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因战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后来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有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读国专时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课。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在近50年的研究中，冯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30余种红学专著，从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到《红楼梦》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参照系，成就最大。

    “文革”期间，因曾多次被中宣部、作协借调写作理论文章，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多次，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都被抄走。于是他悄悄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后来，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被世人了解。

    总在读万卷书，总在行万里路。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新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晚年的冯先生致力于西域学研究，数次踏访西部，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王炳华回忆说，“1986年，先生第一次到新疆大学讲学，就去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结果一发不可收”。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涉瀚海，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2005年，冯其庸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 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辛苦！”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81岁的冯其庸先生受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对国学的定位既“新”且“大”，他认为国学是民族思想、精神、智慧、文化的总汇，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财富。先生尤重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将游学纳入教学体系。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的安排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人民大学每月给他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而在离职三年之后，他悉数将其还给了国学院，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扶给了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院开设了明清小说的课程，红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对于红学，他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而他在大家心中，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冯先生说：“红学的研究没有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也可以看作冯其庸先生的夫子自道。2011年，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对于 “ 大师” 的称号，先生说：“要是将‘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为人宽厚，以“宽堂”为号可能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书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摘自百度百科）

②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 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

（摘自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守卫长空的“幕后英雄”

    不管是零下30℃的严寒，还是40℃的高温；不管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还是乘风破浪的军舰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本水主持研制的导弹在哪里，他就会出现在哪里。

    当堪称防空“杀手锏”的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初露峥嵘时，于本水默默地注视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禁不住泪流满面。

    只因为青年时代“一定要为国家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梦想，于本水将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我国的导弹事业。

不寻常的《英华大辞典》

    于本水的书架上摆着一本《英华大辞典》。它可是于本水的“宝贝”，来历非同寻常。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U-2高空侦察机经常来我国上空偷偷侦查，被我防空导弹击落后，又学会了机动逃逸，我军制导雷达一开机，它便机动逃出防空导弹杀伤区。空军司令部要求国防部五院帮助解决这一难题。于本水作为课题负责人，带领研究小组昼夜攻关。最终，他们拿出了一套被空军指战员称为“近快战法”的有效方案。

    他清晰地记得，1963年11月1日，地空导弹二营首次用“近快战法”击落一架美U-2飞机。此次战斗后，“近快战法”便向地空导弹部队推广。于本水也因此荣立三等功，奖品就是这本《英华大辞典》。

八年磨一剑

    1980年，于本水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开始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面对新型号研制任务，他参考国内外经验，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案。他主张飞行试验是防空导弹研制阶段的重要环节，试验状态多、周期长、费用高。因而，从1982年开始，就在某试验基地开展各阶段飞行试验。

    “没有到过茫茫戈壁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季节交替之时黄沙漫天的恶劣天气，也难以体会到生活在这里的艰辛。”于本水说，那是他人生中难得的记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试验队的同志们远离京城和亲人，来到荒漠戈壁，相互之间结下了胜似亲人的感情。”在长达8年的研制过程中，于本水带领设计师队伍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

    1992年11月，该型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自己养“鸡”下“蛋”

    1991年的海湾战争震动了中国高层。他们意识到，中国军队的作战思想、军事装备与先进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国防重点必须放到发展航天事业上。于本水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靠进口外国武器并不现实。

    为研制适应现代国防需求的第三代导弹，经验丰富的于本水再次挑起大梁，承担起型号总设计师的重任。他带领队伍，通过充分研究国内外相关型号，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完成了我国首套“单车集成”设计

    2002年，68岁的于本水将总设计师的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自己则担任该导弹型号顾问。不过，他的心从未离开这个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型号。靶场飞行试验，他亲临现场，帮助把关分析问题；飞行试验故障，他花了大量心血，帮助团队进行故障分析……最终，该型号导弹研制成功并交付相关用户，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增强了国威和军威。

    “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只买外国的‘鸡蛋’，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养‘母鸡’，下‘鸡蛋’。”于本水希望，我国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认真研究国情，实现防空导弹“弹族化+智能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防御武器技术的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空海陆”“远中近”“高中低”的防空导弹体系。问及当年的选择时，不善豪言壮语的于本水平静地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中国科学报》2016年1月16日，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对于个人名利，于本水看得很淡，他将成功的秘诀归功于“有一支好的队伍”。开展的每一项重大技术攻关，于本水也总不忘将各个专业的技术骨干排在“成果完成人”的前面。（《内蒙古日报》2015年6月5日）②1948年，于本水离开家乡，60多年来他从没忘记养育他的热土。于本水捐了9万，帮家乡4000多户人家安装了自来水。为他的母校大营城子小学捐款2万元，为100多名师生换了新桌椅。每次回家乡，总要到母校看看，他说：“饮水思源，我感谢家乡教育的启蒙，希望家乡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人民日报》2015年6月6日）

漫说姓名文化

    当我们热热闹闹地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以为，我们其实遗忘了最大的一笔遗产——姓名文化。姓名文化经数千年积累演变，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蕴涵着丰厚的人文信息、民俗资源、历史积淀、社会符号、文明指向、思想意趣、家族身份、修养成果。这一文化系统不但影响了其他民族，而且辐射至周边地区。

    人人都有自己的原初之根、文化之根。这个根是民族、国家和籍贯不能替代的。我们的5000多个姓氏，大多源于上古，几乎都存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从先秦姓与氏的“别婚姻”“别贵贱”，到秦汉的姓氏合一，再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许多民族纷纷采用汉姓，每个姓都是一部历史。

根的意识曾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根的文字载体就是绵延不断的谱牒，根的终极意义是宗亲归属感。从前，谱牒和宗亲的广博关怀可以让千里之外的人也互为依托；现在宗亲仍可以令个人与家庭在茫茫人海中，在生疏的大千世界里，寻求到一份精神的慰藉.这宗亲早已不是血缘之亲，而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横向联系。

在浓浓的姓氏文化熏陶下，不管走到哪里，仰望“四知堂”的匾文，我们就知道了主人姓氏的归属；远远看见“陇右名望”，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村的大姓是什么。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寄身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无形的姓氏文化则保存在有形的匾额和石刻里。

我们的人名文化历史也很悠久，内涵更为丰富。从商代的干支入名，到后来的“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入名的禁忌；由春秋战国时期打破禁忌，好以贱丑隐疾为名，再到西汉以后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从新莽禁用双字，到南北朝盛行二字；由唐宋时期形成的以辈次命名，再到清乾隆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30个，不但组成了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也在人名的走向转变中显示了我国历代的官风民俗。人名文化还包括字、号，还有学名、小名、诨名，互补互衬，传递出长辈的期待、自己的志向和旨趣。

    我们的人名文化最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避讳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我国文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其中，家讳、内讳是家庭之避讳，国讳、宪讳、圣讳，属于社会之避讳。在避讳中，嫌名，即避字音同或字音近之讳，最为普及。避讳的方法有改字、空字、缺笔、换音。那个时代，家讳这一显示民族伦理精髓的避讳最为顽强。

    姓名文化，作为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活的传承，而这传承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传承的载体，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其兴衰负责。如何传承我们的姓名文化，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思考。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通过“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要。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高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是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故土的眷念和对家园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①在公共生活中的“说理”是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形式。说服就是运用语言来对具体的他人作劝说、解释、说明，以期对他们有所影响。伊索寓言中有一则《太阳与风》的故事：太阳与风进行比赛，看谁能使穿着外套的行人脱掉外套。风刮了又刮，但刮得越凶，那个行人就把外套裹得越紧。然后太阳出来了，照在行人的身上，行人感到身体出汗了，就把外套脱了下来。这个故事可以用作“说服强于强制”的寓言。希腊哲学家芝诺对说服有相似的说法，他称说服是一只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说服是欢迎他人加入对话，不是企图限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更不是威胁他们不准有自己的看法。

②说理通过说明和协商，而不是暴力或战争来解决人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讲理”的文明秩序。所有的战争和混乱都是在没有协商，无理可讲的情况下发生的；说理使得人类能够用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来相互交往，人类才得以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当下互联网中的说理常常被当作是攥紧拳头，而非摊开手掌的话语行为。这样的“说理”便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这种“说理”观念令无数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

③说理是发表意见，但“发表意见”并不就是说理。任何表达看法的陈述，包括骂和谩骂，都可以说是“发表意见”，但并不是说理。说理的“发表意见”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结论”(也称主张或看法)，另一个是“理由”，结论是由理由来支持的。当然，有理由支持的结论未必都确实或可靠，因此需要评估理由是否真的能充分支持主张。

④说理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并不只是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的“宽宏”、“宽厚”或“宽容”，而是由“说理”本身的话语特性决定的。说理离不开价值判断，包括伦理和政治的判断，尽管它并不专门讨论伦理和政治。说理面向所有公众，说的是社会群体中的许多人，而不只是专业小圈子里的专家们所能听得懂的道理。说理不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且是必须说给公众听的。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论理或推演是否可靠，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去检验呢?说理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说理总是可以再说理的，说理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⑤说理由哪些主要因素构成?作为修辞术的说理有三个构成因素，分别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说的“逻辑”、“信誉”和“情绪”。

⑥“逻辑”的意思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诉诸于“理智”和“理解力”。亚里士多德称逻辑是存在于证明本身之中的。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有逻辑的说理就说得通，而没有逻辑或是逻辑混乱的说理则说不通。一个人哪怕没受过什么教育，别人也可以与他说理，他也不会完全弄不明白“说得通”与“说不通”的区别；但是，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说理能力。

⑦说理的第二个因素是“信誉”，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说话者品格中的东西”。有信誉的人让别人觉得可靠，这样的人说话才会对别人有说服力。一个人是否可信，当然是一种印象，但却是一种合理的印象。一个人因为一贯诚实、言而有信而被别人看成是可靠之人，反之则是一个无信之人。这不能保证可靠之人一定不会说谎，或无信之人就一定不可能说真话。但一旦人们形成了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后，便很难轻易改变。可信度在说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一份报纸、一个组织、一个政府有说谎的历史，自然也就被人们视为不可信，即便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说的是真话，也难以取得说服的效果。

⑧说理的第三个因素是“情绪”，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听众那里的东西”。逻辑说理是理性论证的主要力量，但单靠这种力量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想的说服效果，还需要动之以情。人们常常凭感情接受说服，并不需要先弄清道理，也不在乎说话者可靠或不可靠。哲学家罗蒂就提出“背弃理论，转向叙述”的说理主张，这是一种诉诸情绪的说理方式，它甚至显得不是在说理，而是在说故事。说故事引导对方想象一种你我他都能感同身受的境遇，由此形成的共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推理出来的。当然，说理中的情绪需要恰当和适度的把握。

⑨在说理中，逻辑、可信度、动情都是必要的手段，但也都可能被滥用或不当运用。说理者要避免逻辑谬误，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建立好的信誉和形象；正确使用打动人心的说理方式，从而增强说服力。

(摘编自徐贵《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报 施

茅盾

文书上尉张文安得了一种军医也不大有办法的疙瘩病，向师长请了长假，师长给了他一千元盘缠，他离开了服务三年多的师部。回家路上他盘算着钱的用途，他一直想着买一头牛回家，给两位老人家一种难以形容的惊喜。自从他家损失了那壮健的花牛以后，父亲好几次筹划款项，打算再买一头，都没有成功。

到家已经不早，两位老人兴奋得很，连夜告诉左邻右舍。第二天一早，①东边山峰上那一轮血红的旭日还没驱尽晨雾的时候 ， 探望的人就挤满了张家堂屋。

他们七嘴八舌地把一大堆问题扔到张文安面前，竟使得这位见过世面的小伙子手足无措，不晓得回答谁好！他只能笼统回答道：“好，好，都好，前方

什么都好！打得很好！吃的么？那自然，到底是前方呢，可是也好！”几位年轻人向张文安探听在前方打鬼子的同村人消息。

“不知道。”他摇头说，又怕对方误会，解释道：“你想，前方部队那么多？知道在哪一个战区，哪一个部队呢？”

“哦，早猜到你都不知道啦！”有人讥讽一句。张文安着急起来了，正想辩白，却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插嘴道：“算了，算了！我来问一个人，要是你再不知道，那就算是个黑漆皮灯笼了。山那边村子里喂驮马的陈海清上了前方，带着四匹驮马、一个伙计。”“陈海——清！”他记起来，自己还没上前方时，村里曾经议论陈海清丢下老母和妻子，带着四匹驮马投奔了后方勤务，被编入运输队，万里迢迢地去打日本的事。“怎么不知道！”他戛然缩住，他又感到了惶惑。到了前方以后的陈海清，究竟怎样呢？在前方的紧张生活中，这名字早从他记忆中消褪了，然而由于一种受不住人家嘲笑的自尊心，更由于不愿老给人家一个失望，他昧着良心勉强说：“他过得很好！”

问的人接着说：“唉，过得很好。可是他的驮马都完了。他儿子前年接到信，两匹给鬼子飞机炸得稀烂，一匹吃了炮弹，剩下一匹，生病死了，他要给驮马报仇，不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他不回家！你说他过得很好，是个喜讯，他家里两年接不到他的信了。”

“原来是——”张文安惘然，感到众人的眼光都射住了他，忙改口道，“原来是两年没信了。陈海清是好人，炮弹有眼睛，不打好人！”他越说越兴奋，“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上等兵了，也许升了排长。陈海清，他是我们村子里的光荣！”“老天爷还有眼睛！”众人赞叹说。张文安伸手抹一下头上的汗珠，惘然一笑，不再出声了。

午后，浮云布满空中，淡一块，浓一块，天空像幅褪色不匀的灰色布。张文安到集市找董老爹，董老爹告诉他“千把块钱只好买半条牛腿”。一千元如何运用的打算整个儿被推翻了！他带着满肚子的懊恼和气愤走出市镇。

云阵似乎降得更低了，好像直压在头上，呼吸不方便。张文安懒懒地，不情不愿地回家。②一个年轻人奔过来，见了他就欢天喜地地招呼着。这个年轻人满脸通红，眼里耀着兴奋喜悦的光彩，拦住了张文安，杂七夹八说了一大篇。张文安听到一半，也就明白了，这个年轻人是陈海清的儿子，刚到他家里去过，现在又赶回来，希望早一点看见他，希望多晓得一些父亲的消息。

“你是陈海清的儿子？你父亲带着四匹驮马到前方？”张文安惊讶地说。年轻人的兴奋和快乐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和陈海清在前方并未见过一面，压

根儿不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了不起，你父亲是一个英雄！”他随口回答了年青人喜不自胜的询问，完全忘记这是他自己编造出来应付村里人的。

陈海清的儿子说：“我祖母还要问你一些话。她老人家不亲自听见不放心。”

张文安突然心一跳，像从梦中醒来。呆了半晌，才看清在自己面前的，除了那儿子，还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有病的中年妇人。

“妈妈的病是急出来的，”儿子说，“今天听得喜讯，就精神多了！”

“谢天谢地，到底是好好儿在那里，”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展开了。“好人总该有好报！”那病人喃喃地说。

张文安见祖孙三代高兴，心中惴惴不安，支支吾吾编造陈海清的生活状况；又将陈海清编派在某师某营某连，大胆地给陈海清创造极有希望的前途。

祖孙三代静静地听着，虔敬而感奋，从他们那哆开的嘴巴和急促而沉重的鼻息就可以知道。突然那位老祖母颤声问道：“张先生，海清没有请你带个信来么？”

张文安窘住了，一只手无意中碰到藏在贴身口袋里那叠钞票，莫明其妙地兴奋起来，大声说：“信没有，带了钱了！”

老祖母和孙儿惊异地“啊”了一声，中年妇人轻声吐了口气。

张文安心突突地跳，很艰难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一叠票子，慌慌张张地把它塞到陈海清儿子手里。

“啊，多少？”那年轻人问。

张文安没回答，老太太插嘴：“嗯，这有五百吧，海清……”还没说下去，张文安的回答吓了她一跳。

“一千！”张文安从牙缝里进出两个字。祖孙三代齐声问道：“多少？”

“一千，够半条牛腿了。”张文安说，心里有一种又像痛苦又像辛酸的异样感觉。

老太太哽咽了，中年妇人低声啜泣，年轻人捧着票子发愣。张文安松一口气，好像卸脱了一副重担，从祖孙三代颤声道谢的包围中，逃也似地走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