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兽”。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

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数量分布估值分布：

材料三：“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

    “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

    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弭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

    “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

    “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

材料一：

    5月16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人工智能人才短缺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道：“先说一个坏消息，中国在人工智能人才上极度缺乏，几乎没有人才。再说一个好消息是，全世界都缺乏。”

    马云进一步说道，就人工智能而言，我们没有未来的专家，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必须要改革。不能让孩子和机器比谁背书背得快， 记得快。教育必须要让孩子有创造力，有担当，这是机器做不到的事。“我们国家从教育入手，才有可能赢得未来。”

（摘编自《马云：中国没有人工智能人才，所有的专家都是昨天的专家》，2018年5 月16日澎湃新闻）

材料二：

    今天，由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商汤科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慕课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人工智能教育研讨会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会”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等出席发布会，共同见证了这一中国AI教育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现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商汤科技、上海知名高中优秀教师共同编著的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华东师大二附中、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市市西中学等全国40所学校成为首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基地校”。

    国内中等教育体系首次引入AI教材，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国正式迈入基础教育阶段。 由此人工智能这一当今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将走出“象牙塔”，成为每一个在校高中生都可以掌握的基本技能。

（摘编自唐小丽《普及AI教育首部<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教材发布》，2018 年4月28日人民网）

材料三：

    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八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只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怖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 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高阶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编自人民时评《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201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摘编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思想深刻，它关注和探讨的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和必须解决的，不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尽管时代经历了巨大变迁，但中国哲学的思想和价值观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更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譬如，《周易》所体现出的辩证思维模式，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还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是生命之学、智慧之学，不但“源远”，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最能体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并对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哲学称为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长达三千年，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建筑雕刻、民间风俗、民族心理、审美方式、行为习惯等，无不受到传统哲学的熏陶和影响；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反思，都是通过传统哲学加以反映、提升和总结的。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在按照自身轨迹发展的同时，逐渐传播到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其国民很早受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不无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又突破东亚文化圈，通过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人的传播，东学西渐，远播欧洲，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二百年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以及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

当前，西方社会又一次表现出了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世界各国把关注的目光再次转向了古老的东方，转向了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转向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就是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和养分，以达到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目的。譬如，“以人为本”“协和万邦”等中国哲学智慧，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普通群众都有亲身感受，从内心深处再一次强化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量，更凸显出中国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世界上的智慧在中国人的脑袋里”。从根本上讲，中国哲学就是有着大用的人生智慧之学。冯友兰曾说过：中国哲学必将大放异彩。

（摘编自陈先达《中国哲学的时代魅力》，有删改）

材料一：

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我们传统的教育。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培养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有了这样共同的价值观，这个民族就能够凝聚起来。大家有共同的价值基础

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强大不是经济强大，不是技术强大，不是政府强大，国民都是明是非的，国民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体面的生活

读先秦诸子，就是让当代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个有良知的人。你在工作中、生活中，一定要带着你的良知。假如你把良知丢失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能给你安一颗心。给你安一颗有良知的心，给你安一颗有道义的心，然后你才能明白，怎样才能真正地体面地生活着。

所以在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我们为什么要读传统经典，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体面的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的崛起。

（摘编自鲍鹏山讲演稿《我们为什么要读诸子》，有删改）

材料二：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理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都与《论语》一脉相承，主要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他们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文章的影响。“韩文出于《孟子》”，韩愈、苏轼等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秦说理散文，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摘编自《中国文学史》，有删改）

材料一：

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指引下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强调处理人的价值危机的特殊教育实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价值教育关乎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关乎社会的价值秩序与价值理性，关乎民族的价值坚守与价值理想，对于丰富人的生命意义、标注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及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价值教育在我国的出场有着深厚的实践根源与深切的理论吁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价值偏差以及价值观扭曲等现象，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等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价值教育是应对当代科学技术挑战、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倡导实施更加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和幸福体验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价值教育实践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从“荣誉”“忠诚”到“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转变，反映的是从封建等级制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

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差异。人们对价值范畴和价值教育的认识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揭示了背后的深刻原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意味着，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价值教育的实践开展以及对于价值的诠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守正创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价值教育中。

价值教育具有共时性差异。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不同，价值教育的实践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在美国，价值澄清理论影响深远，人们多从道德教育、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教育。我国的价值教育研究与实践向来注重道德教育，这既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及实践根源密切相关，也与道德价值处于价值教育中心位置密不可分。当前，我们正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在此过程中，价值教育理论与实践要致力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价值教育的实践中，既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价值，也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增强发展的辩证性，使全体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提升价值追求、丰富价值生活、厚植价值家园。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依据。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也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作为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价值观念的生成、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即使不是完全同步的，也一定是同向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利益诉求的价值范畴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也是为人的社会实践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引导下为了处理人的价值危机、厚植人的精神家园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价值教育要立足实践、适应实践，也要服务实践。

当前，世界各国已采取榜样示范、情景创设、价值澄清等方式拓展价值意义空间，强化受教育者对善的行为的认知和体验，提升价值教育的实效性。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景正发生深刻变化。实现价值教育的目标，需要将价值教育的核心精神全景式融入社会成翼的各类生活化场域中，使受教育者在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中通过持续的价值反思将价值进行内化，从而提升自身的生命质量、生命价值。

（摘编自靳思远《价值教育的哲学叙事》）

材料二：

任何价值教育理论，如果无法很好地指导教育实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通过分析规律阐释清楚实践层面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样才能对提出和完善价值教育的方法途径给予有力指引。

首先，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让受教育者能从日常的正当行为中获得激励感”的问题。施教育者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及时有效地对受教育者的行为赋予意义是衡量价值教育成效的关键一环。现行教育体系已经采取了很多方式，比如表扬、评优、主题活动等，这些方法实质上是在受教育者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其对正当行为的体验。

再者，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接受的就是施教育者教的那样”的问题。受教育者关于价值教育的接收是多元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受教育者接受并建立价值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个体”，既要关注施教育者个体，又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关注施教育者的要点是言行一致，这才是最有感染力的价值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要点是个性化培养，价值教育应当比智能教育更加重视因材施最，应当更加重视构建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和学习体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教育者的行为予以跟踪评估，以确定受教育者是否在自己头脑里形成了应有的理性建构。

还有，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头脑里建立的价值体系具有延续性”的问题。价值教育有些成分是具有时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体系”，一方面要构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要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体现现代性，应当深入挖掘本民族、国家历史上重要的价值教育元素，并与当下时代的特征密切结合；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受教育者一生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儿童、青少年，也要关注非学龄段人群。

（摘编自李一希《论价值教育的逻辑》）

材料一：

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历来被视作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初声。“君子”人格的极成，不仅仅是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修己以敬”），而且必须贯达在“安人”与“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之中。孔子特别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表达了对“修己以安百姓”的审慎态度。对此，孔子回答子贡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时的一段话——“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可为佐证。“仁”与“圣”的分际，表明孔子心驰神往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的原因，与其说是执政者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超凡入圣的道德品格，不如说是他们能够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施政原则。

孟子的内圣外王建立在性善论与民本论的基础之上。表面上看，由“不忍人之心”向“不忍人之政”的扩充，即“内圣”极成“外王”的过程。但是，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在回答齐宣王询问“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对“保民而王”有详尽的论述。他认为，若想达成“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的外王效果，需要在实施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并将此心贯注在“制民之产”的经济制度、“薄赋养民”的福利措施、“由养而教”的政治原则之中。孟子的理想世界包括内外两面——内而根于仁心，外而发为仁政。不可否认，“道德”在孟子思想中有着超乎“利”“力”的优先地位，但若因此认为孟子的政治领域即道德领域的延伸，却是曲解了孟子，因为他在肯定“道德”的同时，仍然坚持“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孟子并没有否认“先王之法”和圣人的“规矩准绳”，他强调的是在此基础之上再“继之以不忍人之心”。

与孔子相较而言，孟子标举的“内圣”似乎更加容易达致。在其与齐宣王的对答中，宣王多次强调“寡人有疾”，表示由于自身缺陷难以施行仁政的主张。孟子并没有对“好货”“好色”“好勇”之“疾”予以严斥，而是强调要“与民同之”。可见，孟子强调的是政治主体必须发动内在的“不忍人之心”这种驱策力，在具体的为政过程中关注社会大众的福祉，尽力谋求“外王”的实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忍人之心”并不等于内圣道德的完满体现，它是“内圣”与“外王”两个相互涵摄范畴的共同基点。

(摘编自黄建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

“天人合一”无非是要求人如何做人，达到超凡入圣。儒佛都讲超凡入圣，道教到宋明以后也讲超凡入圣，儒、释、道都讲超凡入圣，所以圣人是中国人格境界最高的人。由于中国哲学认为圣人是最高人格，是最有道德、最有学问的人，从传统哲学看，这种人最适宜做王，因此就有内圣外王之道。近代的一些学者，很多人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或中国学术的根本，梁启超读《庄子·天下》时就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一语最早出现在此篇，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学术的根本。

我想，中国哲学的长处与短处都表现在此。中国哲学的长处是非常强调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应该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因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但是内圣之学能不能推出外王之道来呢？我想是不行的。如果“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定走向泛道德主义。儒家学说从某个角度来看，具有非常浓厚的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因此，从中国哲学的过去可以看出一点来，把道德政治化，另一方面把政治道德化。把道德政治化，从中国历史看，往往美化了现实的政治；把政治道德化，使道德屈从于政治。

我想，内圣外王之道并不见得是中国学术的精华。内圣是很重要的，把中国传统哲学定在内圣上，非常恰当。由此推出外王之道，可能非常错误，这就导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缺乏法治，它所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品德是否特别高、特别好。依靠这一点，我认为内圣和外王应该包含不同的内容，它应该是两套，不可能是一套。

因此，我把儒学定位在内圣之学上，儒学对现代的意义是内圣之学。我们应把内圣和外王分开，圣王都是假想的，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圣王，只有王圣，就是统治者把自己认作圣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原因就在于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要使儒学发挥所有的功用呢？只要能发挥应有的功用就可以了。当然，对道家也该如此。现在的误解是，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民主观念，事实上中国古代只有“民本”思想，那不是现代的民主。

（摘编自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