土、离家等生活形态，“陌生化社会”逐渐取代了传统圈层化的“熟人社会”。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的普及，塑造了一个个微信社交圈层。变革了传统社交方式，将人们传统的社交路径由“线下”演变至“线上”，将人们重新拉回到“熟人社会”。

微信圈层作为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它的参与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加微信好友”的前提是和对方熟悉，微信朋友圈的点赞、转发、评论往往也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微信圈层相互交叉，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微信圈层建立的目的是信息交互，情感沟通。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圈层”。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而组建的社会交往圈子，工作在不同地区的亲属常常通过这些微信群组建成跨越时空的交流平台，拉近了亲情关系。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拓展圈层主要包括学缘、业缘、趣缘等圈子。学缘关系圈层，指的是以外出求学或外出学习而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朋友之间建立的关系网：业缘关系圈层，指的是工作中的同事圈子，或者是由于某项工作而有了工作交集的群体；趣缘关系圈层，指的是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而建立起的圈层。所谓“拓展”，是指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微信圈层中的变迁。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差序格局在公私、权力和权利这三个维度奠定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互动秩序，而互联网对差序格局的重塑也势必作用于以上三个方面。

一、具体来讲，网络空间中公私结构的剧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降低，途径增多。乡土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被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通信和储存成本的下降，互联网击碎了与传统身份相勾连的“准入资格”，公共领域渐而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二是网民“由私向公”的意愿逐步增强。在差序格局中，“爱无差等”的理念无法在乡土社会中落地生根，“自我主义”不仅使得人们“公私不分”，更令“由私向公”的转换难以实现。而随着社会化媒体普及，个人之间能够凭借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沟通和经验传递，并且私人生活也越发地能在网络上获得完整的展示，个体的情感、困惑以及利益诉求也因此可以迅速地引发关注、热议甚至是声援。

二、在网络社会中，差序格局所产生的权力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随着微博和微信的出现，读者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的“书写”来发表评论，他们更能以“转发”或“点赞”的形式来再造文本并重塑意义。实际上，“转发”或“点赞”既是信息的接力和重新编码，又发挥着颠覆权威叙事的功能。有时候，一些“不合常理”的点赞其实是网民以“戏谑”的方式来解构差序式的权力，通过破坏“权威与庶民”之间的传统情境和互动秩序，以获得网络社会中的“另类”话语权。

这种“另类”的话语权即“信息权力”。网络社会无疑更加看重信息的流动。于是，信息超越了知识和经验的地位，构成了权力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信息权力是“不在场的网民通过观点发布、消息传递、时事评论等行为在交流沟通中展现的权力”，它赋予了每一位网民发言的机会和针对时事的能力，由此增强了他们的话语权。信息权力制造出了“众声喧哗”的去中心化力量，摧枯拉朽式地瓦解了权力的差序格局。近年来，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纷纷开通“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也直观地反映了信息权力对传统权威的直接挑战及其效果。

三、网络公民权利的成型与危机、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缺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而平等的公民权利体系。人们的权利被“纲常”做了差别化的抑制或放大，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往往是根据其所掌控的权力而灵活地进行伸缩。所以，权利与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存量相关，却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障。

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差序式的公民身份。一方面。网络提升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进了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和深化。截至2008年10月，我国有14个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李永刚说：“我国成为了全球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这种覆盖面极广的恢恢法网，无疑反映了我国网民权利保障机制的日益健全。”网络社会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公民性，这主要归功于权利取向的网络舆论对非正义权力的制约，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网民对公民权利的体悟和学习。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现实的公民社会发育仍不够充分，其严重滞后于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正如刘学民所言：“在西方，网络公民社会仅仅是现实公民社会的一个补充，而在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围绕网络事件而产生的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影响有些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公民社会。”从某种程度上看，互联网在我国也就不仅是一种生产与生活的工具，它更充当了公民权利的“培养皿”，倒逼着国家逐步调整其与社会间的关系，以打开更多的“机会窗口”，继而创造出不单局限于互联网的多元公民权利。

（摘编自王斌《网络社会差序格局的崛起与分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