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

    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②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恢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③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的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④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日、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竖立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⑤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节俗活动。

    ⑥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我们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段地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平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己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瞩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 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现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C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百合花》在爱的精神上与《红楼梦》是相通的，茹志鹃用古典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故事。独石成峰的《百合花》既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一个庄严的致敬。

《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就是直接“摆事实”，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话语，通过人物自己的行为，来显示他们性格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作为一种人物心理活动的直观的“事实”，更是有助于小说家用来塑造人物。《百合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事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

象征既是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和观念的世界。正像《红楼梦》通过花草树木来彰显人物的性格，来暗示人物的境遇和命运一样，茹志娟也通过对大量自然物象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美好的内心世界。当然最具核心意义的象征意象还是百合花。百合花是充满温馨感的幸福之花，而在《百合花》中，“百合花”至少可以被解读出两个层面的象征意义：一个是对勇敢的牺牲者深情的赞美，一个是对纯洁而惋伤的母性之爱的表达。这个象征甚至还隐含着这样一个意义层面：一个稚气未脱的战士，尚未体验过爱情的欢乐，就被战争夺去了生命，死得太可惜了。我们有太多的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文学叙事，但却往往过于“宏大”，过于空洞，甚至过于冷漠。所以，在茹志娟这里，这种由“百合花”象征着的充满母性之爱的伟大情感，就令人特别感动。

《百合花》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就是赞美人们之间淳朴的感情，尤其是表现那种纯洁而美好的“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里，“我”对通讯员是爱着的，新媳妇对这个孩子似的战士也是爱着的。这里既有两位女性对于通讯员基于母性意识的疼爱，也有模模糊糊的异性之间的纯洁的喜爱——只是后者像火花一样，刚刚问现，就熄灭了；然而，也正因为稍纵即逝，它越发显得美好、宝贵。这种羞涩而敛抑的爱的情感，乃是《红楼梦》中描写得最成功也最感人的一种情感。可以说，正是《红楼梦》教会了茹志鹃洞察和描写这种纯洁的爱。“为什么要有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说，原因是我要写一个处于爱情的幸福旋涡中的美神，来比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没有爱情的爱情、母性之爱，这不正是《红楼梦》里许多人物之间最美好、最纯洁的“爱情”的特点吗？不正是茹志鹃对《红楼梦》所表现的生活情调的认同吗？

（摘编自李建军《〈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彼此天天见面，社会学上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A】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熟悉的人不必通名报姓，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足够“报名”。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起因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B】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可以面对面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文字所能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苛求文法，因为有很多辅助表情可以补充传达情意。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误会，所以不好。可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所以，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它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能够彼此直接接触的乡土社会，为什么舍弃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也须使对方明白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因此，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没有这种经验便不会懂。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殊语言”，其实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C】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熟人中的眉目传情“指石相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文字发生在人和人传情达意时受到了时空阻隔的情境里。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富于学习能力。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必须依靠时间中的桥梁——记忆来打破个人今昔之隔。人的学习有一个象征体系在帮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要用词来表现，于是靠着词，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如果“词”的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在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可以看得到的符号，就是字。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我想说明的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

乡土社会的生活很安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外在的象征，通过联想来帮助记忆。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乡下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

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因此，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文字的发生另有它的背景。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