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与一些新兴的视觉艺术形式如设计、摄影等相比，书法的审美评价有一个清晰、成熟的标准和参照系，那就是历朝历代经典的书法范本。众多传统范本本身存在多元化的风格趋向，并不是每一种风格都适合每一个现代人，只有选择最符合自身气质与审美的范本入手，才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理想的书法启蒙教育，应该是给学习者开列一个由三至五种不同审美类型的范本组成的“帖目”，由学习者根据自身喜好来判断、选择一种最契合的风格。与此同时，如果范本的内容本身也是文史经典，能够引起阅读和研习的兴趣，就更好了。

    ②还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范本都具有通向行书、草书或者其他字体的可能性。如果只是当作修养，传统所谓的欧、颜、柳、赵都是可取的范本，但如果考虑到学习者日后可能进行专业的书法学习与创作，则入手时所选择的范本就要细加斟酌。当然，即便日后从事专业的篆书和隶书创作，楷书和行书的训练也是必需的基础和必经的阶段。以唐楷而论，如果日后要进入行书及其他字体的学习，则应该考虑在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张旭等书家中选择，而不宜从欧阳询、柳公权、薛稷等入手。

    ③究其原因，是因为虞世南的书法尚在唐楷严谨的“法度”形成的早期，一些笔法与晋人楷书更加接近，因此他的楷书与晋人行书的接续更加自然。此外，虞世南尚有摹本《兰亭序》传世，学习一段时间其楷书后，过渡至虞摹本《兰亭序》或者虞世南之甥陆柬之的《文赋》来学习行书都是不错的选择。褚遂良亦然。他的楷书灵动飘逸，甚至略有行书的笔意，而褚遂良也有临本《兰亭序》传世，从其楷书转入此帖也顺理成章。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俱佳，楷书从颜入手者，学习行书时自当选择其本人的《祭侄文稿》这“天下第二行书”或是《争座位帖》等其他刻本，也可不必经过“兰亭”一路秀美的风格了。

    ④欧体、柳体则不然。这两家虽然也有行书法帖传世，但他们的行书笔画迟滞、连带生硬，摆脱不掉楷书的笔法，水准较其楷书大为逊色。尽管从他们的楷书风格来看似乎与《兰亭序》相类，但我们却没有见到欧、柳诸家临摹的《兰亭序》，原因或许在于这两家楷书过多使用提按笔法，强化起笔和收笔处的装饰性，在章法上讲求横有行、竖成列，是唐人所尚“法度”的顶峰，而这恰恰与行书的品性不符。因此，如果初学者从这两家入手，很可能停留在唐楷装饰性的细枝末节上，从而影响日后对于行书特质的把握。

    ⑤如果说楷书学习是为了通向行书等其他字体，那么，是不是直接从元以后的一些行书大家，比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的楷书入手更好？其实不然。书法学习学“流”更应重“源”。如果我们把中国书法史比作一条长河，从王羲之、王献之到褚遂良、颜真卿，这些经典书家及其作品大约相当于这条河流的源头。从“宋四家”开始，后世无论哪个朝代都要学习这些经典，赵孟頫、文徵明等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书写习惯、所在时代的审美风尚等，这些附加在作品之上的因素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分辨。因此对于书法史这条长河来说，他们乃至何绍基等清人的作品只是“流”而不是“源”，学习“流”永远不会超过“流”，而欲想取法乎上，还必须回到“源”中去寻找智慧。

（摘编自祝帅《学书当溯源》）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大胆地进行历史批判，他指斥君王，贬抑权贵；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他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用敏锐的目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司马迁执行历史批判有四种形式，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重要的是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

    用标题执行批判的例子、如列项羽于本纪，列孔子、陈涉于世家；范蠡本是越国的大夫，因为他曾“治产利居，与时逐”，所以不列入官吏，列之于货殖；子贡本是孔子的门徒，因为他“废著鬻才于曹鲁之间”、故不列于儒林，列之于货殖。对于一般的人物列传，以其人之名标题；而独于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则以其人之行为标题，暗示作者抑扬之意。用书法者，如书孔丘则不名，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书孟、荀则直称其名，曰：“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书老、庄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庄子者，蒙人也。”书孙武、则在名与不名之间，曰：“孙子武者，齐人也。”这样的书法正是不说话的批判。不书名表示司马迁对其人的最大尊崇，书名表示对其人并不如何尊崇。《史记》有在叙事中夹以批判者，《晁错列传》末载邓公对景帝之语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用他人的言语在叙事中兼示批判。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负责的批判，也是《史记》的灵魂。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执行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司马迁借贾谊评秦始皇曰：“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评二世曰：“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司马迁不但对前代帝王有贬辞，对本朝帝王乃至对他的当今皇帝亦有微词。如《叔孙通列传》中评汉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这就无异说，刘邦“谋计用兵”以外，一无所长。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讥讽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而陈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一个叛逆，司马迁把陈涉的起义比之汤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他在《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又说陈涉起义之时，虽圣人之徒，也去参加他的革命。

    从以上的评语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史记》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是为了批判历史；司马迁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书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他同时并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是他作《史记》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批判，有些不合于封建的教条，所以班固批评他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刘向、扬雄等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摘编白翦伯赞《司马迁的历史批判》）

赵忠贤：探寻超导世界“新高度”

    1月9日，75岁的赵忠贤登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他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里的首位“40后”。

    生于辽宁新民的赵忠贤，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性格里透着东北人的直爽和幽默。“我就是个普通人，只要大家说‘这个老头还不错’，我就挺高兴。”接受采访时，他饶有兴趣地讲起40余年持续研究超导的往事。

    1911年人类发现超导，而这一年中国还在辛亥革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洪朝先生回国才带着国内的年轻学者，首先实现了氢和氦的液化。我国当时在科研基础和知识储备上的薄弱可见一斑。然而幸运的是，赵忠贤在中科大得到了包括钱三强在内大师们的悉心指导。“我至今记得先生们在黑板上写教案的情景。”赵忠贤感慨地说。这段求学经历让赵忠贤在日后的科研中学会了如何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如何在设备差、经费少的情况下依然把科研成果做得漂亮。

    上世纪80年代，赵忠贤在科研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同行们评价赵忠贤时总要提到他的“特殊能耐”。“他总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把科研先做起来。”早年经费有限，项目组使用的基础设备就是赵忠贤和同事黄玉珍亲手绕制的烧结炉。

    1986年，欧洲科学家柏德诺兹和缪勒发表了镧-钡-铜-氧体系可能存在35K超导的论文。当时国际超导主流尚未认可这篇论文，而赵忠贤和其他少数几个学者对柏德诺兹和缪勒的论文产生了兴趣，该文中提到的“杨·泰勒”效应与赵忠贤1977年文章中提到的“结构不稳定性又不产生结构相变会导致高的超导温度”产生共鸣，促使他立刻组织团队，在科研条件相对简陋的情况下，开始研究铜氧化合物超导体。不久，赵忠贤的研究成果推翻了传统的理论，他向全世界证明超导临界温度是可以超过40K的，突破麦克米兰极限温度的超导体，被称作高温超导体。一时间，世界物理学界震动了。赵忠贤被称为“北京的赵”，出现在国际著名物理学刊物上。此后，仍在北京的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赵忠贤“乘胜追击”——1987年2月19日深夜，他的团队独立发现了临界93K的液氮温区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亿－钡－铜－氧。这一突破性的发现让赵忠贤团队因此荣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也作为团队代表获得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

    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创造了55K的纪录并保持至今，实现了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曾经有一种说法，科学家的黄金科研时期是短暂的，当青年科学家走过自己的创新高峰期之后就会趋于沉寂。然而，这个说法在赵忠贤这里并不成立。1987年的辉煌已经过去，20年后，赵忠贤的名字再次震动了世界物理学界。这一年他67岁。

    2016年9月，我国研制出全球首根百米量级铁基超导长线。这一消息在业内引起极大的轰动。它被认为是铁基超导材料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产业化进程的关键一步，在美、日、欧等国家的铁基超导线制备还处于米级水平的时候，我国已走在世界最前沿。

    这一切，与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赵忠贤八年前在铁基高温超导研究上实现的突破是分不开的。

    半个世纪以来，赵忠贤的名字一直与我国超导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我国最早提出要探索高温超导体，最早建议成立国家超导实验室，他在高温超导研究出现的两次重大突破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中国站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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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常说：“中国的科技实力花钱买不来，白送更别想，只能立足于自己咬牙攻关，知识报国，把个志趣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科学研究，其实就是一滴水，汇集到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古代中国曾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多贡献，今日的中国人依然有这个志气和能力。”

（摘自《忠诚超导终成贤》）

②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从未让赵忠贤感到枯燥。“科研工作者，最幸福的就是每天都在逼近真理”赵忠贤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理想和生计成为一体，一辈子干着自己喜欢的恶业。同样让赵忠贤觉得幸运的，还有数十年来他能够遇见诸多优秀的合作者。

（摘自《超导斗士赵忠贤：国际物理学界代表中国的符号》）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矫枉过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发展以拔乱反正开其端，天然地带有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导致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文革”结束后，“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被一再剔除，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许多史学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会变革最需要历史提供镜鉴时却无动于衷。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会阻碍史学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促进史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比如，“二十四史”当中，哪一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刻意将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

②与远离现实相联系的是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史论关系。“以论带史”无疑应当摒弃，但若重蹈旧史家“重史轻论”的覆辙，滑入“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拒绝“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轻理论还容易导致一些史学家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对历史大脉络、大趋势、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学者在细化和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

（节选自2018年9月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