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日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在“2015中国教育国际化研讨会” 上透露，教育部正在推动我国高考成绩得到国外认可。

    据记者了解，我国已同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建立起高层人文交流机制，教育部希望通过这些平台进一步推进教育交流合作。

    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初具效力

    “我们最想做且开始启动的就是，推动我们的高考成绩让国外认可。”于继海在该论坛上说，这方面的工作已在进行中，但距离目标尚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这一动态旋即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因为高考成绩“走出去”，就意味着会对高中毕业生留学产生较大影响。记者为此第一时间了联系教育部国际司，希望就目前中国高考成绩获国外认可程度及教育部的后续举措进行深入采访，但截至发稿，采访申请未获回应。

    不过，据记者粗略统计，目前中国高考成绩在留学中的作用早已初具效力。

    5月初，美国旧金山大学校长菲茨杰拉德在北京宣布，中国高中生从2015年起可以凭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入学，无须再花时间准备托福、雅思等考试。

    更早前的2012年，澳大利亚名校悉尼大学宣布认可中国高考成绩，并公布了面向我国各省市学生的分数线，基本与各地本科一批次录取线持平。过线学生不需要再读预科，当然，除了高考成绩，学生还要具备语言成绩以及经济等其他条件。此外，中国高考成绩在申请许多国家的高校时都有用。

    “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

    “外国高校认可高考成绩，应该说这是国外高校对我国中等教育水平的认可和对高考可信度的认可。”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刘彦青说。

    事实上，全球各国之间互认高考成绩的情况并不多，因为教育体制不同，有的国家甚至没有统一高考。刘彦青介绍，我国高校招收留学生也不要求学生在本国的高考成绩，通常只是要求提供在本国高中的学习成绩，然后通过入学考试或者试读等方式选拔。目前清华、北大等高校采用入学考试制度，北交大采取试读制度，试读一年修不够学分的学生会被劝退。

    刘彦青说：“不要求国际学生的高考成绩，主要是我们不了解他们的高考体系，也不了解他们的成绩后面说明的东西。比如我们招收60个学生，可能来自30个国家，没办法了解这30个国家的高考。”

    “来我国留学的生源目前还没法和美国等国家相比，我们出去留学的生源相对来讲非常庞大，比如澳洲，留学市场在其GDP中占很大比重，它要吸引更多中国留学生，同时要保证生源质量。所以参考我们的高考是很好的选择。”刘彦青说。

    让更多海外高校“认识”高考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认为，推动高考成绩“走出去”很重要。

    “实际上我国的高考非常严格，难度很大。成绩基本对应着每个学生的实际水平。但是国外对我国高考的了解不多。我国的学生留学主要去往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多数依据托福、雅思、SAT等语言考试来选拔学生。

    “现在，国外高校越来越多地知道中国高考，我们这种严格组织的、上千万人同时参加的大规模考试让他们很惊讶，他们无法忽视高考的水平和效果。高考对数理化等学科的考查水平完全不亚于外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是语言考试没有的。”刘海峰说。

    菲茨杰拉德也说：“对于中国学生而言，高考能测试出学生是否精通一个指定的整体知识体系，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刻苦学习并坚持到底的品质。”这意味着高考的质量评价正在得到国外高校的认可。

    但也有人指出，需要现性、正确地看待这种认可。因为和我国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的录取依据不同，国外高校普遍实行自主招生，入学评价的依据各不相同。即使认可高考成绩，也不会直接按照高考成绩录取，但是不可否认，这有助于中国高考的健康发展。

    “早前我们重视国外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的认可，所做的推动也比较多，也就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出口处推动比较多，现在相当多的国家认可我们的本科、研究生学历，中国的本科生可以直接申请读国外学校的研究生。但是高等教育的入口处推动工作做得不够，加强这一方面很有必要。高考的一个巨大的功能是，以考促学，国外高校越来越认可高考成绩，意味着对我国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质量越来越认可。”刘海峰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安卓手机预装软件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安卓手机平均预装软件数量约为9.2款，占用存储空间达634.4兆，同时近八成用户表示，虽然某些预装软件会带来一定的便利，但一般不会使用或仅会使用少部分预装软件。

    从现实情况看，大量的预装应用不仅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更成为手机功能正常体验的绊脚石。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认为，过多预装应用的弊端很多。“一类问题是占据容量、消耗待机时间和偷走流量；另一类问题主要在于他们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侵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干扰。前者是显性的但潜在危害相对较小，后者是隐性的但潜在危害大。”

    专家指出，有的手机预装70个以上的软件，甚至占到手机内置存储器80%以上的容量，它们在开机默认启动后会因占用CPU时间多而缩短待机时间，同时造成流量浪费。

    然而，用户私自卸载手机预装软件又成了另一大“雷区”。专家指出，在不能正常卸载预装软件的前提下，用户会选择“刷机”破解系统(获取ROOT权限)，之后就可以对任意的软件进行卸载。可是，这种操作会导致误删、误改手机系统必要的文件从而使手机难以恢复正常使用，也会使更多的病毒、后门软件侵入系统，极大地影响手机此后的安全性。“尽管手机生产商可以把上述风险归咎于用户自行破解的行为，但是厂家预装太多软件才是问题的起因。”陈江说。

    时隔数年，手机预装软件仍如同顽疾困扰着广大用户。艾媒咨询近期发布的数据表明，近半厂商预装App数量超过了30个。

    “手机预装软件有较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很难杜绝。”陈江说。据了解，预装一款手机应用，手机生产商可以获得1到10元的收益。另外，预装软件对于软件商来说也是一种获得用户数量的手段。更有甚者，还会通过预装软件或者帮助用户“刷机”窃取用户信息进而贩卖，牟取不义之财。

（摘编自蒋其光《新规实施一月，软件仍难卸载，手机预装应用咋成了“钉子户”》，2017年08月03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工信部2017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有关检测和治理情况

（摘编自《二季度42款手机应用软件涉恶意“吸费”等被下架》

材料三：

    7月1日起，《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要求，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可卸载。新规实施一个月来，市场上部分手机预装应用已经可卸载，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智能手机的预装软件不能由用户自主卸载，用户依旧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依靠《暂行规定》的制定者——工信部的力量来督促是不够的。业内人士表示，手机出厂后要经过许多环节才能到消费者手中，其中难免有软件商要求预装软件。对手机厂商、软件商和渠道商这条利益链，工信部也难以做到百分百、全覆盖式监管。

    专家认为，现阶段最为可行的模式是多管齐下、软硬兼施，即政府有关部门和消协加强合作，拓宽用户维权渠道。与此同时，工信部应尽快完善《暂行规定》，制定细则来界定可以预装、不可以预装和能够卸载的应用种类，并出台违反规定的具体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新规落地生根。

（摘编自尹志烨《卸载难》，2017年08月04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所谓数字图书馆，可以理解为在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通过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技术的综合应用，构建的数字应用和海量数字资源存储、管理、服务的系统平台，是现代图书馆实现数字资源采集、管理和服务等业务功能的重要形式。

    在数字图书馆时代，图书馆的功能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查找信息的层面，还需要为用户提供更为精细化的服务，为教学、科研、在线教育提供多维度、深层次的支持，并注重开展馆际、行业、社会多元化合作，由此才能实现有效的转型。

    数字图书馆转型的主要方向是_______________。其服务应当有别于数字资源商、网络信息服务实体所提供的基础信息服务，而将现有资源的知识化作为主要侧重点。如在继续关注图书馆长期开展的资源收集、整理、组织与传递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知识的资源载体、发展脉络、概念关系等相关问题，深入开展知识发现工作，为用户提供不同层次的知识发现、揭示，甚至是决策支持；同时，结合数字化环境下人机交互的特点，以知识单元、学科单元或是行业模式进行知识整合、学科知识重组与知识库构建，从而推动知识转化与知识创新，建立读者需要的“知识型数字图书馆”。

    （取材于李超《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多元转型策略研究》）

    材料二：

    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中，积累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古籍。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瑰宝。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古籍原始载体都会因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而逐渐老化、破损，这对古籍的长期保护与古文化知识的研究利用造成严峻的挑战。

    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一种数字化的新思路。古籍数字化是指对古籍进行数字化转换、存储与加工处理。古籍数字化不仅可以扩大文献受众范围，保障文献信息的长期可获取性，同时可以减少对古籍原件的翻阅，从而实现对古籍的有效保护。

    中国古籍数字化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古籍数字化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建成了相当规模的古籍索引数据库、古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等古籍数字化产品。但我们也要看到，迄今为止，数字化全文只是对纸质文献的替代，文献检索一般只能达到基于字符匹配的全文检索层次，无法从概念或知识层次对文献进行挖掘利用，古籍利用效率较低。

    数字人文学科则为古籍数字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数字人文的理论逻辑与技术体系，能够使古籍数字化资源平台集资料查询、计量分析、知识发现等功能于一身，辅助读者更好地发现、阅读、利用古籍，以实现古籍文献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播与传承。

（取材于魏晓萍《数字人文背景下数字化古籍的深度开发利用》）

    材料一

    自5G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G技术跟传统的3G、4G技术有什么区别？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3G、4G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式，而5G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将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层累叠加，比如越来越快的处理器，越来越清晰的屏幕，以及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这些变化甫一出现，便将带来革命，科技创新无疑会使这场革命加速。

    2019年将是5G元年，也将是5G竞争真正开始的一年……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示，“人—机—物”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根也提醒，5G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全国两会“联姻”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2019年3月3日，人民网)

    材料二

    我国1G—5G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消息，近期，西班牙、德国、奥地利、阿联酋等多国业界相继表示，不会排斥中国企业的5G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将向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

    当前，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正面临从4G向5G过渡的关键时刻。5G具有速度高、反应快、容量大等特点，有助于大幅提升沟通效率，在与其他行业结合后，能够加速产能转换与技术创新。5G的到来，将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

    目前，在5G标准版本中，中国企业占有重要份额，并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车联网等关键技术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实现5G商用的国家。

    为了抢占先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技术进步的潮流中落后。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排斥中国企业可能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因“安全原因”而对中企采取压制的做法，业界广泛表示，网络安全的未来应该取决于事实而非臆断和凭空指摘。欧盟委员会警告“不要在片面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一些国家纷纷对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正是对技术革新的潮流，对互利共赢的潮流“用脚投票”。在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面前，人为设置壁垒不仅有害无益，而且终将被打破。敞开胸怀拥抱合作，破除藩篱交流互通，将让人类技术的进步之路更加畅通，让人类共享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

（摘编自《新华国际时评：破除人为藩篱，携手拥抱5G》2019年3月1日）

    材料一

    奎宁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秘鲁历史上对金鸡纳树的使用。青蒿素的发现，则是中国传统医学赠予人类的瑰宝。在研究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我在传统中医文献里面找到了新的灵感和想法。传统中医在过去很多个世纪服务于中国和亚洲人民。毫无疑问，对传统医学的继续探索和发扬，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良药。我呼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对中国以及其他传统医学的研究，使它们最大程度地造福人类。

    （节选自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药奖后感言）

    材料二

    （节选自《全国中医基本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中医药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因此，要从理念层面、思维层面和行为层面，真正将中医药文化渗透、植入到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和健康教育当中，单纯依靠一些形式上的、短时期的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是行不通的。只有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系统地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教材、进课堂，才能真正将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落到实处。

    （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材料四

    中医药在欧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以医带药”，即以针灸医疗为主带动中药产品的销售。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则是“以教带药”，就是说，以中医药的教育培训来带动中药产品销售。值得关注的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日本推广国际中医师考试，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日本不同阶层人士踊跃参加培训和考试，使中医药文化得到了更深入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医药“以教带药”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

（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