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包含着对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岱年始终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相关链接】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

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冬天记忆

张海生

    虽然时隔久远，但我却依然念念不忘。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冬天里，一块石头、一堆柴草、一根鸡绒毛很自然就成了我患难的伙伴。

    我记忆里的冬天是那样的寒冷，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走在上学的路上，寒风打着呼哨扑过来，刀一样地扎疼我的脸，割疼我的耳朵，顺着袖口、脖子、胸口往棉衣裤里钻。教室里没有取暖的设备，窗户上常常没有玻璃，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白塑料布或纸袼褙片儿，风刮过来嘭嚓作响，顺着缝隙往教室里钻，坐在教室里，写字的手冻得拿不住笔卜。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最受罪的时候，脱了衣服往被窝里钻，被窝里冰凉冰凉，冻得人浑身哆嗦，大半夜也暖不热。那时候我曾想，晚上我要能有一个温暖的被窝该有多幸福呀。

    那些个冬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寒冷。在梦一般的记忆里，我用驱寒的方式，用寻找温暖的方式，度过了一个个自由、率真、充满野趣的冬天。在学校里，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们就跑着挤到一堵太阳光照得到的背风的墙根前，一字排开从两边往中间挤，使劲的挤，一边挤一边高声喊叫：挤挤，挤老干，挤出老干我喜欢。挤挤，挤老干，挤出老干我喜欢。如果中间的那一位被挤出来了，就迅速的跑到两端继续往中间挤，直到浑身发热，浑身出汗。我们还打皮老尖儿、迈大步、推铁环、吹鸡毛上天。

    放学了，几个同学一合计，直奔老麦场的麦秸垛，在麦垛的一方掏一个洞，再到地里偷几个白萝卜，用竹批儿剥去厚厚的一层皮儿，躺在麦秸洞里吃得津津有味，辣甜绕口。有时候，我们也会跑到大河塄的格档堆上，用自制的枪、棒做武器干中美、捉迷藏，我们常常忘记了时间，直玩得天昏地黑。麦场的小庵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们会在小庵的朝阳背风处挖一个坑，坑沿上垒几块土坯或砖块，然后到地里去拾些树梢干柴，点上火取暖，有时还用泥包住用弹弓打来的麻雀，放到火里烧烤，等到泥烧干了的时候，剥开泥块，麻雀的羽毛也会被烧的无影无踪，烧熟了的麻雀肉热气腾腾，再撒上些从家里偷来的盐，一边烤火一边吃，香甜而温暖。

    在关于寒冷的记忆中，尤其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圆溜溜、胖乎乎的鹅卵石，不知从啥时候开始，我冬天的冷被窝里竟有了这些可爱的小伙伴。那是母亲去城河里洗衣服时捎回来的，母亲选择了这些大小适中，形状可爱的鹅卵石洗净带回家。傍晚做饭时，母亲将几块石头围在煤火口边，到了睡觉前石头已经被炕得很热，母亲又把每一块石头用一块包袱布裹住，放进我和弟弟妹妹的被窝。我钻进暖和的被窝里，脚蹬一块石头，怀抱一块石头，冬天的寒冷已躲得无影无踪。

    时光已过去了几十年，如今我的女儿已将大学毕业，当我和她谈起这些往事，她听得一脸茫然，不知所云。当然我理解女儿，在这个地球逐渐变暖，北方再也找不到大雪，空调、水暖、电暖、暖水袋随处可见的年代，让女儿去理解一块石头的作用，理解人与人挤在一起用来取暖的方法，的确愚顽可笑。但我这个从贫穷年代走过来的人，怎么能够忘记了对一颗萝卜的回味，对一块石头的怀想，对一缕阳光的感恩呢？

文友

阿成

    鹤岗的梧桐也有我的文友。

    黑龙江境内的业余作者，彼此都是有联系的。看到谁成功地发表作品了，或者征文得了三等奖、优秀奖、提名奖了，就通通信，在血泪般的成绩面前，发泄一下，无比自豪一下。省内的大作家，我们也扯不上。人家裤兜子里的家伙都是玉的，我们怎么能比？

    但是，我们不服他们！

    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之间经常走动。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另外，大家都在省内，走动起来很方便，车票也不太贵，吃住也不敢挑剔。彼此见了面，就是一个聊啊。

    通宵达旦地聊！

    我先是在鹤岗下的火车。从哈尔滨到鹤岗的那趟火车，有一个乘警是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不仅车票钱省了，还白吃了一顿他们的“工作餐”。

    下了火车后，我再转长途汽车去梧桐。都说好了，我的那个文友在车站等我。

    我下了长途车，便和文友像外国人那样拥抱起来，互相叭叭地拍了背。这种样子当地人是看不惯的。

    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铺吃饭的时候，文友无奈地跟我说，住他家里是不行了，他的那个娘儿们，又从娘家整来一大堆的亲戚，大人小孩的，人五人六的，连老爹的寿材上都睡了人了。唉，怎么创作呢。

    我吃了一惊说，那我住哪儿？当天返回去可没车了，咋也得明天早晨走哇。

    他说，放心吧，安排妥了，在一家老房子里。事先我都收拾好了，搭了两个板铺。还说得过去。大夏天儿的，还用被褥么？

    我说，不用不用，能聊天就行。我能让住几天？

    他说，两天。

    我说，两天够了。就是想跟你聊啊，都想疯了。

    事后，我们又弄了点酒、烟和吃食，出了小饭铺，就去了那个老房子。

    那个老房子虽然破，但比预想的还要好。我们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屋子里。屋子里的两个板铺也行，平平的，阔极了。于是我们边吃边聊。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构思。比如爱情啊，打猎啊，土匪啊，七大姑八大姨，爹妈兄弟呀，还有机关改革，美好的理想，自杀，疯子，流浪汉等等。但是，好像编起来挺困难。目前就是咱们兄弟嘴小，等以后吧……奴隶要翻身哪。不远的将来，也有咱们不断接受采访，不断上电视的那一天！

    我们仰面躺在板铺上聊天的时候，文友说，你也别瞧不起咱们睡觉的这个地方。

    我说，我没瞧不起。我又不是托尔斯泰，我刚才讲的话，也不过是展望未来。

    文友说，这个地方，日伪时期是梧桐伪警察分驻所。赵尚志被俘之后，就死在这里。

    真的？

    文友说，赵尚志可是抗联队伍里的一个大人物啊，他担任过东北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还有一些衔我记不住了。日本鬼子想抓他想得眼珠子都红了。后来，他们和梧桐警察分驻所共同下了一个套，把赵尚志抓住了。

    什么套儿？

    文友说，挺复杂的。我简单说，就是派了一个假装收山货的特务上山，取得赵尚志的信任后，勾他一同去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就是现在咱俩住的这个地方中埋伏了，是不是？肯定的。

    对。并且那个特务还冲着赵尚志的腹部干了一枪。我到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呢。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说，你背背我听听。

他开始背：“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得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文友问，咋样？写得挺客观吧？

    我说，写得好！

    后来，我提议，用酒祭奠一下赵尚志。于是，我们翻身下床，把碗斟满了酒，将酒一圈一圈儿洒在地上，并说了些佩服的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坐长途车离开梧桐的时候，车又路过了那座老房子。看着它离我们车越来越远了，在灰尘里变得迷蒙起来，心中不禁一阵凄凉。

（有删改）

凝固在穿岩山的时光

张雄文

    ①小车像只负重的岩鹰，缓缓盘旋而上，将雪峰山深处亘古沉默的幽绿一层层抛在脚下。

    ②一路陪伴我们的是盛夏里一场粗犷的雨。雨点似乎窥伺漫山油油绿意已久，忘情倾泻而来，清脆如金石相扣，将山脚统溪河野性的轰响稀释得若有若无，像天外渺远的钟磬声。这是有着世居深山更深处乡民特质的雨，淳朴而大气，敦厚而好客。从我们一行钻入雪峰山，抵近统溪河河岸，望见穿岩山眉梢时，它们便紧随而行，似乎生恐浓荫如盖的莽莽丛林凉意不够，怠慢了远道而来的我们。

    ③我依旧汗意涔涔，却都是穿岩山壁立悬崖惊出的冷汗。小车蓦地停在了山腰人工凿出的一处平地，我弓腰钻出车门，长吁一口气。抬头，一座静默的古寨跃入眼眸。“枫香瑶寨”几个大字将银色的雨幕染成温婉的金黄。古寨木墙黑瓦，松木的清香扑鼻而来；门楼上三层屋檐清俊雅致，弯翘欲飞。我脑海里蓦地闪过许多镜头：白发长髯的瑶王率领族人避居于此，山高林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耕时猎，怡然自乐。

    ④似乎为了印证这些我从纸上得来的印象，刚近寨门，山歌乍起，一排五彩民族服饰的窈窕女子笑靥烂漫，端着大碗酒肉拦在了门口，“瑶王”迎了上来。他是一个真正的雪峰之子，穿岩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规划设计者，也是我神交多时的好友。他穿着随意，憨厚而儒雅，淡淡的微笑里漫溢古朴的书卷气，绝不似一个久居深山的“山人”，而像是一个大学校园中寻常可见的学者。

    ⑤豆大的雨点还在倾情挥洒，“瑶王”陪我重新钻入雨幕，前往右上角的一处泳池。古树参天而立，枝叶交错，几乎将雨水隔绝在十几米外的头顶。路边偶尔开出一点豁口，簇拥几丛翠竹，竹林尽处有一块长条形窄狭菜地，生长着辣椒、茄子、丝瓜、苦瓜。“瑶王”笑笑说，我种的。我不好意思开口，心里却默念，晚餐要有点这地里的菜肴才好。

    ⑥泳池是削平一座不宽的山峰而建，山泉从林间岩石罅隙注入。三五游客或仰或俯，搏浪其间，趣味盎然，全然不顾头顶淋漓的雨水。栏杆围就的池边下方，便是深不见底的山谷。谷底升腾出一团团乳白色的云雾，将泳池裹在一种神秘的氤氲里，令人疑心误入王母娘娘的瑶池。一行人凭栏徘徊，远望，微笑，默叹。我也感慨着“瑶王”的奇思妙想，给森林公园增添了一处奇景。

    ⑦暮色在依旧酣畅的雨水中四合时，一行人离开瑶寨，进了穿岩山山腰一座隐在竹荫深处的木屋。廊檐下竹香馥郁的灯光里，几个人靠着古拙原始的桌椅团团围坐。风声鸣响于竹梢，微雨滴答在台阶，四望漆黑，除了风雨声，没有半点尘世浸染的杂音，宁静如上古的岁月。我们也犹如穿越回那时的竹篱茅舍。

    ⑧晚餐端上来了。果然有“瑶王”自种的辣椒、苦瓜。我一时笑逐颜开。“瑶王”淡然一笑，取过一壶颜色有些浑浊的自酿乡酒，说，别小看这酒，最多只能喝三杯。借着酒，一旁陪坐的当地友人说，穿岩山森林公园解决了大山深处十万人的就业与脱贫问题，往昔千里外出的民工潮悄然回流，空心村重新鸡鸣犬吠。所有民居，都是在森林公园协助下新建或维修。他们还为乡民们提供了工作，现在乡民们已经全部脱贫。

    ⑨廊檐外风雨潇潇，不觉已过三杯。“瑶王”聊起了雪峰山深处的先贤——《辞海》主编舒新城，眼里满是景慕与神往。我一页页翻阅他影印出版的《舒新城与现代名人书信集》，忽然觉得眼前这位山间高士，还是一位达则兼济天下的真正儒者。他有一部长篇小说的草稿，至今不肯出版，说还要锤炼锤炼。我想，他真正的传世之作其实已赫然问世，这部书写在大山之巅的大著，将被雪峰山的乡民们藏之名山，传诸后世而不朽。

    ⑩夜已深，雨点还在敲击着竹叶。我辗转于床，蓦然想起了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身为父母官的郑板桥，也只能望着暗夜里的屋顶想想而已。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7日 14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