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被过于功利化了

向楠

    ①学以致用，这个原本在大多数人看来毫无问题的观念，最近遭遇不少人挑战。有人指出，我们当前的学以致用观过于功利化，“有没有用”几乎成了衡量学问好坏的标准，使当前缺少真学问与真学术。

    ②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130人进行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72.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学以致用观比较流行；73.5%的人认为学以致用被过于功利化了。受访者中，“80后”占39.3%，“70后”占35.5%。

    ③调查中，受访者对于学以致用观的利弊莫衷一是：29.5%的人认为利大于弊，15.5%的人感觉弊大于利，33.7%的人觉得利弊相当，还有21.3%的人觉得“不好说”。

    ④今年4月，由20名大陆大学生组成的“西安世园使者团”前往台北市参加“花博会”交流活动。广州媒体人丁晓洁也随团参加此次活动。在台湾大学访问交流时，丁晓洁发现，台大近50个系中，竟有15个系与农学、动物学有关，比如农艺学系、园艺与景观学系、兽医学系、昆虫学系等等。

    ⑤“台大生命科学院植物标本馆的一名教师告诉我，与大陆年轻人不同，很多台湾年轻人对动植物研究兴趣浓厚，台大农学、动物学等相关专业报考热度非常高，甚至超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更好的经济、金融等专业。学生完全是出于兴趣和爱好报考。在他们看来，‘学以致趣’比‘学以致用’更有价值。”丁晓洁说。

    ⑥不过，一名民意中国网网友认为，学以致用观流行不但不会带来危害，反而适应当前社会实际需求。现在是知识大爆炸时代，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只能去学习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如果不以“用”作为指导，只会浪费时间，无益于自身发展。

    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曾指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学以致用观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讲，它培养国人积极向上的参与观念，赋予国人较多的务实精神；从消极方面来讲，功利性地以“用”为目的，使学术脱离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应有轨道。同时，这种观念容易使一切智力活动止步于以实用为特征的技术发明，很少进行形而上的学理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只以实用技术为追求目标是短视的，想要在根本层面上经世救国，需要把精神层面的改造也作为追求的目标。

    ⑧为何学以致用观越来越流行？调查中，68.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社会功利化的必然结果；59.1%的人觉得是由于“社会人心浮躁，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长远思考”。此外，52.4%的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历来重视实用性思维；51.7%的人感觉是由于“学以致用”能给人带来短期、实际的利益；34.1%的人指出，这是受到强调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影响。

    ⑨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赵毅衡分析，学以致用观流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与“经世致用”，这是学以致用观的直接源头；其次，近代以来，随着国人逐渐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整个社会将关注焦点放在如何尽快把知识用于发展生产力上，“实用”成了学术发展最主要的目的，兴趣、好奇心等其他学习目的受到压制。

    ⑩在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研究生谢潇看来，功利化的学以致用观导致当前学术急功近利，很多研究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缺少前瞻性思维。即便偶尔有新观点，也经常会被批评为“不切实际”。“历史上许多重大科学突破最开始都源于天马行空的‘空想’，‘学以致用’不过是附属品，‘学以致知’才是学术根本。”

    ⑪“现在应该适时改变过于功利化的学以致用观了。”赵毅衡建议鼓励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以兴趣、好奇心为指导进行学习。在应用性并不强的理论性课题申请中，不要总逼迫研究者写出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不论是论文数量还是研究者数量，中国学界都非常多。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追求学术研究的质量，打造创新型人才。我们应允许甚至鼓励一部分人挣脱学以致用观的束缚，做一些‘无用’的思考。”

    ⑫调查中，55.7%的人表示很支持赵毅衡教授的上述建议。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17日，有删改）

材料一：

移动支付，是指交易双方为了某种货物或者服务，使用移动终端设备为载体，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实现的商业交易。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领域快速发展，多元化的新兴支付工具方便了百姓生活，也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

《移动支付安全与实践》一书披露了一组数据——2017年，移动支付业务规模延续高增长态势，全年国内银行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375.52亿笔，金额为202.9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06%和28.80%；非银行支付机构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2392.62亿笔，金额为105.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6.53%和106.06%。此外，市场主体积极打造移动支付生态圈，推动业务量加速向移动端迁移；NFC，HCE，生物识别等新技术与移动支付应用融合，继续提升了移动支付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便捷性。

《2017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扌艮告》显示，2017年，98.1%的用户表示最常在生活类场景使用移动支付；其次为票务类，如购买电影票、演出票等，占比为80.6%；酒店、机票等商旅方面的支出排名第三，占比为68.9%；公共事业类缴费排名第四，占比为61.5%；通过移动支付在娱乐业务下载场景和投资理财场景进行支付的用户，分别占比为55.2%和40.2%。以上应用场景下的移动支付使用多数较2016年有显著提升。

（摘自《移动支付：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更好平衡》，《金融时报》2018年6月7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注：2017E指到2017年年底，其余同）

材料三：

从业务流程上来讲，我国的移动支付在实现过程中要包含至少四个当事方：用户、商家、发行方及收款方。相比于传统的付款方式而言，整个的交易过程完全是基于移动的网络来进行的。因此，对于移动支付来说，网络的提供商成为了主要的当事方，贯穿于整个的移动支付的过程中。发行方则是通过银行的账户为用户提供支付的能力，金融机构通常为主要的发行方；收款方则是依据具体的支付的平台不同而不同，可以是商家、第三方的移动支付的服务商等。

    由于移动支付结合了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技术、金融行业相关技术等，具有明显的跨行业的技术特点，因此目前行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拥有自有电商平台的在线支付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的趋势下，逐步将在线支付的优势、产品形态以及用户平移至移动端，由于技术成熟且不需要改造终端，因此短期内即可产生联动效应，获取先发优势。但长期来看，移动互联网支付排他性较弱，支付企业还需更好结合线上与线下市场，不断创新商业模式。

（节选自《中国移动支付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材料四：

    对于用户来说，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的因素尤为重要，不安全的移动支付难以吸引用户加入。移动支付的安全水平与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必须足够的匹配，移动支付必须采用交易级的安全的加密机制。交易级的安全加密必须是有效的和高标准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只有感觉到足够的安全才会去使用移动支付，消费者需要清晰地看到支付结果从而避免变成欺诈的牺牲品。

    安全性的问题一直是用户非常关心的问题，用户是否使用移动支付，安全因素的考虑占到很大的比重。安全性问题现在不仅是实际操作中密码管理、通信安全的实际性安全，更是心理上的安全性顾虑。曾有调查显示，低于15%的人完全地相信移动支付，而65%的人对移动网络发送自己的银行信息十分的反感。可见移动支付要想成功，除了要解决实际的安全性问题，还要打消用户心理安全性顾虑的问题。

（来源同材料三）

    材料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们身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部署、持续推进。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被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点工作。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要坚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二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三要坚持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坚持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突出解决好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四要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健康科技创新，建设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扩大健康国际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8年10月13日刊文）

    材料二：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亚健康状态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状态。虽然仪器不会检测出病症，但人体却会有各种不适感，这与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所承受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以及普遍拥有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现代社会亚健康群体增多，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等问题日趋泛滥。

    随着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隐患日益严重，一种富有全局性的健康理念——“大健康”应运而生。它倡导人们从透支健康、对抗疾病的方式过渡到呵护健康、预防疾病的新健康模式，树立正确的健康消费观念，接收科学的健康指导，让人们“生得优、活得长、不得病、少得病、病得晚、提高生命质量、走得安”。“大健康”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追求精神上以及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健康。当今医学界，单因单病的生物医学传统模式逐渐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大健康模式转变。大健康模式研究的不是病因，而是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其核心是通过个人健康管理，科学地排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健康的目的。

    （摘编自《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材料三：

    2013—201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保健品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

    材料四：

    巨大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利润导致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从鸿茅药酒到权健事件，暴露出的是整个保健品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不少保健品生产企业打着“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旗号，制假售假，甚至把产品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诱导消费者上当。一些保健品在销售过程中，与消费者大套近乎、嘘寒问暖，“专家免费会诊”“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套路重重……种种乱象，坑害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必须加速完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专项条例及配套实施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加强保健品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要建立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明晰相关部门审批、监督和处罚职责，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出现问题，要露头就打、一查到底，坚决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取缔违规企业；同时进行警示教育，要让公众客观认识保健品的“疗效”，以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正确的消费引导。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1月10日）

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栏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材料一：

“知人论世”源出《孟子》中的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浓缩为“知人论世”。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必须知晓他所处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

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家都把“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晋人刘琨的作品时说：“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罹逄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作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

“知人论世”常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历史学者朱成甲写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朱先生这样研究李大钊，无疑比只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李新、刘桂生两位史学名家评价朱成甲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时说：“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句话是对“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极好说明。

（选自李乔《也谈“知人论世”》，有删改）

材料二：

孟子所谓“知人论世”，本义是指“交友之道”。后经文论家的发展，成为一种理解文本必须先了解作者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论文方法。

“知人论世”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传统诗歌鉴赏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分析理解和评价诗歌，必须将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遭际等与作品联系起来。清人黄子云认为，在吟咏之时，应先揣知作者当时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窗冥恍惚之间。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提出，不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不可妄论古人的文辞，知其世，而不知古人的身处，也不可以遽论其文。王国维也认为，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人间词话》）。由此看来，在教学古代诗歌的过程中，必要的背景介绍不可少。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师要通过持续的背景介绍，帮助学生建构文学史的框架，这样学生就会在文学常识积累中逐渐拥有高瞻远瞩、触类旁通的文学鉴赏智慧和能力。

鲁迅在评论陶渊明时曾说，陶渊明固然写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寄兴田园的篇章，却也写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愤世嫉俗的悲壮之歌；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朱熹也曾评论说，陶渊明的诗，众人皆说是平淡，据我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易察觉，露出其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又如何写得出这样的诗句？由此看来，没有对作者及其时代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是任意取舍，必定会影响到对其诗作的理解。

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表面写一位新嫁娘精心打扮自己等待天亮见公婆时的忐忑不安，而本意却是委婉试探自己的诗作合不合主考大人的评判标准。张籍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巧妙的回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不了解诗人这些进献，酬和文字背后的交往。就无法理解作诗的本意。

“知人论世”对古诗文教学和文学作品鉴赏，对更深刻、更透彻地全面了解作家的创作本意和思想情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选自王美智《例谈“知人论世”与古代诗歌鉴赏》，有删改）

材料三：

文本的创造虽然脱胎于某种事件、特定社会环境，但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它就有了独立性，就有了普遍意义，加上阅读者、理解者的多元性及其自由发挥的特性，人们不一定关切作者是谁，不一定关切它产生的时代。这就是文本所蕴含的理想性，或者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这对读者是有价值的，但这与作者是不是“如此”没有什么关联。由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意义一旦创作之后，与创作者便是若即若离的，其即其离取决于研究者对文本的需求。如果研究者仅仅是满足艺术上的需求、满足某种共同的意义需求，那就是“离”；如果研究者想对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文本的来源和特点等作深入的研究，想对作者创作这种文本的缘由进行探索。那就是“即”。在前一种情况，文本是独立的存在，文本并不必然与创作者一致。因此，文本的阅读与解释，与“知人”“论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文本的价值与影响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关于作者主体信息的情境下产生。司马迁说读到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的为人。他根据文本去想象作者，没有人怀疑其想象的可靠性。而这种想象之所以存在、可靠，是因为它的“公式性”，即对每个作者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去想象他，但那不属于“身处”和“时世”了，而属于观念的逻辑，属于人文的理想，属于公共精神的需求。如此我们进一步说，文本的研究与理解，如果限定在“世”的范围，无疑有其解释学意义，而且是“知其所以然”；但只有跳出“世”的窠臼，我们才能“知其所以不然”。在解释文本实践中。离开“知人”和“论世”，并不是离经背道、毫无收效的行为，尤其不是缺乏创造的行为。

（选自李承贵《“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有删改）

材料一：

冰冻圈气候学是研究冰冻圈与大气圈的相互作用、影响及其反馈，并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科学，是一门以冰冻圈科学和气候学为主，又涉及多个其他学科的交叉科学。冰冻圈和大气圈的互馈作用和物理机制是冰冻圈气候学的重点。

冰冻圈在气候及大气环流形成与变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空间上，冰冻圈在全球、区域和局地尺度上会影响到气候；在时间上、冰冻圈在季节、年、多年及长时间尺度上影响着气候的变化。

冰冻圈对亚洲季风形成与异常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青藏高原积雪和北极海冰。通过积雪的水文效应和反照率效应，冬春季节青藏高原和欧亚大陆积雪异常可以影响到后期夏季中国降水的年际变化。在年代际尺度上，过去50 年青藏高原冬春季积雪呈现出增加趋势，从而引起高原上空对流层温度降低及亚洲-太平洋涛动负位相特征，使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南，于是中国东部雨带主要停滞在南方，导致东部地区出现南涝北早。

北极是冬季冷空气的源地，北极海冰由于其阻隔了海-气之间的热量交换，以及通过反照率反馈机制对北极和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区的冷空气活动有重要调制作用，进而影响东亚地区的寒潮和冬季风。

冰冻圈-大气困相互作用主要通过冰冻圈-反照率反馈机制、能量平衡和水的相变过程来体现。冰冻圈-反照率反馈机制是高纬度地区最重要的正反馈过程。在这个反馈过程中，近地表气温的升高将导致高反照率的雪或海冰的面积减少，暴露出较低反照率的地面或未冻结的海洋。因此，更多的太阳辐射可以被地面和海洋所吸收，从而导致雪或海冰的进一步融化。冰冻圈-反照率反馈机制也可以反向发生作用。即放大区域的冷却。

在能量平衡方面，极区是大气热机中的两个汇区，全年都有热量通量通过海洋和大气向极区输送。在冬季，向极地的大气热量通量输送为最大，此时高纬度地区的净辐射亏损很大，并且在极地和热带之间的温差最大。在夏季，赤道到极点的温差大幅减小，因此向极地的热量通量输送较小。南半球的平均洋流和大气环流与北半球相比较，其纬向分布特征更明显。在南半球，从赤道到极点的温差比北半球对应的温差要大 40%，因此形成更强的中纬度西风带。

冰冻图水相变化也对大气圈产生显著影响。冰川融化热和水的汽化热分别是同体积液态水升高1℃所需热量的80倍和539倍， 因而冰冻圈在地表热量平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冰雪表面常出现逆温现象，冰雪表面水汽压的铅直梯度亦往往比低空空气层还低。于是，空气反而要向冰雪表面输送热量和水分（水汽在冰雪表面凝华）。在春季无风的天气下，冰雪融化地区的气温往往比附近无冰雪覆盖区低数十摄氏度。

（摘编自罗勇、秦大河等《方兴未艾的冰冻圈科学分支学科——冰冻圈气候学》）

材料二：    

从冰川变化的气候驱动机制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青藏高原冰川变化区域特征差异明显，气温和降水的变化是驱动冰川变化的主要原因，夏季气温和年降雪量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山地冰川的进退，二者共同决定冰川物质支出和收入，从而决定冰川的物质平衡状况。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由于年均正积温高、负积温低、液态降水占比大且近年来降雪量占总降水量的比例大幅下降，冰川面积相对萎缩速率大、冰川消失和分裂冰川占比高，而且由于冰川数量多且平均规模较大，该区域冰川物质绝对损失量最大；相反，青藏高原腹地和西北部冰川面积相对萎缩速率和物质绝对损失量均偏低，消失冰川和分裂冰川数量少，前进冰川数量众多，可主要归国于该地区年均正积温低、负积温商，冰川区主要以降雪为主且近几十年来降雪趋势增加。位得注意的是，人类影响导致气候变暖可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冰川融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总体而言，青藏高原地区降水量增加带来的冰川积累量的增加不足以抵消因温度升高而增加的消融量，升温仍是造成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冰川物质亏损加造的直接原因。

从积雪变化的气候驱动机制来看，降雪是积雪的主要物质来源，其消融除了受幅射影响而升华外，对温度尤其敏感。一般认为，积雪面积与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之间均呈负相关，即气湿升高会引起积雪面积的减少。其中，青藏高原积雪面积变化对最高气温更为敏感，线性相关程度最高，其主要原因是雪季高原气温较低，最低气温出现在夜晚，对积雪消融的贡献小，而最高气湿出现在白天，太阳辐射强烈，升温迅速，对积雪消融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在青藏商原冬春多雪年，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夏季气温比常年低，而南方地区夏季气温比常年偏高，少雪年则相反。在多雪年，副热带高气压带位置在长江中下游至华南一带，向西延仲范围大，因而这一地区夏季气混偏高，西南地区积雪深度、积雪日数均与气温呈较强负相关。此外，由于青藏高原升温具有海拔依赖性，高原中部升温受海拔影响更显著，使得积雪减少得更多，但积雪本身的变化趋势是否具有海拔依赖性尚存较大争议。

（摘编自周乘容、袁佳双等《青藏高原气候与冰冻圈变化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