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初冬的一个早晨，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裹着灰色呢子大衣，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车轮子不时滚过枯黄的落叶，一路把他从北边的宿舍楼，带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

    焊接馆里，“潘际銮”三个字高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居于一堆名字里最顶头的位置。不过，对很多普通公众来说，这个名字很陌生。与潘际銮相关的很多成就，已经被写进教科书。比如，中学生在地理课本里读到的秦山核电站，他是这项工程的焊接顾问。当我们乘坐着高铁，奔驰在铁轨上时，已和这位被誉为“高铁功臣”的老院士，产生微妙的关联。潘老先生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穿着厚棉袄，站在南京段的铁轨边上，在深夜里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这年，潘院士已经年过80岁了。

    不过，对这位“身陷”焊接领域50多年的专家而言，年龄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经“老”了的唯一指标。比他小好几轮的同事郑军说，“潘老师还很年轻呢”。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玩微信、看微博，家中电脑QQ“噔噔”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尽管已过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镜，轻松地翻查手机号码。他自由穿梭在铁块拼接起来的焊接机器人和墙角的缝隙间，俯下身随手拣起一块普通成年人掂得动的钢板。当然，他还能清晰地说出某个发动机焊接转子的转速、直径以及气压值。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他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时常念叨他的西南联大。2012年11月3日，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聚在一起。他们有的被家属挟着，还有的已经“糊里糊涂了”。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颤颤巍巍地站着，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他们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激动不已”。他环顾四周，看到眼泪顺着很多张布满沟壑的脸，往下淌着。

    20多岁时，在炮火声中从老家九江逃难到昆明的潘际銮，“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这个西南联大44级校友说，“那时候读书，纯粹求学问，不想功名和前途。”

    1980年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节选自陈璇《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中国青年报》2013年11月27日）

材料二：

    高中毕业时，云南省会考，我拿了全省第一，被西南联大录取。我父亲一直怀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机械系。西南联大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每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大概有三分之一，没有一个人能在联大随随便便就混到毕业文凭。当时的教室是土坯墙，屋顶仅盖一层铁皮，夏天像蒸笼，冬天寒风穿堂入室。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叮当当作响，老师得提高嗓门大声喊叫，才能压得过风声和雨声。

    1948年我本科毕业，1950年赴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从此选择了焊接领域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当时有人笑话我：“学焊接？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吗？”实际上，焊接是非常重要的。火箭、导弹、军舰、航母都是焊出来的，清华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是我负责的，建秦山核电站时，我也是顾问。

    我常说，这辈子我做事有两个驱动力，年轻时候父母很少过问我的学习，靠的是“兴趣”。后来是“成就感”，当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为国家建设解决了实际问题时，那才是最快乐的时刻。

（节选自《潘际銮自述》，《环球人物》2015年第22期）

材料三：

    潘际銮知道焊接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一定会在新中国的未来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1952年哈工大决定成立焊接专业，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创建了第一个焊接专业。1955年夏天，潘际銮返回清华，又在清华大学建立焊接教研组，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组主任，成为我国第二个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的建设者。60年代，他率领一支队伍，承担了由清华大学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历时3年终于成功完成了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为了解决反应堆中的燃料棒和控制棒焊接问题，他又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焊机。

    1987年至1991年，潘际銮在我国自行建设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时担任焊接顾问。

    潘际銮获得了很多荣誉，如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等。谈到这些荣誉，他说：“那只是奋斗的结果，绝不应是奋斗的目标！”他始终认为，只有当自己的创造发明获得成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时，才会享受到人生的真正幸福。

（节选自《把自己与祖国的发展“焊”在一起》，《哈尔滨工业大学校报》2014年4月4日）

材料一：

    网络电视通过宽带互联网以家用电视机（需配置机顶盒）或电脑显示器为显示终端，来传输包括电影、电视节目等在内的多媒体内容，用户使用时要使用微软等公司的在线视频播放软件来自主点播视频节目。网络电视可以为用户提供视频点播、直播、录播、数据广播、游戏等服务。

    网络电视是信息产业中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相结合的产物，代表着未来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三网逐步走向融合。网络电视一方面改变了互联网免费提供内容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传统的电视收看模式，带来了全新的观众收看电视节目的方式，观众的自主性大大提高，为广播电视节目的传输开辟了又一条新的渠道。

（摘自《中国网络电视发展现状分析》）

材料二：2008.12-2016.6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和使用率

【注】2008-2013年，网络视频用户规模都以14%以上速度稳步增长；2014年新增网民对网络视频的使用率在50%左右，网络视频对新增网民的拉动作用减弱；2015年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网络娱乐产业链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用户规模和增长率均大幅提升，2016年上半年网络视频用尸规模在高位基础上持续增长。

材料三：

    中国网络视频市场的营收版图中，虽然已经有了会员服务、付费点播、终端销售、游戏联运、版权分销等模式，但广告仍是最主要的盈利手段，虽然近年来广告收入占比比起最早的90%以上已经有了大幅下降，但基本仍然维持在70%左右。

    也正是因为如此，年初邀游推出可以快速跳过视频内容中的贴片广告，具有“马上看”功能的浏览器，此举立刻引发各主流视频网站的严重不满，警告信、律师函不断，优酷、土豆和搜狐视频甚至一度全面封杀遨游，屏蔽所有的遨游浏览器用户。

（摘编自《2014中国网络视听产业报告》）

材料四：

    网络电视的运营主要涉及中央广电机构、地方广电机构、电信运营商三个主体，但这些主体之间由于占有的资源、理念认识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要完全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还需要不断努力。

    现阶段，网络电视提供的业务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播、点播、时移、回放等基本视听类业务。二是在线教育、电子商务、金融资讯、电视购物等增值类业务。前者收取基本服务费用，后者通过用户订购收取部分费用。从收入构成来看，基本服务费占绝大部分，增值业务收入所占的比例极低。这一业务提供局面，难以集中体现网络电视在互动性和个性化两个方面的优势，不利于提高用户黏性。

    由于网络电视起步相对较晚，国内外相关标准尤其是非常重要的编解码标准都还不够统一。在国内，网络电视音视频编解码技术的选择就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标准的不明确、不统一，导致机顶盒等设备厂商很难形成规模效应，机顶盒成本较高。

（摘编自《我国网路电视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分析》）

材料五：

    网络电视业务的安全与传统电信业务不同，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即网络电视内容的安全、数字版权管理与承载网安全问题。国家相关监管机构只能在网络电视涉及的种种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后才允许大规模发展网络电视业务。

（摘编自《中国网络电视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

    材料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因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因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琉波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因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欺凌）

    青藏高原作为北极和南极之外的最大淡水储区，被称为“亚洲水塔”。科学家认为，由黑碳排放引起的大气升温和冰川加速消融，将影响亚洲区域的水资源安全，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研究员康世昌告诉记者，化石燃料污染已被全球重视，但对青藏高原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生物质燃烧比化石燃料排放的黑碳更多，发展新能源是一个更优选择。

    记者：黑碳是一种什么物质？它主要来源于哪里？

    康世昌：黑碳是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通过大气环流被带到青藏高原，在冰雪表面一层层富集，它有很强的吸光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冰川表面是暗色的。黑碳的累积加速了冰川融化。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黑碳主要来源于南亚国家。在这个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的黑碳比化石燃料更多。生物质包括秸秆、木柴、牛粪等等。

    记者：有人说，“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但如果不烧牛粪，当地居民是否能用煤来替代？另外，每年秋收季节来临，大范围的秸秆燃烧是否也是青藏高原的黑碳来源？

    康世昌：煤是化石燃料，用煤炭来替代是不可取的。“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这是错误的，没有考虑青藏高原的区域差异。青藏高原内陆人口稀少，大片地方是无人区，因燃烧牛粪而增加的黑碳排放非常有限，影响到青藏高原的黑碳，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境外，比如尼泊尔、印度等国。中国燃烧秸秆的地区主要在东部，青藏高原在中国西部，大气环流是由西向东，所以中国东部地区的秸秆燃烧对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影响不大。

    记者：减少生物质燃料的黑碳排放，有没有好办法？

    康世昌：一个办法是使用新型炉具，使生物质燃烧更充分，这样能减少黑碳的排放。我看到，有国际组织在帮助尼泊尔山区居民使用节能炉具。另外一个办法是使用新能源来替代，比如发展太阳能、风能。

    记者：减少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排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康世昌：大气污染物可以跨境传输，减少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气溶胶，需要跨境联合，国家政府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采取措施，环境外交可以发挥作用。

    记者：目前在黑碳排放的影响下青藏高原冰川退化程度如何？

    康世昌：青藏高原的冰川最近几十年来处于普遍退缩状态，高原边缘区域退缩较内陆地区剧烈，低海拔、面积较小的冰川退缩也较快。就像应对全球变暖一样，我们需要尽快采取减缓措施，减少温室气体和具有温室效应的气溶胶排放。

    （摘编自《中外对话》）

    资料链接：

    冰川可以储水，高峻山体可拦截水汽，冰川、冻土、积雪、湖泊、陆地生态体系可以调理河川径流。通过遥感和实测资料发现，1976年以来，藏东南冰川退缩幅度平均达到每年40米，有的甚至超出60米。

    “亚洲水塔”正朝着失衡失稳偏向发展。总体来看，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季风区水储量减少，北部、西部西风带水储量增进。同时，“水塔”固液布局失衡，液态水体储量的增进导致“水塔”布局失稳。

    近期水资源增进，让我们感受到青藏高原生态变好。但据猜测，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道径流的补给将到达最大值然后减少，因此久远看，将来水资源欠缺的隐藏风险在加剧，相应的灾难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摘编自《科技日报》）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华夏“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聚敛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釀、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盡》提到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非隐非仕，不农不商……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者、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诸如“良田百顷，不如薄艺在身”“技多不压身”等说法不胜枚举，工匠文化渐成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出于这种朴素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精益求精，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区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字眼，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和提升，他说:“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时其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阐述——“盖事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枯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此外，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