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 “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一：

    新的一年，人们渴望听到国际科技合作的交响曲，嫦娥四号探月之旅就传递出这样的喜人信息。嫦娥四号探测器上有中德合作的因子——搭载了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可对月球表面中子和其他粒子的辐射环境进行综合测量。配合嫦娥四号执行任务的中继星“鹊桥”，也扮演了给探月国际合作拉开新序幕的“大角色”——携带了由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频谱仪，未来将开展在轨科学探测试验，聆听低频宇宙之声，寻觅宇宙大爆炸遗留的密码。事实上，中国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向世界展示的开放姿态，已经吸引来大量国际合作伙伴，真诚携手，一路同行。

（摘编自钟声《让科技创新为全人类服能》，《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材料二：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4日文章，原题：随着中国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一个新的太空大国诞生（作者里克·诺克，胡音松译）

    当中国在本周四宣布它已经成功将太空探测器着陆在月球背面时，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突破。对北京来说，它不断拓展的太空探索版图也传递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信息。“这不仅仅是一次着陆。”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艾伦·达菲说道，“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技术已经达到何等卓越的程度。”

    从科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成就令一些曾预言这一努力终将失败的人感到惊讶。让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异常困难——月球背面从未朝向地球，由于月球的遮挡，月球背面的探测器不能和地球直接进行无线电通信。但中国研究人员通过发射一颗中继卫星为月球车架起一座“鹊桥”。

    2003年，当北京将第一位宇航员送入轨道时，西方观察人士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为了赶上美国和俄罗斯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但是，中国却不受任何干扰稳扎稳打地扩大太空探索版图。如今，美国和俄罗斯对太空探索的热情正在减弱。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早在其一流的太空事业登上全球头条之前，中国就开始前期准备工作——2007年起中国就开始将目光转向月球背面，并研究未来可能的着陆地点。在某些方面，尽管中国拥有的资金仍然较少，但中国的能力已与美国相当。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1月5日）

材料三：

    嫦娥四号任务实施了两次发射，2018年5月21日发射“鹊桥”号中继星；由“玉兔二号”巡视器和着陆器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于2018年12月8日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2019年1月3日顺利在月球背面预选区着陆，由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测控通信，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世界探月史上的第一行足迹，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开启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2月21日)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全社会用能成本，促进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5G、物联网等技术大规模应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拓展应用领域。全国政协委员，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修言认为，制约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资本缺乏投资充电设施的积极性；二是充电设施“落地难”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相关新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摘编自《陈修言：努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搜狐网2019年3月17日）

    材料二：

    图1   2014——2018我国汽车销售量及年度同比增长率

    图2  2014——2018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及年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发布会通稿《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材料三：

    近日，有感科技在江苏南通发布了新一代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方案，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望促成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普及应用，突破新能源汽车发展中续航短、充电难的瓶颈。有感科技CTO贺凡波博士介绍，大功率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已日趋成熟，当前制约其普及应用的主要因素是安全性、便捷性和经济性，对此，有感科技给出了创新型的解决方案，首次提出超薄型中置线圈方案，这种改变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化效果。“现阶段，整个汽车行业出现了新的动向，传统燃油汽车市场已经日趋饱和，而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都不断上涨，企业经受住这一市场变化的关键，就是创新。”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说。

    （摘编自《无线充电技术开创新能源汽车充电新思路》，《光明日报》2019年2月20日）

    材料四：

    3月26日，有关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在2019年的补贴政策中，续航里程小于25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将不再享受财政补贴，其他车型的补贴幅度也大幅缩水，同时对车辆的技术标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3个月过渡期结束后，地方政府将不再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贴，转而将资金用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发展前期的主要矛盾是成本过高，因此需要给予补贴以降低购买成本。随着市场规模扩大，成本不断下降，续航里程和充电便捷性就成了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补足基础设施短板是当前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最有效的方式。财政补贴新政策实施后，那些严重依赖政府补贴，缺乏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或将被淘汰出局；优质企业在经历短暂的冲击后，仍会有广阔的成长空间，因为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增量市场。同时，要通过多元化产品布局，抓紧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提升服务体验，增加消费者使用意愿。

（摘编自《告别“营养液”的新能源汽车当自强》，《经济日报》2019年3月29日）

    材料一：

    《咬文嚼字》编辑部12月2日发布“2019年十大流行语”，“文明互鉴”“区块链”“硬核”“融梗”“XX千万条，XX第一条”“柠檬精”“996”“我太难/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等流行语入选。

榜首的“文明互鉴”出自习近平主席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的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全球共鸣，彰显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中央确定“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不仅让“区块链”成为信息技术领城的热词，也让其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硬核”的彪悍、“融梗”的边界和“霸凌主义”的思维和行径，都令人沉吟再三。

（摘编自《年度十大流行语标注社会脉动》）

    材料二：

    材料三：

《语言文字周报》执行主编杨林成表示，流行语评选应当秉持五大基本原则。一是群众性原则。年度“十大流行语”应具有原创性，能展现大众的语言创造力，年度使用的热度较高，是不同语境、不同群体的人都在用的，比如“盘它(他)”。二是持续性原则。没有真正流行开来的事件性热词热语不收，比如“你是什么垃圾”，只在2019年6月底上海即将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的时候热过，其后湮没无闻，就不应该收录。三是趣味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必须具有一定的语文智慧，包含一定的辞趣，还应该带有一定的情感、情绪，在风格上应该轻松活泼、幽默诙谐、自嘲解嘲，读来让人会心一笑，辞趣寡淡的一般不收录。四是规范性原则。流行语评选不能只考虑流行度，入选的条目要有利于健康的语文生态建设，源于谐音的热词不收，这样的“谐音”不利于汉语的规范、健康发展。比如，“你怎么这个亚子”“让我康康”等；缩写拼音的字母词一般不收，比如，“OMG”“瑞思拜(respect)”等。五是正面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在内涵上应该能反映当年民众或某一群体的某种心态，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镜像。

(摘编自《年度流行语评选必须传递正能量》)

    材料四：

年度流行语是一个以年为跨度的社会观察哨。换上历史的广角镜头，流行语的变迁展现出时代的变与不变。以科学技术领域为例，从几年前的“互联网+”“引力波”，到时下的“5G”“区块链”，日新月异的革新不断拓展着生产生活的疆域。从“两弹一星”“陈氏定理”，到“神舟飞船”“港珠澳大桥”，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辉煌历程的生动注脚。流行语持续更新，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铁人精神”还是“蛮拼的”态度，无论是“个体户”首吃螃蟹还是“创客”掀起创业热潮，拼搏奋斗的精神始终不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不变，这些都将汇聚起推动中国向好发展的磅礴力量。

新与旧，小与大，变与不变，道出了流行语背后的辩证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临近年末，很多机构相继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年度热词，其选择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流行语只能投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全部。流行语选择愈多样、变化愈快速，越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进步的多样性，越说明中国具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摘编自《流行语中的时代活力》)

材料一：

人类擅长分析，但机器可以做得更好。机器可以分析数据，并针对不同用例需求找到相应的规律——不管是诈骗信息识别、垃圾邮件检测、预测快递送达时间，还是为你推荐可能感兴趣的短视频——而且它们还在不断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机器被称为“分析式人工智能”。

但人类不仅擅长分析，还擅长创造比如写诗、设计产品、制作游戏与编写程序代码。以前，机器在这些方面无法与人类抗衡，它们只能做些分析型或机械式的认知计算。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工智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机器已经可以创造有意义并具备美感的东西了。这一新型的人工智能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机器并非如之前那样仅分析已有的数据，而是生成了全新的东西。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正在变得更快、更便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其生成的结果比人类创造的还要好。从社交媒体到游戏，从广告到建筑，从编程到平面设计，从产品设计到法律，从市场营销到销售，每一个需要人类原创力的行业都将有可能被颠覆。某些岗位将完全被生成式人工智能取代，有些则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更好地进行人机协作。总体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有非常广泛的终端应用市场，帮助人们更好、更快并以成本更低的方式去创作。最理想的情况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把创作与知识类劳动的边际成本降为零，极大提升生产力并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摘编自Sonya Huang、Pat Grady、GPT-3《生成式AI：充满创造力的新世界》）

材料二：

Chat GPT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成果，显示出不同于分析式人工智能的若干新功能。比如，生成对某一问题的回答从而成为聊天高手，生成人所需要的文案或艺术作品从而成为写作或创作助手，生成计算机程序代码从而成为编程能手……它正在不断成为“知识生产”甚至“创造性工作”的断载体，以至于被视为横空出世的“新物种”。

其实，Chat GPT的生成功能根源于机器学习算法，迄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基于这种算法，是经验主义或归纳逻辑的认识论原则在算法理论中的体现。不同于分析式人工智能所遵循的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从个别中归纳出一般，从大量的数据训练中形成模型，然后用这种模型去“指导”对新的个别的认识。

当Chat GPT以生成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时，确实显示出与以分析的方式处理信息时的不同效用。然而，是否一旦具有生成功能，人工智能就可以威力无穷？并非如此。其一，生成有生成的长处，分析也有分析的长处。两者在人类智能活动中是互补的，在人工智能中也是如此。其二，即使是生成，也要进一步看是“何种生成”。就智能的生成性来说，也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如果将Chat GPT的生成性与人类智能的生成性相比，它还只是一种初级的生成性，较人类智能的生成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还不能实现后者的创造性生成。

从严格意义上看，Chat GPT的生成只是信息的生成而非知识的生成。哲学界一般认为，知识是“被验证的真信念”。Chat GPT所生成的东西，既未被验证，也不一定为真。事实上，它常常会输出错误的答案，生成一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它不像分析式人工智能那样基于演绎推算在输出结果上具有唯一性，而是会因归纳和综合材料的变化而使生成结论也发生变化。当归纳或综合了错误的歪曲性的信息时，就会生成“扭曲事实”的错误结论。所以，至少在目前的水平上，Chat GPT所做的“工作”只能算是“信息的加工”，所生成的是“新信息”而非可靠的“真知识”。

Chat GPT的生成是一种“从有到有”的生成，即一种“有”生成另一种“有”，而非“无中生有”的生成。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成，是“无中生有”的生成。Chat GPT的生成，是将“既有”的东西经过浓缩或转译后生成为另一种“有”，无非是“既有”的改头换面，这是只具备初级智能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人则不然，在少信息甚至无信息的情况下，人类智能也能生成有，形成全新的信息或知识。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生成”。

Chat GPT生成能力的增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机之间的主客关系。它并没有形成可以与人的创造性生成智能媲美的能力，因而也没有从实质上取代人的智能和职能，两者的关系仍旧未变：人是Chat GPT的使用者，Chat GPT是人的工具；人提出问题，机器生成答案，答案服务于问题，机器满足人的需要。另外，Chat GPT只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生成了类似人回答问题的文本，还不可能生成自我意识、主体意向、动机欲望。而人在应对环境的智能活动中，是不断生成自我意识的，而这才是“高端生成能力”即创造能力的本体论根源：所以，Chat GPT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上。从本质上，它仍然只是模式识别技术，是机器学习算法范畴内的模型和场景应用的一次飞跃，还够不上“革命”的称谓。

但即便如此，Chat GPT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将机器思维的长处发挥得更透彻，借助它可形成人与机器之间协同式、互联式的知识生产，造就混合智能或脑机互惠的新形态，由此进入人机分工的新阶段：由智能系统更多更高效地完成工具性的智能工作，人类则能够更充分地发挥自己作为主体的作用，即向技术系统提出任务、设定月标、启动其运行并享受其带来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Chat GPT恐惧”和“Chat GPT崇拜”一样，都是不必要的。

鉴于此，一方面Chat GPT确实因为对机器智能生成性的新开发新应用，展现了新的功能甚至新的神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生成仅仅是智能模拟的初级功能，还不是真正“知识创新”意义上的知识生成，所以需要以平常心看待它的意义，需要在Chat GPT的“附勉”热湖中加以必要的“祛魅”。

（摘编自肖峰《何种生成？能否创造？——Chat GPT的附魅与祛魅》）

在汉语中，“青春”这个概念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存在已久。“青春”一词在本质上是一个隐喻。它的字面意思是“青色的春天”。1916年，《新青年》九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作者李大钊在文章起首就给出了关于“青春”意义的迷人描述。

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李大钊和其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和写作的知识分子可以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代表那种旨在于未来几十年间改变中国的新文化。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成功地把自身关于时代精神的看法，以清晰而生动的方式，凝练成了一个简单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符号——“青春”。李大钊的文章用醉人的诗意话语凸显了“青春”的生机与美妙，这个汉语隐喻具有一种焕发新生的巨大力量，它被用来表达希望与未来。在对万象更新的呼吁中，作者把青春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变革符号，它具有无穷的象征力量，影响无远弗届：从自我到家庭、国家、人类乃至整个宇宙。

“青春”的另一个衍生的、隐喻性的用法，是对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命名，把年轻的时光视为“一生中的春日”，凸显其生机和活力。潘尼的一首诗，对比了陆机的年轻朝气和自己的年迈状况：“予涉素秋，子登青春。”在这里，青春总是代表着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人人都永远珍惜、赞美着它，这成为传统文人最喜欢的母题之一。但同时，它所代表的东西就像青少年时期本身一样，也是短暂而易逝的，比如，《牡丹亭》和《红楼梦》中都出现的年轻女子的伤春之情，象征着对自身青春将逝的伤感。

“青春”的后一种隐喻性的用法慢慢地取代了它的字面意思。这个变化发生在民国初期。李大钊1916年的文章依旧包含着“青春”的这两种意味，虽然它的重点显然已经从春日转向了青春的活力。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的新文学中，“青春”明显已经只具有隐喻性的含义，而失去了其指代春日的字面意义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巴金在其鸿篇巨制《激流》第二卷中的宣言“青春是美丽的”。

与“青春”相关的另外两个词是“少年”和“青年”。“少年”一词源于单字“少”，它可以和其它许多字组合，来指代不同的年轻身份。在传统文学里，“少年”的使用频率要高于“青年”。它在古时的用法和“青春”一样，更具体地指代一个人年轻的特质，在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时，“少年”依旧是指代青春的标准用词。这篇文章暗指着清代诗人龚自珍的长诗《能令公少年行》，诗中为青春描绘了一幅光辉、崇高的文学形象。当梁启超决定将自己的笔名从“哀时客”改成“少年中国之少年”时，他同样召唤着“少年”的蓬勃力量，希望以此摆脱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带来的幻灭感。梁启超用这个充满朝气的新笔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少年中国说》。它在晚清进步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把“少年中国”变成了一个世所公认的，用于推广民族复兴之理念的新名词。“少年”一词也在晚清政治话语和文学写作中流行开来。梁启超的同辈们竞相自称“少年”，以彰显他们激进的政治觉悟，不论他们实际上分属何种政治立场。

民国初年，“青年”渐渐取代“少年”，成为指代年轻人的标准语汇，“少年”则慢慢被窄化为特指青少年的符号。触发这一变化的，无疑包括《新青年》的崛起，以及这份杂志所吸引、塑造和询唤的特定青年群体(尤其是学生)的成型。据钱穆所言，“青年”一词的风靡，应当归结于“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的出现。桑兵曾把现代学生在中国的出现，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联系起来，后者使得现代学堂成为接受教育的唯一选择。新一代的“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追寻自身的理念，拥抱《新青年》所倡导的启蒙思想。在这一语境中，当“青年”被用作现代学生或“新青年”的专有代名词时，它就成了“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类型的青年的出现，他们与先前的世代截然不同，不像梁启超的晚清“少年”依旧先在中国的旧学传统中得到训练。自新文化运动起，“青年”代表了一种比“少年”更激进的现代身份。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中如火山爆发般的政治激进行动很快使新文化运动升级为全国性现象，“新青年”也逐渐成了一个集体名称，指向了抛弃儒学传统，追寻更富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进步青年那不断增长的力量。作为一个集体身份，“新青年”的形象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话语实践和政治实践的产物，后者为前者抹上了激进的政治色彩。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学中，“新青年”常常指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他们或是教育者，或是革命者，拥抱民主与自由的新思想，就像叶圣陶的《倪焕之》里的主人公一样，眼中灼烧着理想主义的火焰，执迷于对生活的新开端的渴求。自1920年代起，这种青年主人公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出现，并主导了它的情节发展。

(摘编自宋明炜《“青春”及其现代形式——〈少年中国〉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