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就像人家平时拿一样容易打碎的东西似的，用指尖从画夹子里取出一个硬纸框，里面嵌着一张发黄的空白的纸他热情洋溢地把这张一文不值的废纸举到面前，细细地看了几分钟之久，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他叉开手指兴高采烈地把这张白纸举到眼前，整个脸上十分迷人地表现出一个看得见的人的那种凝神注视的神情他那瞳仁僵死、眼光发直的眼睛，不知道是由于纸上的反光，还是来自内心的喜悦——突然发亮，闪烁着一种智慧的光芒。

“‘怎么样，’他颇为得意地说道，‘您曾经看见过比这幅更加精美的复印画吗？每个细部的线条印得多么清晰，轮廓多么分明——我把这张画和德累斯顿复印版的画比较过，德累斯顿版那张显得平板多了再看看它的来历！瞧这儿——’他把画页翻了过来，用指甲极为精确地指着这张白纸的某些地方，使我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看那儿是不是真的还盖着图章——‘您看，这儿是那格勒藏画的图章，这儿是收藏家雷米和艾斯代勒的图章这些在我之前拥有这幅画的著名收藏家大概一辈子也料想不到，这幅画居然有一天会跑到这间斗室里来’

“听到这位丝毫没起疑心的老人这样热情奔放地夸耀一张空空如也的白纸，我背上起了一阵寒噤看见他用指甲毫厘不差地指着只在他的想像中还存在的看不见的收藏家的图章，真叫人毛骨悚然由于恐怖，我的嗓子眼堵得厉害，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慌乱中抬起眼睛看了看那两个女人，又看见老太太浑身哆嗦，十分激动地举起双手，向我恳求于是我振作一下，开始扮演我的角色：

    “‘简直叫人拍案叫绝！’我终于结结巴巴地说道‘真是一张印得精美绝伦的画！’老人的脸上马上现出得意的神气，‘不过，这还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洋洋得意地说道，‘您还得先看看《忧愁》图，或者《基督受难》图，这可是一幅精工印制的画这种质量的画，还从来没有印过第二回呢你瞧瞧，’说着他的手指又十分轻柔地抚摸着一幅他想像中的画——‘瞧瞧这颜色多么新鲜，笔力多么遒劲，色调多么温暖柏林的老板们和博物馆的专家们见了，都要为之神魂颠倒呢’”

奇石

琬琦

    吴老先生的奇石店在郁林郡远近闻名，他的一手赏石绝活，更是诸多同行都一致钦佩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石头，只要往吴老先生跟前一摆，他立马就能说出石头的产地和价值来。

    这日晨起开店不久，就来了个络腮胡子，指名道姓地要见吴老先生。先生那时正在后堂与两位知交品茶，见有客来访，便转出店堂来。

    那络腮胡子身材魁梧，满脸横肉，却是满脸堆笑：“吴老先生，久仰大名，在下有一件石头，想请先生看看，如果合适，还请先生收留。”

    这人脸生，外地口音，又带凶相，吴老先生有心想拒客。但看络腮胡子身后的两个壮汉呲牙咧嘴，肩上的铁扁担被压得半弯，扁担中挂的那件东西还用布盖着，显见是块大石头。店里好久没收过这么大块的石头，而且看这架势，络腮胡子对这石头又分外珍爱，吴老先生不禁起了好奇之心，说：“先看看东西再说吧。”

    络腮胡子却是左顾右盼，显得有些为难。吴老先生忙将他们让进后堂，并满怀歉意地打发了两位知交。络腮胡子这才示意那两个壮汉将石头小心翼翼地放下，然后挥手让他们出去。待后堂只剩下两个人后，络腮胡子抢前一步，将布轻轻撩开，一边撩，一边紧张地观察着吴老先生的神色。

    只见先生先是大张着眼睛期待地看着，待整块布揭开之后，先生脸上微露惊讶之色，紧接着就是拈着胡须，颔首微笑。

    络腮胡子心里不禁一喜，急问：“先生，这石头……”

    吴老先生脸色一正，说：“还是我先来问你吧。你是否外地人？”

    络腮胡子点头不迭：“正是，在下昨夜才来到贵城。”

    吴老先生又问：“是否以前从未玩过石头？”

    络腮胡子继续点头：“先生真神人了。”

    吴老先生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了：“你是否才刚刚听说陆太守离任？并且不相信陆太守当真是清官？”

    络腮胡子满脸喜色顷刻消失，惊讶与惶恐，还有几分恼羞成怒，但他还是极力按捺着：“吴老先生果然料事如神！但不知此话怎讲？”

    吴老先生淡淡一笑：“这种石头在我们郁林郡随处可见，普通得很。但你手上这件，三天前就轰动了整个郁林郡，百姓们都称之为‘廉石’。论价格不值几文钱，论价值却也算无价之宝。我劝你还是尽早物归原主吧。”

    络腮胡子悻悻离去，却把那块石头弃在店中。吴老先生上街去请了两个壮汉，又请了马车，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将石头运至郁州码头。

    果然，有艘小船正静静地停泊在一个僻静处。吴老先生上船，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迎了出来，那便是刚离任的郁州太守陆绩。陆绩虽不好玩石，但平日喜到市井走动，对吴老先生这位赏石奇才早有耳闻。当下吴老先生命人将石头抬上船。

    吴老先生说：“太守受惊了。”陆绩哈哈一笑：“吴老先生果然眼光犀利，竟然一眼认出这件石头就是我船上的。”吴老先生说：“太守过奖。三天前，太守离任，因行李物品过轻，船工恐遇狂风急流会出事，太守叫人上岸搬来此石压舱。此事郁林城里无人不知，此石亦被我等尊为‘廉石’，在下怎敢轻易忘却？”

    陆绩叹息：“本来三天前就该起程，刚行了数里水路，贱内忽染小疾，所以又转了回来。不想昨晚来了一帮汉子，硬说我刚离任，定然搜刮了很多财物，上来翻抄了一番，一无所获，竟以为我这块石头是什么稀世珍宝，硬是抢了去。”

    吴老先生说：“这帮汉子想是从外地流窜至本城的，听市井传言太守携石上船，便以为是稀世珍宝，真是有眼无珠。若是郁林本地人，太守如此廉洁公正，端的是谁人不知？”

    二人相视而笑。

    是日午时，陆太守的小船悄悄离开郁林郡。这“廉石”被抢的故事，也迅速在市井中流传开来。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1年12期）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红高粱

莫言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冷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人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杂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腿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

    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节选自《红高粱家族》，略有改动）

万年青

冯骥

才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拿它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而且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子，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嘴上的东西才信不过呢。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日常生活，别看事都不大，可是考量着人品。

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日出到日落，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无论什么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这规矩是老蔡家自己立的，也是立给自己的，自己说了就得做到。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

这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打招呼。

一天，老蔡的堂兄砸断了腿，他必须要去一趟，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当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回来。他老婆是女人家，怵头外边打头碰脸的事。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堂念书，叫金子美，现在放暑假，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便待在学堂没走，不如请来帮忙。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坦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便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是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

金子美笑道：“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把万年青放心地交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刚天亮就赶到万年青，一切遵从老蔡的交代。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铺子里，没出半点偏差。他一天三顿都在店里吃自带的干粮。一连三天，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了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放暑假了，学堂没几个人，就来拉他。金子美说店主交代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他见金子美还在犹豫，便说：“你关了一会儿门怕什么，他也不会知道。”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门，随着学友跑到大营门外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见到怎么照相，并陪着洋人去到学堂的大门口、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一通拍照，还和几位学友充当各种角色。大家干得高兴，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城西。他走到街口，面对着关着门黑乎乎的店铺，一时竟没认出来。待走近了，认出这闭门的小店就是万年青，心里有点愧疚。他辜负了老蔡。由于一整天没开门，一个铜钱的收入也没有，这不亏了人家老蔡了吗？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样一来，便觉得心安了。

再过一天，老蔡回来了，金子美向他报了太平，然后拿出账目和钱匣子，钱货两清。老蔡原先还有些莫名的担心，这一听一看，咧开满是胡茬的嘴巴笑了，给子美付了工酬。子美说：“这么多钱都够回家一趟了。”

这事便结了。可是还没结。

一天，金子美忽接到老蔡的信儿，约他去万年青。老蔡弄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的事，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都上了头。老蔡说：“我真的挺喜欢你。像你这种实诚人，打灯都没法找。”

子美为了表示自己人好，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他认为老蔡会更觉得他好。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地看着他。好像他把老蔡的铺子一把火烧了。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不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我神情不对。你坑了我，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走！”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他慌忙退身出来。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有点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一年后，老蔡得了病，治不好，躺在家里开不了店，杂货铺常常上着门板，万年青不像先前了！过了年，儿子把他接到北京治病，老伴也跟着去了，居然再没回来。铺子里的东西渐渐折腾出去了，小砖房空了，闲置一久，屋顶生满野草，像个野庙荒屋。那块“万年青”的店牌早不知什么时候没了。再过多半年，老蔡的儿子又回来一趟，把这小屋盘了出去，小屋的新主人开一个早点铺，炸油条，烙白面饼，做大碗豆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就像江山社稷改朝换代，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