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 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的担保形式，由质库、解库等机构经营。质属于动产担保，它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于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契约交付债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在典期内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出典人也不必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遍，几乎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除买赊卖。从实际效果看，它解决了军需、加强了流通，更重要的一点，它对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构成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对货币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钢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纸币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和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出现了诸如茶引、盐引、交子、关子和会子等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的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凭此类纸质信用工具异地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这些信用工具的使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专卖货物领域能够共同获利，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卖的货物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增加收入、补给军需等目标。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交子、关子、会子到指定的地区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结算。它们的使用，弥补了货币的不足，节省了货币先通需求量。此后这种交子、关子、会子逐步发展为纸币。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径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编自王芳 《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

    ①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重游戏制造了今天复杂疑难的中国的问题。

    ②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思维失效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这秩序就变得非常脆弱而崩溃。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③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关键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用去颠覆秩序，以便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网络和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和灵感，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④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质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那人们还能思想吗？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⑤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然而现代观念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所以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且无效的。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节选自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它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客家围屋是颇具特色的客家民居，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物化体，不仅被建筑学家誉为民俗建筑史上的奇迹，而且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更使历史学家、艺术家及众多的游客为之陶醉。

    围屋主要分布在龙南、定南、全南。围屋以龙南县的最集中和最具有代表性，形式上最全，除大量方形围屋，还有半圆形的围拢式围屋，近圆形围屋，以及八卦形和不规则的村围；定南县几乎各乡镇均有围屋，但较零散，精品少，多用生土夯筑墙体，故屋顶形式也多为悬山，此为别县所少见；全南县围屋基本上采用河卵石垒砌墙体，为了争取到多一层的射击高度，大部分围屋顶上四周砌有女墙和射击孔，以便必要时上屋顶作殊死抵抗。

    客家人是聚族而居的。从其最简单的一明两暗三间过，发展到两堂两横、三堂两横、直至九进十八厅那样的大房子，无不体现其成组向前、向左右不断扩展、延伸的特点。此模式在选址开基之时，就藏下了其发展的势头。这种扩展性反映了客家人希望子孙发达，开拓进取，不断向前的心愿。但无论房屋发展到多大规模，始终是以正厅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前逐步延伸，向左右对称发展。正屋、正厅的体量规模、装饰档次，各横屋和次厅均不能逾越。横屋房门均朝正厅方向开，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体现了客家人因远离中原故土而怀“慎终追远”的心态。

    客家围屋讲究室内外空间的渗透与交融，追求人工与天然的统一，追求理与情的统一。如门前长方形的禾坪，禾坪前半月形的池塘，后面的花坛，这样，由建筑、山水、花木寄情托性组成颇具诗情画意的画面，体现着一种有情调的感性色彩；门口的红色对联和窗户上的各色窗花，则又是一曲和谐的交响乐，既有激情澎湃的旋律，又有委婉舒缓的乐章，将理性与感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围屋是以防卫性为主要特征的民居，如何使围屋易守难攻，是造围屋者苦心孤诣之外所虑的重点。如厚实坚固的围屋墙体，大多外包砌砖石，内皮三分之二厚的生土墙砌至顶层楼时，便收分成环形的“内走马”，以便作战时防御用，就此便体现了两方面的构造艺术：一方面既保证了易受攻击部分墙体的坚厚度，又利用了上部不易受攻击而显得过厚的墙体，做成了一圈“内走马”，另一方面则既节省了建筑材料，又争取到了实用的防卫空间。

（摘编自张玉玲《中国传统建筑——客家围屋》）

    书法是艺术，表情达意是它的重要属性也是它的重要功能。从这个功能出发来进行书法欣赏活动，会给我们一种新的启发。

    书法不是日常实用的写字，它所写的字是利用汉字进行造型，在造型当中提供一个表情达意的平台。书法创作和日常实用写字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是今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写字，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信息的交流，它没有技法、形式等方面的要求，你只要能准确表达、对方能够看懂就行；然而，书法不行，书法是通过汉字的造型、组合，把汉字变成一个美学对象，是以美的形式反映社会、反映时代，所以书法有技法方面的规范、笔墨的规律、构成关系等诸多要求。

    古人对此有这样的界定。李斯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就是说书法创作的时候，其结体要“像其一物”，要像什么呢？他后面接着说：“若鸟之行，若虫食禾，若山若树，若云若雾…… 方可谓书。”只有这样的才叫书法，它不是简单的写字，而是将喜和愁融于心中，有了内心的把握， 才是书法。对此，王羲之则从另一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齐，便不是书法，但得其点画耳。”就是说那些方方正正、横平竖直的并不是好的书法。书法有自己的造型规律，通过造型反映内心世界。

    从先贤们的论断可以看出，书法除了形似、神似外，通过造型注入情感，是使神采产生的内在动力。孙过庭的《书谱》中说：“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也提到：“ 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 这些情性的东西难以表达清楚，但却实在有妙处。因而，书法的创作需要技法、需要形神统一，更需要情感。

    书法的表情达意是通过书法的内容来展现的，对书法内容的欣赏更是书法欣赏中的关键。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例如汉赋、唐诗、宋词、佛经、佛语等，其知识产权各有其主，除非写自己的诗文，否则并非书法家所有。所以我们要把书法作品的文本内容与书法作品的内容分开来对待，只有这样，在欣赏书法的时候才不至于出现以欣赏诗词内容代替书法内容那样的尴尬。

    书法家可以利用汉字的造型来表达情感内容，这首先取决于汉字的自身美。汉字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文字学、训诂学的学问直接影响到书法的创作质量，还有文学修养，以及文学表情达意方式的借鉴等，都和书法家的表情达意息息相关。从书法内部看，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章草、行书、草书还有楷书等，不同书体的造型，都为书法家传达情感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和唐诗欣赏一样，书体之间也可以互相欣赏，互为对比。应该指出的是，书法与文字、文学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

    书法的情感表达与字面含义关系不大。如韩愈欣赏张旭的草书，并没有提到张旭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而是欣赏“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些都是书法欣赏的要义。

（摘编自胡抗美《书法艺术的情感表达》）