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不作诗

    《红楼梦》里黛玉与湘云曾月夜联诗。湘云看到池塘上惊起一只瘦鹤，出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呢，见到一轮月儿冷冷清清，想了一会儿，吟出一句“冷月葬花魂”。这两句诗，看上去都只在描写一种外在的景物，实际上却字字传递着浓烈的情感。寒塘，鹤影，冷月，花魂，这样的诗，必是寄人屋檐之下、人生遭际相似的湘云与黛玉才能作出的，如果换了春风得意的王熙凤，肯定对不成。

    为什么王熙凤就对不成？因为王熙凤没有黛玉的人生遭际，也就没有那种忧伤、萧索的情怀，对事物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寒瘦、清冷，这不是王熙凤的风格，她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式的。所以，字句可以雕琢，故事可以敷衍，唯独“情怀”二字作不了假，是怎般情怀，便作怎般诗，诗歌就是诗人情怀的一种外化与呈现。

    我们读诗，其实就是在读人，读诗人的遭际，读诗人的情怀，读一个个远去的灵魂。好的诗歌，可以让它的作者千年之下依旧血气充满，栩栩如生。我们读《诗经》，最百读不厌的不正是那渭水河畔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爱情？读《离骚》，感动最深的不正是那憔悴诗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情怀？读《古诗十九首》，念念不忘的不正是那天涯游子的羁旅乡愁与闺中少妇的无尽幽怨？等读到了建安诗人逸兴遄飞、光英朗练的佳句，读到了盛唐诗人洒脱自然、天地入我胸怀的名篇时，我们越来越坚信：优秀的诗篇正是人生情怀结出的花朵，优秀诗篇里必然流淌着诗人不同流俗的襟怀与独一无二的性情。

    这样的襟怀性情，未必就一定是家国天下，先忧后乐。它可以是人生如寄的感慨，是来去亲疏的触怀，是儿女情思的表达，但无论何者，它一定是真诚的、健朗的、敏感的。诗人们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寄意春花秋月，卧听松涛虫鸣，他们从一切自然事物中寻找诗意的触发，又在一切自然事物中寄托人生的慨叹。他们的诗中，一花一草莫不被赋予灵性，哪怕再私人化的情感，也都显得真诚动人。

    真情所至，方有高格。所以，当前我们要繁荣发展中华诗词，决不仅仅是对传统诗词经典的背诵记忆和知识比拼，而是要运用中华诗词的传统艺术形式，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诗词作品，从而达到时代精神与诗词艺术的完美结合。

（节选自同名文章，有删改）

纸上故乡

邓琴

    故乡给了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它常常在梦中打探故乡的消息。

    我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赣南，它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在红色文化里，在淡淡茶香中，在田间地头悠悠的歌声里。它是贫穷的，但它又是富硕的。它没有飞驰的动车，没有轰鸣的机器，有的是叮咚的流水、黛色的群山。且不说章江水日夜川流不息、润泽万物；也不说成片的稻田如一张巨大的地毯静卧天地间，恩惠万家；就说梅岭那漫山遍野、傲立寒冬的梅花盛景，已是天下一绝。

    离家多年，到过很多地方，心中始终挥不去的是故乡的景象。在秋收的季节里，打谷机工作的声音，一声一声鼓动我的耳膜，提醒着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内心深处的一丝不安也被催生出来，那就是当年因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而离开了家乡。如今，我虽然站立在了外面的缤纷世界里，但我奋斗的每一个脚印，享受的每一份安逸，却都被打上了“外乡人”的烙印。我对故乡的情感，只能在诗人的诗歌里、乡土作家的文字里寻找慰藉，只能寄托在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字中。那些遥远的记忆，飘过了我最不懂乡愁的年华，飘过了故乡的山头，飘进了书页里，却厚重得让我无法高言阔谈。

    儿时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茶山。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茶树抽出新叶，新叶从老叶中间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这个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那群孩子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究竟有多么贫穷。一到周末，我们就跑到茶场，学着大人的样子采茶叶，茶叶一毛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摘个四十斤。四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茶山无疑给我们苍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而农人与生俱来的勤俭生活态度，也开始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了。

    故乡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放不下故乡的原因。我想，穷尽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些年在田地里干活的场景。小时候，一家子在稻田里收稻谷；长大了，一个人去拔秧苗，拔花生，拿着书在晒谷场上守谷子。在那不谙世事的年华里，那样的日子其实苦不堪言。现在，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劳累而辛勤的岁月，感谢那片土地，是它们给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今天的我，有那么一丝不怕苦的精神，能够宽容待人，懂得珍惜，都要感谢那片红色的土地。

    这片土地也是受过苦难的。当年红军在这里打游击，留下数不清的战斗故事，家乡从此有了一个革命老区的特殊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在红色文化中接受灵魂的洗礼，接受家乡文化思想的滋养，也因此对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聆听里面的故事；我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这书中的文字里徜徉、震撼。有时候，一触碰到这纸上的故乡，思念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满足从别人的纸上去想象我的故乡，不再满足在扉页中思念故乡，而是自己在纸上书写心中的故乡。记忆在纸上慢慢鲜活，对故乡的依恋在纸上渐渐清晰。我这个家乡人眼中的知识分子，总算也为家乡留下了点东西。这也算是我对自己十年前离开家乡心存不安的一种补偿吧!

    我是栖息在远方的一只候鸟，常会飞回故乡去寻找属于我的温暖。

（摘编自《散文选刊》2015年第4期）

多余一句话

秋林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

    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

    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

    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

    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呐，没一个有教养的！”

    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

    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

    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可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

    “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狐狸精似的！”

    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

    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声音很快平息下来，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有删改）

炒米和焦屑

汪曾祺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威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炒米实在是很方便，其实，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叫做“焦屑”。糊锅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焦屑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焦屑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和焦屑，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有删改）

父亲的家园

杨尚清

①童年的父亲，家园是一个叫作壕沟的山村，跟所有黄土高原的山村一样，沟壑纵横，如同老农额上深深的皱纹，半大小子，光着脚丫子，爬山上山顶，与牛羊为伴。夏夜，与满天繁星共眠，冬夜，与兄弟姊妹挤在土炕上。砍柴、担水、抓粪、锄草….只有饥饿与寒冷，没有别的值得言说。老茧磨得多了，针刺着也不觉疼痛。

②为了填饱肚子，少年的父亲离开了他的第一个家园，行乞讨要，四方为家，没有文化，只有力气，背石头、打窑洞……辗转多地，后来落脚在一个叫作安条的林场，方圆百里，森林密布，做一名伐木工，有盼头，能吃上大白馒头。日复一日，与林木为伴，父亲成长为一个勇武有力的小伙子，娶了邻村的漂亮姑娘莲，在林场安了家，莲，便是我的母亲、这时候的父亲，家园，是有了母亲的小日子，他总是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一棵棵大树，在父亲的大锯下，魔力般地轻松倒下，他成了最能干的伐木工。每次进城，父亲总穿着一身干净而结实的的确良中山装，每次回来，父亲总给我和姐姐带回一堆让别家的孩子垂涎不已的零食，后来，父亲带回了电视机，再后来，父亲驾回了四轮拖拉机。那个年代，乡下的医疗条件极差，不知道多少个风雪雷雨的日子，父亲驾着拖拉机，母亲抱着多病的我，四处求医。

③那一年，林场来了省城林业大学的实习生，在父亲的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多么艰难，都无比坚定，那一年，姐姐刚好七岁，上学了，跟着比她都大的孩子们，去了十里地外的小学，那所小学的条件也很差，第二年，父亲决然地带着全家进了城，离开了他工作生活十多年的林场。

④从那以后，父亲的家园，是一个梦，没有户口，我和姐姐却都上了城里最好的小学。最初的家庭教育，是父亲看着我写的作业，脸上泛起的笑容，是一句“清姓写的字像蛤蟆爬过的踪”。就是一脸的笑容和一句打趣的话语，让我的心中早早萌生了“认真学习，勤奋练字”的念想，在文化的世界里，父亲是个门外汉，他依然只有力气，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曾会写。拉沙、拉土、拉砖，工地的脏活、苦活、累活，他从不言说，如同他的汗水默默透进我们的血液一般，从不言说，却化作一股坚韧而持久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去实现两代人的梦想，多年后，我和姐姐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都成了“公家人”，父亲一直引以为豪。

⑤在不经意间，岁月的轮回改变了很多。父亲瘦弱的身形，疲惫的意志，像一根绷得太紧太久的弹簧，行将断裂。这个时候，父亲的家园是酒精麻醉后的迷乡，是啊，他从来不懂得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没有圈子，不打麻将，不认得扑克牌，甚至连玩笑也没怎么开过，也或许，是因为没有了目标，太过于执着的人，不知何去何从，劝说、哀求，哭喊，都无济于事，这让我坚信：能拯救自己灵魂的人唯有自己!

⑥而今，父亲的家园，是他童年的那个山村——壕沟。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与思想斗争，有一天，他决定回去。然而，日月轮回，如河流一般，带去了他身躯的健硕、眼光的灵动，他只是养着几十个小羊羔，种着一片菜园，出山的时候不忘挖一些熟悉的草药，忙碌、充实、开心……

⑦闲不下的父亲，离不开的家园，那里，有他的老兄弟们，也有他童年的记忆，欢喜或是悲伤，好过城里冰冷的砖墙和无情的水泥地

⑧岁月悠悠，如歌如诗! 时而高亢动人，时而悲凉凄楚，时而温润绵长。愿你我的人生都能觅得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园。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流浪女

〔英〕A·S·拜厄特

    “到时，”斯库珀夫人欢快地说，“公司会派车来接我们去逛‘好运大卖场’。我觉得，那可真是阿拉丁的宝窟啊！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要送给每个人的礼物，还可以放纵自己的购物欲。而且，安全没有一点问题，所有的进出口都在监控之下。觉得难受吗？非常时期这也是必要的。”

    夫人们挤进了车里。达芙妮坐在司机的身旁。这辆英国名牌德姆拉轿车静静地在拥挤的大街上穿行，防弹玻璃阻断了这个东方城市的气息。一入卖场，大家便急匆匆拥了进去。“好比一群母鸡东奔西忙，咯咯地叫着。”达芙妮有些恶毒地想道，因为她稍一迟缓，便落单了。

    她同司机对了一下时间，独自走进卖场。她穿行在手持机枪但睡眼迷离的士兵和佩带手枪与警棍的警察中间。再往前去，沿着卖场的墙根聚着一伙儿手拿袋子或瓶子的流浪汉，围拢在燃烧着牛粪或木块的微火旁取暖。他们和警察之间有一条清理得非常整洁的界限，界内是禁区，不得越过。

    达芙妮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购物。她看看手表，不知在会合前如何打发这两个小时。

    她被一些丝质的靠垫和台布吸引了。她快步走过来，翻看着一叠叠的织物：菊花、桃花、仙鹤、蓝鸟、山峰，各种图案，一应俱全。她挑了一块四边绣着金鱼的台布，红色、金色还有铜色凑在一起，显得别具一格。她看了看购物的袋子，发现相机不见了。她敢肯定出发时是把相机放进去的。在另外一层楼，她买了一枚玉石彩蛋，一把描漆的筷子，还为读中学的女儿买了一副白面小丑的脸谱。看到这层摆放着许多更别致、刺绣更精美的金鱼图案织品，她有些懊恼。她按照路标上的指示，一路小跑着寻找咖啡店，却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她倒是找到了女洗手间，发现隔间小得几乎挤不进去。在那里她补了补妆，镜子里的她大汗淋漓，邋邋遢遢的。唇上的口红已经化在皮肤上。发卡也从头发上戳了出来，鼻子和眼帘上也因汗渍而发光。她看看表，心想要赶快找到回去的路，时间已经不可思议地飞逝过去了。

    路标不断标出“出口”的方向，它会将人带到“紧急出口”样的楼梯或电梯口，又让人折回到相同的一排排货架前。“这个卖场存心不让人出来，”她想道。她紧攥着包，一路小跑，在水泥楼梯上上下下。一只鞋跟从鞋上脱落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把两只鞋跟都取下来，装进包中，一瘸一拐地走着，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集合的时间早过去了。她想给旅馆打个电话，将手提包打开一看，发现钱包和信用卡都神秘地失踪了。

    她站在卖场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检手提包。过了好一会，她才明白，东西全丢了。她开始在卖场里奔跑，结果袜子扯开了一个大洞，从脚面一直裂到了小腿，皱巴巴的，像脱落的皮肤。她看了看表，收拾行李和“美味的午餐”时间均已错过，已到了该去机场的时候。她内急得很，膀胱都要憋崩了，但她不能停下来，她必须到底层去，因为出口在那里。

    这么上下折腾着，她才明白，这卖场简直是上天入地、铺面相同的魔窟：玉器、金饰、银饰、漆具、丝织品、手表、服装、盆景、面具、木偶，让人进去便出不来。飞机该起飞了。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表——那分针曾经旋转得如风暴，让她心惊肉跳。可是，现在，腕上只剩下印在粉色皮肤上的印记，带着汗渍熠熠发光。她的表也丢了！她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开始试着尖叫。卖场里，人们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戴着随身听的顾客像聋子一样，而没戴的闲逛的人要么出于对外国人的畏惧，要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也装聋作哑。

    她不停地在沉沉的却是熙熙攘攘的寂静中尖叫。不管怎么说，尖叫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位身穿咖啡色大衣的男子将头戴钢盔、手持枪和警棍、全副武装的警察带到了达芙妮面前。

    “请帮帮我，”达芙妮说，“我是英国人。我遭到了抢劫，我必须回家。”

    “请出示证件！”

    她拉开手提包中的内兜。她的护照也没有了。“被偷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偷了。”她说。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进来的。”警察说。

    她从警察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一个流浪女，肮脏、邋遢、衣冠不整，口袋里装的都是别人买的东西，活像只败兴的母鸡。

    她明白自己要在外面和那些流浪汉们坐在一起，对面是那个界限分明的“禁区”。

（选自《译林》2008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