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也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肉体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材料一：

    现在，全媒体正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摘编自习近平讲话《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第6期）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三：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人的第信息源，全媒体不断发展，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重组着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链条，一个“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渐行渐近。

    人民日报全新改版、全彩印刷，推出融媒体工作室机制，组建了“一本政经”“麻辣财经”等45个专业化、垂直化的品牌工作室，做大做强报网十多种载体，覆盖用户7.86亿人次；新华社自主研发推出“快笔小新”机器人写稿系统，并发布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和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播一

    “Al合成新闻主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先进技术为引领，深入研究运用人工智能、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全力推进4K超高清电视技术体系建设，牢牢掌握核心技术研发应用主动权，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日报社践行“深度融合、移动先行”理念，把一份发行70万份的英文报纸转型升级为一个覆盖2亿多海内外用户的全媒体宣传平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众声喧哗的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主流媒体手握的是“金话简”。把握时代大势，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媒体融合的大手笔正等待我们去创造。

    （摘编自《勇立潮头，推进全媒体时代“融合+”》，人民网2019年1月28日）

    材料四：

    美国最早的媒体融合试验成果是“坦帕新闻中心”。2000年3月美国媒介综合集团（Media General）成立“坦帕新闻中心”，将旗下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安置在同一座传媒大厦中。各家媒体员工、办公区域和运作机制保持独立的前提下，该集团在大厦中设立了新闻编辑部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在报纸、网站、电视台之间实行资源共享，互相配合进行新闻的采集、写作和共享，不仅大大降低了新闻生产的成本，更优化了报道效果和时效性。在“坦帕新闻中心”这一媒体融合范例的带动下，美国涌现了多种媒体融合模式。

    整体上来看，美国媒体融合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技术驱动的内容融合：美国各大媒体积极利用传播新科技，深入挖据用户需求，对新闻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和价值延伸。《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等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实现了报网联动，优化了用户体验，增强了用户粘性

    需求导向的生产方式融合：美国不少传统媒体以移动互联用户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实时新闻信息，争做“24小时全天候运转”的新型媒体。CNN、《芝加哥论坛报》《今日美国》等均实现了24小时新闻直播或滚动实时新闻报道，并根据用户阅读习惯有效地安排了新闻内容发布时间。

    市场趋势下的传播平台融合：越来越多的数字阅读受众流向新闻网站以外的渠道，新闻供应商正在跟进其转移动向。为了接触更广泛的受众，2007年开始，CNN与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成熟社交网站合作，进行新闻直播等与用户互动；NBC、CBS与Twitter进行了互利共赢的合作；NBC环球与Vox Media、BuzzFeed等新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

（摘编自新元智库《美国媒体融合发展模式与案例分析》）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

材料一：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遍布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更活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乡土、我们的语言、我们的风习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深刻体会古老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与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的重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中华文明彰显积极性，体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人要以天为榜样，对人生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华文明还彰显实践性，体现为注重经世致用。孔子在古代被视为“圣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努力以自己的品格和言行改变社会风气，希望“天下归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不同文化崇尚的东西存在差异，有的尚文、有的尚武、有的尚德、有的尚一、有的尚化。不同的崇尚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发展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自己崇尚的东西。如《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庄子的“与时俱化”等名言，就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化”的推崇。尚化让中华民族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积极包容和学习不同的事物，并且不惧变化、勇于变革，从而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一是君子的人文精神。君子多指受过良好教育、道德比较高尚的人，被认为是完美人格的典范。二是中庸的辩证精神。中庸的“中”指的是准确、不偏不倚，“庸”指的是平常、正常。三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神话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说，历史中的赵氏孤儿、卧薪尝胆等故事，都体现了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艰苦奋斗、百死不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

今天，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贡献强大文化力量。

(摘编自王蒙《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材料二：

中国是流动性社会，历史上多民族在跨区域流动中繁衍生息、友好互动，在多民族频繁接触和密切往来的互嵌居住格局下，传统文化得以转化创新。统合与分化更迭中，历代中央政权注重以儒家文化治国理政，“儒家学说自汉代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经过不断完善，到宋代又经历了新的改造，而且日益具有生活伦理规范的意义和社会教化的功能。”其倡导儒家宣扬的“天下一家”“仁政爱民”“忠孝为本”“血亲人伦”“崇德尚义”等伦理观念，适应“大一统”需要，在社会动荡和战乱纷争中，有效消弭民族冲突和地方割据。历代统治者以尊孔崇儒确证身份，祭祀孔子、修建孔庙、设儒学、行科举。在民族地区，主要通过迁入这一地区的汉族人传播、中央王朝委任官员推行思想教化、地方开办官学教育等方式，传播儒家思想，促进文化互渗。

多民族聚居区云南建水孔庙的兴建，是儒家文化流入民族地区，实现文化融合与文化共享的典型。据《重修指林禅寺碑记》记载，云南“隔越中夏万有余里，而临安尤极要荒之外，密迩交广，南向望元江、车里、八百诸夷”，因距离中原较远，管辖难度大，所以采取“罢宣慰司置府以理其民，立卫以总其兵，文武并用而威德兼施，并建儒医阴阳诸学，俾志学游艺者有所归就”的措施对当地进行教化和管辖。儒学以教育和教化方式，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内化于当地民众庙学、洞经、祭祀等日常生活和社会建设中，成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生活的重要文化基础。

人群流动下儒家文化影响力在中原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民间戏曲———迪庆维西大词戏中亦有体现。大词戏以儒家“忠孝节义”价值理念为底色，在传播过程中借鉴纳西族和汉族的山歌小调，以及藏族、傈族和纳西族等舞蹈动作，展现出地方多民族文化的互融共通特质，有《精忠岳传》《日连寻母》《岳母刺字》《平天下》等剧目。在青海士族文化中，受明代军屯和移民影响，以庆祝丰收为目的的纳顿节也有儒家忠义思想的身影。如纳顿节俗三国军傩戏《五将》《三将》《关王》，在关羽、刘备、张飞、曹操和吕布的战斗叙事中，歌颂关羽的英勇和忠义，展现儒家文化与士族文化的和谐共融。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生存条件相契合。儒学的运用和传播体现了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交融，在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多民族对民众享有相同文化的认同，自觉将其作为形塑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理念，并转化为共同生活的具体实践，进而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巩固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继富、闫静《基因赓续与价值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