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各大平台为了全力备战2017年“双11”，使用了不少“黑科技”。阿里巴巴混合部署了在线计算、离线计算、公共云以及混合云，能够达成1小时内10万台服务器的快速扩容；同时还配备了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可以对用户问题进行提前猜测，主动提问、智能提醒。京东自建了“亚洲一号”——亚洲范围内建筑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化智能物流中心，让京东能够大规模应用自动化设备、管理系统及机器人来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苏宁也不落后，今年推出了无人店“苏宁易购Biu”、智慧零售“店+”、无人仓、无人机等多重黑技术，还推出了备受行业瞩目的“载物爬楼机”。零售业的智能化是未来的趋势，科技将推动商业的变革与进步。

（摘编自《双十一狂热背后的另类思考》）

材料二：

（数据来源：天猫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三：

    “消费升级”，是天猫和京东在发布2017年“双11”战报时都着重提到的一个词，这个词被认定为今年交易额继续增长的一大驱动力。消费升级是国内经济经过长期的投资拉动后，三驾马车调整所必然带来的。中国的制造业规模、IT企业技术实力、物流仓储行业发展则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基础。同时，消费升级受政策支持、人口结构变化、财富积累效应等因素影响，追求时尚、个性的90后这一群体逐渐有了购买力和自己的消费主张。今年的“双11”全品类消费明显向品牌化、品质化、智能化、个性化转变，注重品质和个性的小众品牌收获颇丰，生鲜、奢侈品、定制服装等新兴品类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具体而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从实用性消费转变为享受型消费。

（摘编自《消费在升级，服务待跟进》）

材料四：

    然而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双11”的明天在哪里？这个命题的答案，不应该是“双12”“618”等购物节的同质化效应，也不应该是在“奥数促销”里大伤脑筋、在定金回笼上挖空心思的数字游戏。回首9年走过的来路，“双11”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关键在于打通了商品的流动空间，通过大规模集中化的展示，实现薄利多销，最终激发出人们潜在的消费热情。

    电商的活跃，不仅让“江浙沪”包邮区持久繁荣，而且也给广大乡镇农村带去了发展机遇。阿里巴巴发布“千村万县”计划，着力打造农村淘宝；京东商城推出农村电商战略，帮助农户“触网”。近期，各大电商纷纷瞄准了农村市场这片蓝海，吸吮着庞大市场的养分，“将购物进行到底”。

    “双11”的未来，不是几家电商自娱自乐、赚得盆满钵满的消费节点，而是一个展示国民消费趋势、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消费时段，这样才能最终发展成打通消费市场的“网上丝绸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双11”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新时代引领新经济的一个窗口。只要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品牌、每一家快递公司、每一个商业体都有热情参与其中，“双11”的热闹就不会沉寂。

（摘编自人民网《“双11”的明天在哪里？》）

材料一：

    今年3月，德国“莱比锡读书节”和丹麦“霍森斯作家节”都向中国作家麦家发出了邀请，麦家携《解密》与欧洲读者见面，此行载誉而归。

    麦家被丹麦文化部长接见并举办了高规格的讲座，《丹麦日报》用两个整版解密麦家，德国人安娜特专营一家中国图书的网络书店，每次活动她都现场售书。她的生意一直波澜不惊：在欧洲，读文学的群体也在量减，读中国文学的人就更加凤毛麟角了。可是，这次在汉堡豫园的活动结束后，书居然卖断了。

    为什么麦家的《解密》能走红国际市场？

    麦家说，《解密》的出版商大多是国际知名大出版社，他们在推广《解密》上下足了功夫，美、英等国家大量的报道，是其迅速被翻译成33种文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有点倒逼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加上斯诺登事件的爆发，《解密》生逢其时。因此，它既不代表我麦家东西写得好，也不说明中国文学就此在世界上有了什么转机。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小说的“走红”，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偶然到必然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作家写作唯一的出路就是迎合自己

    一本书不论在国外国内，都不可避免被误读或捧读。我们不必为此改变什么，迎合任何人的写作都不是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迎合自己，把自己最独特最迷人的一面展示出来。

    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我想这肯定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指路明灯。中国传统不是好莱坞，可以通行世界。但我们和世界有个共同的传统，那就是：人性是一致的。

    麦家说：“有西方评论家说我是西方的丹·布朗。但我认为丹·布朗的小说我不会写，也不想写。中国文学十年前几乎是没有类型的，现在正在被类型化，这对传统的纯文学是个挑战，但对读者是个机遇。”

“文学不是数学，没有公式，老掉牙的故事照样可以写得别出心裁。把《解密》和《暗算》说成谍战故事，是小看我了。我不要别人高看，也不希望被小看。我确实注重恢复故事的魅力，因为我们的小说一度远离故事，好高骛远，误入歧途；但把小说仅仅看作故事，是弱智。我每天都听到故事，但可以写成小说的故事一年也遇不到一个。一般的故事只有脚步声，小说里的故事要有心跳声。”

（摘编自《杭州日报》和中国作家网）

材料二：世界读书日：爱上阅读的N种理由

阅读也是一种“天泽”

    天泽书店将“好书”奉为圭臬，重人文，拒浮华、拜物，遴选有品质的书籍。资中筠、叶嘉莹等都在天泽举办过讲座……在天泽，仿佛总有和学者品书论道的机缘。“现在做书店像逆水行舟，能保住不被冲下去，就算万幸。小小的店开个十来年下去，就是个宏大长远的目标了。”木南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道出多少书店主人的心声。

对信仰的“守望”

    “只售一切与美好生活相关的无用之书，不励志！不畅销！不实用！一守望者书店开了三四年，门口木板上这句“标语”一直在。店主身上的文艺范儿可见一斑。保持个性，从同行那里找灵感，开书店这几年，略有盈余。随时可以和读者联系，聊天，这种亲和力以及自身的独特气质，是马利强眼中小书店的生命力所在。

“荒岛”里的热闹

    猫，是荒岛书店的镇店神兽。书店里有乖巧的猫咪，有些人是冲着猫去的，结果却爱上这个有猫的书店。

    荒岛书店的土著木南说：“人是感情的动物，不能用有用没用来衡量读书。”店主就是个大书痴，经常出去淘书，同时，书店还开展各种有趣的读书会和荒影会。在“荒岛”里你会发现不少难得的书。

    木南觉得，图书行业再怎么变化，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有人就为在心心念念的书店里淘换新书、好书，闻闻书香，摸摸质感。捧起一本心仪的书，每一页都有温度，那感觉叫幸福。

（摘编自天津北方网）

材料三：世界读书日作家签名售书

    2016年4月23是第21个世界读书日。德阳文庙广场人头攒动，书香四溢，全民阅读活动热闹非凡。德阳市作家协会组织的“德阳本土作家签名售书”活动持续三天，30余位本土作家签售和赠送书籍4000册。

很多人在签售台前排队候购，作者和读者们亲切交流互动，亲子逛书市，言传身教。在电子产品迅猛发展的今天，这样的活动不仅获得了读者的认同，也坚定了作家踏实创作的决心。

（摘编自四川文艺网  以上三则材料均有删节）

材料一：

    “先行者知道，他现在是全宇宙中惟一的一个人了。他是在飞船越过冥王星时知道的，从这里看去，太阳是一个暗淡的星星……”6月7日上午，2018四川高考语文考试结束，阅读题中有一部分材料节选自刘慈欣的小说《微纪元》。对于自己的科幻小说进入高考试卷，凭借《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的作者刘慈欣首先感到很意外，“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挺吃惊的。我没想到，科幻小说竟然能进入高考试卷阅读题。毕竟，科幻文学在我国尚属于冷门，边缘文学地带。当然我很高兴，科幻小说能进入高考试卷的材料阅读分析题，对引发更多人关注科幻小说，对科幻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刘慈欣耐心给记者分析，“细想也不是很意外。因为当下我们的社会发展变化迅速，科技日新月异，未来感十足。这也必然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之前科幻小说已经进入了高中教材，现在又有科幻小说进入了高考语文试题，这都是一些生动的体现。”

（摘编自中国数字科技馆百家号2018年6月8日消息）

材料二：

国内科幻小说与国外主要差距

（表格中的百分数是参与调查的人数百分比。表格来源于2012年2月《“后三体时代”科幻小说何去何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三：

    2011年11月，由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主办的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选在成都揭晓，刘慈欣的《三体》获最佳长篇小说金奖。调查显示，有29.4%的读者是因为《三体》获奖，才认识了该书作者刘慈欣。科幻小说奖项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科幻作品的一种宣传和推广，曾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天意》，便卖出了15万册。在阅读情况方面，读者获取科幻读物的途径最多的是下载电子书阅读，比例占到样本总量的39%，而从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购买的读者比例分别为21%和20%。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科幻小说的出版前景不够理想，很少有出版社会出版科幻小说，出版科幻小说的出版社主要是重庆出版社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关于科幻小说的信息了解渠道，科幻杂志是一个良好的宣传平台，由于科幻作品能单独出版的屈指可数，出版后印量偏低，因此杂志成为首选的科幻新作发表平台，包括《科幻世界》《科幻大王》《九州幻想》等杂志颇受读者欢迎。目前国内科幻文学领域的作者群体仍然狭小，长期坚持科幻创作的只有几十人而已，有影响力的更是屈指可数。刘慈欣连续8年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王晋康的获奖次数更是高达10次，这一方面是实力所致，一方面也证明在科幻小说领域竞争对手不多。从调查中可以看到，香港科幻小说作家倪匡和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的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最为受到读者青睐，且支持率超过其他作者一倍以上，可见近年来科幻小说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作品或创作者仍未能够超越经典。《三体》的成功虽然带动了科幻文学的关注度和出版，但“后三体时代”能否有和《三体》一样高品质的新作出现至关重要。

（摘编自2012年2月《“后三体时代”科幻小说何去何从——科幻小说读者认知度调查》）

材料四：

    如果从文学形式的完整程度来划分，科幻小说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分称为点子阶段、故事阶段和文学阶段。文学是人学，根本要旨是把人写好。在前两个阶段中，人物只是传声筒，把男的换成女的，老的换成年轻的，中国人换成外国人，作品照样成立。一直有作者问，写科幻时人文元素该占多少，科学元素该占多少，这个问题本身就错误。既然是科幻，就必须有科学元素；既然是文学，就必须有人文精神。在科幻创作中，它们不是对立关系，人文是主题，科学是题材，前者通过后者来展现。如果一部科幻作品的人文主题，你不用科学构思也能够展现，它就不是好科幻。反过来，科学题材也一定要展现人文精神，作品才能达到一定境界。总之，今后科幻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从科幻点子、科幻故事进化到科幻文学，在科学构思上生长出人文精神。

（摘编自《科普创作》2017年第3期郑军《科幻小说的三个发展阶段》）

材料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奋进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便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最佳案例。通过挖掘潜力、提升管理、包装营销、文创开发等措施，故宫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网红”，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也为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收益。在2月17日的亚布力论坛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首次晒出了自家的账本：2017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其实就已经达到15亿元——超过1500家A股上市公司的收入。并且，论坛中众多企业家对于2018年度故宫博物院总体收入突破20亿元表示乐观。一时间，故宫成为各文博单位争相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故宫的网红成长史，是一个不断尝试与突破的过程。 2013年，即便它为了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开通了新媒体公众号，故宫给人的感觉还是严肃庄重、遥不可及的，直到2014年8月1日，一篇名为《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文章让平均阅读量四位数的故宫有了第一次的10万以上浏览量，其中雍正行乐图被做成动图，雍正在河边洗脚、喂猴子，并配上了让广大网友觉得十分接地气的文案。而2016年，一部记录故宫文物修复工作和有关性情各异的文物修复大师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火爆网络，网络平台播放量突破100万次。2018年10月下旬，故宫与北京电视台出品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开播。在年轻群体中颇受欢迎的演员邓伦与周一围担任“故宫文创新品特邀开发员”，在每期节目中联合嘉宾与专家进“宫”识宝，了解宝物的背后故事，并与设计师一起开发与故宫元素相关的文创产品。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分析：“随着近年来故宫文创产品的火爆，和相关影视综艺的走红，故宫的品牌形象从古老庄重的博物馆和宫殿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越来越迎合年轻游客的需求，也不断拉近着“皇宫”与百姓之间的距离。”

（摘自《故宫文创15亿营收背后：跨界+IP+网红》）

材料二：

材料三：

    故宫走红，与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有着直接联系。他曾这样说：“故宫要吸引更多的公众、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保持一成不变的严肃面孔。吸引年轻观众，必须用年轻人的方式。”故宫运营的成功，首先是挖掘潜力。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扩大开放面积，随着开放面积达到80%，故宫大量的空间被清理出来，让拥挤的游客有了分流空间，并让很多沉睡在库房的文物有了展出机会，更让故宫在常规展览之外依托更多资源和空间策划更多的展览。其次是转变管理观念。故宫在管理方面从以保护为主转变为以服务公众为主，开始致力于提升公众参观游览的体验度，修整地面、理顺购票安检流程、科学配置厕所等，这都有利于公众在参观游览时感受到温馨和便捷。单霁翔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参观者的目的性多样化了，过去就是来旅游，但今天来的人有看展览的，有拍雪景的，有喝故宫角楼咖啡的，有买故宫文创图书的。“需求多样化，应变也必须跟得上。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不同时段、不同时期的发展趋势，把这些叠加起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最后是营销包装。借助互联网和自媒体，故宫经过一系列包装策划，用呆萌的形象迅速吸引大批年轻人目光，由此带出了故宫文创产品的大卖。在这个过程中，重视新技术和新渠道是成功的经验，文创产品开发也注重彰显故宫特色，体现了差异化，让公众眼前一亮，流量变现的过程也就顺理成章。

    作为文明的载体，珍贵脆弱的文物常被束之高阁，供我们隔着玻璃恒温恒湿地观赏，却忽略了越是钦慕，越是渴望了解、渴望触碰的心理。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是对于工匠精神的尊崇，对文化的传承却不会改变。今天故宫博物院将文化自信渗透到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制作、营销的各个领域，既跟随了时代步伐，也通过文化创意产品将文物背后的人文情怀、艺术造诣、时代精神等进行了体现。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故宫运营模式的创新价值》，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未来7年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封杀”的问题，商务部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来说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2018年5月，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摘编自“网易”“新浪”“凤凰网”）

材料二：

芯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逆差的最大“黑洞”。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集成电路进口额均超过2000亿美元，甚至长期超过石油进口额。2017年，这一数额达到了2601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逆差达到最高值的1932.6亿美元。

    Strategy Analytics分析师杨光表示，危机肯定会刺激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但想依靠国产芯片帮助中兴渡过危机确实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投入而且有些必要的学费恐怕也是绕不过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比如SG开始这几年，国内芯片恐怕还是要靠国际市场供应。

（摘编自《“芯痛”背后国产芯片征途漫漫，“中国芯”短板何在》，2018.4.19《新京报》）

材料三：

    美国商务部日前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这一事件给中国科技企业敲响了警钟，促使科技界和更多企业以更长远眼光，谋求更自主、自强的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不断追赶的态势愈发突出，在不少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通信、探月工程、可燃冰开采等诸多方面，中国都取得重大突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和成就足够令人自豪。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以及中国日益迸发出来的科技创新潜力，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走向世界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难免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掣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并时刻做好准备。

    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人“釜底抽薪”。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国企业必须时时警醒。“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这一在深刻洞察基础上发出的自强之声，应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念兹在兹的信条，让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根基更牢固，步伐更坚实。

    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坚持不懈的深入研发，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在芯片、发动机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业，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不管是“狼来了”还是“狼走了”，都能从容应对。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相信，国外的封锁从来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外人越是“卡脖子”，我们越要加速厚植创新土壤，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回顾历史，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一系列重大科技进展，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实现突破，是立足自身、自强不息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一方的技术封锁而选择自我封闭。在持续深入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会加强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其中自然也包括科技领域的共同进步。中国融入世界的意愿坚定如初，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加快追赶世界前沿科技的步伐。

    中国科技当自强，靠花钱买不来核心技术。在充分认清与强国差距的同时，我们要对自身的成绩和发展潜力有充分认识，更要满怀信心，迎难而上，实现更多更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4.21，有改动）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