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嚣

赵长天

    风，像浪一样，梗着头向钢架房冲撞。钢架房，便发疟疾般地一阵阵战栗、摇晃，像是随时都要散架。

    渴！难忍难挨的渴，使人的思想退化得十分简单、十分原始。欲望，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水!只要有一杯水，哪怕半杯，不，一口也好哇!

    空气失去了气体的性质，像液体，厚重而凝滞。粉尘，被风化成的极细小的砂粒，从昏天黑地的旷野钻入小屋，在人的五脏六腑间自由巡游。它无情地和人体争夺着仅有的一点水分。

    他躺着，喉头有梗阻感，他怀疑粉尘已经在食道结成硬块，会不会引起别的疾病，比如矽肺？但他、懒得想下去。疾病的威胁，似乎已退得十分遥远。

    他闭上眼，调整头部姿势，让左耳朵不受任何阻碍，他左耳听力比右耳强。

    风声，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他仍然充满希望地倾听。

    基地首长一定牵挂着这支小试验队，但无能为力，这隔一百公里，运水车不能出动，直升机无法起飞，在狂虐的大自然面前，人暂时还只能居于屈辱的地位。

    他不想再费劲去听了。目前最明智的，也许就是进入半昏迷状态，减少消耗，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于是，这间屋子，便沉入无生命状态……

    忽然，处于混沌状态的他，像被雷电击中，浑身一震。一种声音!他转过头，他相信左耳的听觉，没错，滤去风声、沙声、钢架呻吟声、铁皮震颤声，还有一种虽然微弱，却执着，并带节奏的敲击声。 有人敲门! 他喊起来。

    遭雷击了，都遭雷击了，一个个全从床上跳起，跌跌撞撞，竟全扑到门口。

    真真切切，有人敲门。谁？当然不可能是运水车，运水车会揿喇叭。微弱的敲门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不是来救他们的天神，而是需要他们援救的弱者。

    人的生命力，也许是最尖端的科研项目，远比上天的导弹玄秘。如果破门而入的是一队救援大军，屋里这几个人准兴奋得瘫倒在地。而此刻，个个都象喝足了人参汤。

     “桌子上有资料没有？，当心被风卷出去！”

     “门别开得太大!”

     “找根棍子撑住!”

    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摆好了下死力的姿势。

    他朝后看看。 “开啦! ”撤掉顶门柱，他慢慢移动门闩。

    门吱吱叫着，痛苦地撤离自己的岗位。当门终于脱离了眼，那门，便呼地弹开来，紧接着，从门外滚进灰扑扑一团什么东西和打得脸生疼的砂砾石块，屋里刹时一片混乱，像回到神话中的史前状态。

     “快，关门！”他喊，却喊不出声，但不用喊，谁都调动了每个细胞的力量。

    门终于关上了，一伙人，都顺门板滑到地上，瘫成一堆稀泥。

    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想动，直到桌上亮起一盏暗淡的马灯，大家才记起滚进来的那团灰扑扑的东西。

    是个人，马灯就是这人点亮的，穿着战袍，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蒙语，他知道别人听不懂，所以不多说，便动手解皮口袋。

    西瓜！从皮口袋里滚出来，竟是大西瓜！绿生生，油津津，像是刚从藤上摘下，有一只还带着一片叶儿呢！

    戈壁滩有好西瓜，西瓜能一直吃到冬天，还不稀罕，稀罕的是现在，当一口水都成了奢饰品的时候，谁还敢想西瓜！

    蒙古族同胞利索地剖开西瓜，红红的枝叶，顺着刀把滴滴答答淌，馋人极了！

    应该是平生吃过的最甜最美的西瓜，但谁也说不出味来，谁都不知道，那几块西瓜是怎么落进肚子里去的。

    至于送西瓜人是怎么冲破风沙，奇迹般的来到这里，最终也没弄清，因为谁也听不懂蒙语，只好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秘，永久地留在记忆里。（有删改）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我家搬到北京陶然亭南，附近马路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卖些油盐酱醋，同时兼管每天牛奶的发送。

    母亲那一阵子大病初愈，我给她订了一袋牛奶。由于每天到那里取奶，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其中一位很年轻，刚来不久。她面容清秀，长得纤弱，快言快语。熟了之后，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了。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想明年接着考。她又听说我爱看书，还写点儿东西在报刊上发表，就对我另眼相看。

    那时候，买麻酱要证，买香油要票，带鱼则只有过春节才有。打香油的时候，都得用一个老式的长把儿小吊勺作为量器，盛满之后，通过漏斗倒进瓶里，手稍微抖喽一下，就会使盛进瓶里的香油的分量大不相同。每次我去打香油，她都会满满打上来，动作麻利；每次我去买带鱼，她 会把早挑好的宽一些的带鱼，从台子底下拿给我，我感受到她的一番好意。

    除了书和杂志，我无以相报。好在她爱看书，我就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她曾经悄悄地对我说她不喜欢待在这么个小铺里卖一辈子香油、麻酱和带鱼，告诉我想复读，明年重新参加高考。

    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她参加了高考，没考上。第二年又去高考，结果差的分比前一年还多。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

    我读大学期间，很少回家，和她见面少了，几乎断了音信。六年过后，正是文学复兴的时期，我家有很多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当当，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她正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我把杂志给了她，说：家里还有好多，你这样子不方便到我家去拿，待会儿我给你送来！她一摆手说：那哪儿行啊！那显得我的心多不诚呀！便跟着我回家抱回好多本杂志，我只好帮她提 着一大摞，护送她回到副食店，对她说：这么沉，你怎么拿回家？她说：一会儿打电话，让孩子他爸来帮我扛回家。这可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宝贝呀！说完，她咯咯又笑了起来。

    那天告别时，她挺着大肚子，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扬的枝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

    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陶然亭南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似乎比以前更漂亮了，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我是专门等您的，我在会议名单上看到您的名字，就一直等着这一天呢！我和您有三十多年没有见了。今晚，我得请您吃饭！我已经定好了房间！您可一定等着我呀！”她热情地说。

    晚餐丰盛又美味，边吃边谈，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在家里，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告别时，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芝麻粒那么大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那一带，二十多年前就都被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选自《光明日报》2018 年 11 月 30 日，有删改）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车。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了。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脚……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树干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搬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我家没有花盆，她抬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令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本文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盛开在屋顶的莲花

葛俊康

    听父亲说，奶奶生前喜欢种莲，并且还是种莲的高手。每年奶奶都要在家门前的河汊道里种上一大片的莲藕。奶奶种的莲，花开得最艳。每天早晨，奶奶总要站在莲花旁边，一脸慈祥地看着在河里划船的父亲。

    父亲十八岁那年，从爷爷手中接过船桨，成了村里唯一的摆渡艄公。父亲除了摆渡，没事时，就按奶奶的吩咐，帮人们运这运那，特别是洪水来的时候。

    父亲说，那年的洪水，来得特别突然，也来得特别猛。半夜里父亲听到奶奶的喊声，忙跑出门去看，洪水已经冲进了街道。

    父亲惊呆了，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奶奶喊：“赶紧叫醒大家搬到山上去。”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奶奶就和父亲分头边喊边敲人家的门。

    洪水越来越大，奔腾着，蹿进了院里。

    父亲回来后，马上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山坡上搬东西。这时，奶奶忽然想起了生产队堆放在河边晒场上的稻谷还没收拾，那可是全村人的口粮啊！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粮食显得特别珍贵，奶奶忙叫父亲去找他的船，然后到晒场去运粮食，还要他边跑边喊人。

    父亲赶到晒场，把船靠过去，闻讯赶来的青壮年一下就围了过来。几千斤稻谷少量已经装袋，大多还堆在地上，大家七手八脚，装袋的装袋，装船的装船，劲大的直接扛上麻袋往山坡上跑。洪水越来越大，父亲的心里挂念着奶奶，运完一船后，就直接把船划回了家里。

    这时，洪水已经淹没了柴楼。奶奶已被逼到了房顶上，看见父亲，忙问：“运完了吗？”父亲说：“还没！我想先把你送上山。”

    奶奶厉声对父亲说：“瞎胡闹，赶紧回去！运完了再来，我没事!”

    父亲望着奶奶，不敢吭声，只好又把船划了回去。

    晒场上的人们还在忙着，有人抱怨父亲咋现在才来，一袋袋稻谷装好，运到山坡前，卸下，背上山坡；返回，再装。洪水还在上涨，但平稳了些。

    马上就运完了，这是最后一船，看着那一麻袋一麻袋胀鼓鼓的稻谷，父亲开始动起了心思。那个年代，粮食是多么金贵啊！他看看左右没人，就把船停了下来，从船上找出一截绳子，把一袋稻谷拦腰捆好，绑在船舷外的挂钩上，麻袋浸在水中，只有一小节绳子露在外面，即使是白天，不仔细看也看不出，何况这闹洪水的三更半夜呢？

    船靠岸了，人们很快就把稻谷搬完了，父亲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才想起了奶奶，赶紧划着船往家赶。但由于一边吊着稻谷，船倾斜得厉害，走得也很慢。

    父亲回到家，洪水即将浸过房顶，但奶奶还静静地坐在屋顶上，像安详的观音。父亲赶紧跳上房顶去扶奶奶上船，这时船一下子倾斜得几乎要翻了。

    奶奶愣住了，问父亲：“船咋了？下面挂着啥东西？”

    洪水还在上涨，父亲没时间跟奶奶解释，催促她赶紧上船，但奶奶似乎猜出了七八分，盯着父亲不放。父亲只好说出了实情。

    奶奶立刻急了：“你咋能这么干？我刚才还寻思，经了这场大水，后季的庄稼眼看没了指望，全村人就指着这点粮食活命呢，这要是谁动了歪心眼，偷偷地往自己家里背，那咱村非有饿死的不可。没想到我儿子就这么干！”

    父亲惭愧得低头不语，只是一个劲地催奶奶上船。

    奶奶用严厉的口气说：“今天你不送回去，我就不走了！”

    说完，奶奶挣脱父亲的手，盘腿端端正正地坐在了屋顶上。

    父亲答应奶奶一定把粮食送回，要奶奶先上船，但生气的奶奶执意不肯：“你不送回粮食，我哪有脸见人？”父亲无奈，只好调转船头去送粮食。这时天已放亮，父亲回头看时，洪水顺着房檐流过，端坐的奶奶像一朵盛开在屋顶的圣洁的莲花。

    突然，轰隆一声，房架垮了，屋顶上的奶奶掉进了洪水里。父亲大喊一声，手忙脚乱地把船又划了回去。船边的稻谷浸了水，坠得船怎么也划不动。父亲赶到时，奶奶已不见了踪影。

    父亲哭喊着，不停地划，不停地寻找。

    洪水无情地涌动着，往下游狂奔而去……

    从此，奶奶那莲花般圣洁的形象，就一直开在了父亲的心里。

（有删改）

山村的墓碣

冯　至

德国和瑞士交界的一带是山谷和树林的世界，那里的居民多半是农民。虽然有铁路、有公路伸到他们的村庄里来，但是他们的视线还依然为些山岭所限制，不必提巴黎和柏林，就是他们附近的几个都市，和他们的距离也好像有几万里远。他们各自保持住自己的服装，自己的方言，自己的习俗，自己的建筑方式。山上的松林有时稀疏，有时浓密，走进去，往往是几天也走不完。林径上行人稀少，但对面若是走来一个人，没有不向你点头致意的，仿佛是熟识的一般。每逢路径拐弯处，总少不了一块方方的指路碑，东西南北，指给你一些新鲜而又朴实的地名。有一次，我正对着一块指路碑，踌躇着，不知应该往哪里走，在碑旁草丛中又见到另外一块方石，向前仔细一看，却是一座墓碣，上边刻着：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

走到这里就死了。

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

请给他作个祈祷。”

这四行简陋的诗句非常感动我，当时我真愿望我是一个基督徒，能够给这个不知名的死者作一次祈祷。但是我不能。小时候读过王阳明的瘗旅文，为了那死在瘴疠之乡，但既然同是过路人，便不自觉地起了无限的同情，觉得这个死者好像是自己的亲属，说得重一些，竟像是所有的行路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想到这里，这铭语中的后两行更语重情长了。

由于这块墓碣，我便发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兴趣：走路时总是常常注意路旁，会不会在这寂静的自然里再发现这一类的墓碣呢？人们说，事事不可强求，一强求，反而遇不到了。但有时也有偶然的机会，在你一个愿望因为不能达到而放弃了以后，使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在那些山村和山林里自然没有再遇到第二座这样的墓碣，可是在我离开了那里又回到一个繁华的城市时，一天我在一个旧书店里乱翻，不知不觉，有一个二寸长的小册子落到我的手里了。封面上写着“山村的墓碣”，打开一看，正是瑞士许多山村中的墓碣上的铭语，一个乡村牧师搜集的。

欧洲城市附近的墓园往往是很好的散步场所，那里有鲜花，有短树，墓碑上有美丽的石刻，人们尽量把死点缀得十分幽静；但墓铭多半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愿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息”一类的话。可是这小册子里所搜集的则迥然不同，里边到处流露出农人的朴实与幽默，他们看死的降临是无法抵制的。因此于无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写得潇洒而轻松。我很便宜地买到这本小册子，茶余饭罢，常常读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听了，没有一个不诧异地问：“这是真的吗？”但是每个铭语下边都注明采集的地名。我现在还记得几段，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着：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

还有一个小学教师的：

“我是一个乡村教员，

鞭打了一辈子学童。”

如今的人类正在大规模地死亡。在无数死者的坟墓前，有的刻上光荣的词句，有的被人们说是可鄙的死亡，有的无人理会。可是瑞士的山中仍旧保持着昔日的平静，我想，那里的农民们也许还在继续刻他们的别饶风趣的墓碣吧。有时我为了许多事，想到死的问题，在想得最严重时，很想再翻开那个小册子读一读，但它跟我许多心爱的书籍一样，沉埋在远远的北方的家乡……

1943年，写于昆明

走正门

王春迪

老街有句俗语：夏府的地，贺府的房，海府的银子用斗量。贺家发迹早，起初，海爷还是个小油贩子时，贺家就已经钟鸣鼎食，门阔院深，人称“贺半街”了。

然而，家有数座金山，不敌一个败子。后来，贺府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度日。 一 日，海爷 路过贺府门前，看到有个不肖子孙正在卖一只骨瘦如柴的看门狗，海爷不禁喟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昔日金玉满堂的贺府，如今只剩下一个金砖碧瓦做的空壳了。

贺府后来卖给了海爷。因为地势高，地段好，海爷用它做起了油行的门面。贺府后院有个百 步宽的天井，青砖铺就，四周景色幽静。还有几棵松柏，枝繁叶茂，傲然挺拔。如此花园，中间竟然高立着贺家的祠堂，迁又迁不走，拆又不能拆，看着让人堵得慌。

起初，每逢清明，贺家的子孙还三三两两地来祭祖。后来便不再有人来了。常有人跟海爷建议，这帮不肖子孙把老祖宗的家底.都给败光了，也没脸来了，干脆把那个祠堂拆了吧。

海爷却说，不可。

后院鸽子多，鸽子屎常落得到处都是，海爷吩咐下人，隔些日子把贺家的祠堂打扫干净。到了清明，贺家没人来，海爷还让人烧香点烛，更新一些被老鼠啃坏的牌位。

转眼几十个春秋，海爷已白发苍苍。 一 日，日过三竿， 一阵锣鼓开道，老街的百姓跟水一样 涌过去，随即，又像拍在岩石上一样分在两边，海爷隐约看到， 一个八人抬的轿子在人群中似水 浪般起伏。鸣锣十一响!这排场，惟京官才有!海爷微微闭着眼，低着头，垂着手，腰杆挺直地 跪在地上。身后的家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自言自语，求佛保佑，甚至有的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半边身子都斜了。

不一会儿，轿子停在了海爷府前，下来一个官人，下了轿，经过海爷时，像经过一个脚底下的石子儿，啥也没说，径直走进海爷的油行。身后，知府、知县以及各级官员都低着头鱼贯而入。

街坊们瞧这架势，心想，生意人恩怨多，海爷得罪人了。

海爷的几个儿子，嘴止不住地叨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呀。海爷静静地回过头，眼神一扫，大伙不敢言语了，同时腰杆也挺了起来。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官人从油行里走了出来，到海爷跟前将海爷扶了起来。海爷觉得此 人两手温软有力，微微抬头，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髯须飘逸，两肩圆厚， 一副贵人之相。 再看那官服，绣的是孔雀，顶带蓝宝石花翎。未等海爷说话，官人便说，本官乃贺家后人， 一别 数十年，如今故地重游，旧迹难辨，惟有当年祠堂，托您照料，仿如昨日。本官不胜感激，刚才 失礼，颇有得罪。说着，官人要弯腰拜谢，被海爷一把托住。海爷气定神闲地微微一笑，道，举手之劳，荣幸之至。随后，两人有说有笑， 一同走进了昔日的贺府。

当日，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伙都觉得，多亏海爷当初的仁义。倘若当初海爷一冲动把祠堂给拆了，保不准今儿个会出什么事情。

一 日，外面下着大雨，海爷闲来无事，把几个儿子儿媳妇叫到跟前喝茶，海爷若无其事地问他们，知道当初为啥我没拆贺家的祠堂吗？

小儿媳鬼精，抢嘴说，是老爷您仁义。

海爷笑笑，抿了一 口茶，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情景。海爷说，贺家 人搬走后的头几年，贺家还有不少后人来祭祖，其他人来的时候，都跟老鼠似的钻进钻出，拜祭时，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进进出出，都走侧门，怕遇到熟人。

唯有一年轻女人， 一手拎着篮子， 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清早最先来。娘儿俩大大方方地从正 门进来，进来后，先将祠堂里里外外擦洗一遍，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蒲团，让孩子端端 正正地跪拜。拜祭完，整理好衣裳，再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娘儿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的地方 还带着点补丁，却十分干净。这样的穿着，从富丽堂皇的大门进出，难免会被众人指点议论，但那娘儿俩，始终抬头挺胸，遇到认识的街坊，还让孩子有礼有节地问好。

海爷说，贺家有这样的娘俩，谁还敢拆他家的祠堂？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那天那个官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小儿媳没弄懂，嘀咕道，不就是没走侧门走正门吗？这有啥啊？

海爷听罢，长叹一声，背着手，回屋去了。

选自2015《小小说月刊》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